第四章 有一种无趣叫仕途
忧国忧民，纸上谈兵
虽然寄情山水的日子让人留恋万分，但心中的那份信念迫使王阳明不得不放弃这种生活——不能就这么混下去了，人活着总得有些追求。
弘治十年（1497年），二十六岁的王阳明打消了归隐念头，离开家乡，再次回到北京。这次，回**在耳边的消息让他坐立不安：蒙古人在边疆闹事了，跑到大同烧杀劫掠，无恶不作。（小王子犯潮河川。己巳，犯大同。）
边关危急，朝廷上下都忧心忡忡，急切地需要派一名文武双全的武将前去戍边。但弘治年间，明朝已经没有了朱元璋当初建国时的勇气和魄力，实力大不如前。休养生息的时间久了，一旦谈到打仗，不管是文臣还是武将都两手冒汗，因为他们习惯了醉生梦死，这种卫国御辱的重担把他们压得爬也爬不起来。
面对国家的严峻时局，王阳明心里很焦急。不就是推举出一名大将，真的就那么难吗？他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感慨地说：“武举之设，仅得骑射搏击之士，而不可以收韬略统驭之才；平时不讲将略，而欲临时备用，不亦难乎！”也就是说，朝廷在选将时只注重你能不能打，忽略了谋略，如今想选一位文武全才的将领，自然就难办了。
边患危机让王阳明意识到兵家之学的重要，他感到只专心于“心”学是不够的，于是，他开始学习各种军事典籍，把骑马、射箭练习得更加娴熟。
其实，王阳明少年时就娴熟骑射，而且也接触过兵法。他不仅仅只是个书生，在余姚读书时，一个叫许璋的私塾先生就曾教过他骑射，还跟他讲过很多军事理念。许璋，字半圭，明代上虞人。他性格淳厚，吃苦修行，曾是王阳明在余姚的塾师，传授王阳明奇门遁甲诸书与诸葛武侯战阵之法。
王阳明有这打底子，再钻研兵法，自然就是小菜一碟。后来的事实证明，在克敌制胜时，心学和兵道是可以画等号的，王阳明的纸上谈兵是纸上谈“心”。
不管做什么事，只要专注，一定会有奇效。王阳明就是如此，既然决定研究兵法，就要有研究兵法的样子。他留心武事，抱来一大堆兵家秘书钻研，比如：《孙子兵法》《尉缭子》《六韬》《吴子》《三略》等。
另外，每当遇到宴席，王阳明就把果核聚到一起列阵势演练，入迷程度可见一斑。一个二十六岁的举人“老爷”在宾客面前做这种游戏成何体统？了解王阳明的人知道他在忧国忧民，不了解王阳明的人还以为他有精神病。当时大家对他的评价是“好言兵，且善射”。
王阳明的努力换来了收获，这时期对兵法的钻研让他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战略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虽然未能成为戍边大将，但后来能成功镇压农民起义和平藩，与这段时间的苦学是分不开的。
明代学者薛侃这样品评王阳明：“具文武之全才，阐圣贤之绝学。”近代学者梁启超也评价说：“阳明先生，百世之师。”能得到如此高的评价，绝非偶然，而是靠实力的。《广名将传》选录了从西周到明代的一百七十多位名将，其中就有王阳明，这足以说明王阳明文武全才，是古代名将之一。
王阳明认为一个将才，应该是道德、心理、智慧、技术都属优秀者，他在治军上主张储备良将，曾这样说：“臣惟将者，三军之所恃以动，得其人则克以胜，非其人则败以亡，其可以不预蓄哉？”在将领的使用上，他主张“隆其委任，重其威权，略其小过，假以岁月，而要其成功”，也就是说，要信任和尊重将领。王阳明熟谙《孙子兵法》，精通战争谋略，他运用《孙子兵法》中“兵无常势”，“因敌而制胜”的思想，从实际情况出发，对不同的作战对象采取不同的战略，往往能取得出奇制胜的效果。
在《明史》中，史臣这样评价王阳明：“王守仁始以直节著，比任疆事，提弱卒，从诸书生扫积年逋寇，平定孽藩。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对于文臣出身的王阳明来说，这是极高的赞誉。
虽然王阳明在对兵法的研究中获得了极大的进步，也获得了后人极高的赞誉，但这段时间他是苦闷的，思想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自念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求师友于天下，又不数遇，心持惶惑。”有这个念头的王阳明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封朱熹上宋光宗奏疏，其中有这么一段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想想自己二十多年的求学经历，王阳明发现自己虽然读了不少书，但没有循序而致精，所以没什么大的收获。既然找到了问题的症结，那么后面的事就好办了。王阳明很快调整了读书方法，按照朱熹开的“方子”，循序渐进，以穷“天理”。
修炼一段时间后，王阳明依旧茫然失措，一头雾水。先有格竹子，再有循序致精，都不能让王阳明有所突破，他开始怀疑自己成圣的目标，从此与朱熹学说分道扬镳了。
初入官场
转眼到了弘治十二年（1499年），二十八岁的王阳明第三次参加会试。这一次他没有再次遭遇失败，终于考中进士，“赐二甲进士出身第七人，观政工部”。二甲第七名也就是全国第十名。从此，王阳明正式跻身于官场，属于他的时代到来了。
在明代以前，历朝历代大体上都沿用了秦始皇创立的君主之下设宰相辅政的政治体制，只是相权的形式和职权的大小有所不同。明朝初年，也基本直接承袭元朝旧制，在中央设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中书省由左、右丞相总理全国政治，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大都督府设左、右大都督，掌管军事；御史台设左、右御史大夫，负责监察各机关衙门。另外，地方上设行中书省，统管地方军政事务。
这种政治体制既然能沿用一千多年，说明它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朱元璋对此有些不满，为了加强君主集权，他开始进行微调，最大的改变就是废除宰相，仿宋殿阁制设内阁。内阁大学士一般三到五人，官阶是正五品，虽然官位比较低，但这些人相当于为皇帝处理文件的秘书，与皇帝走得很近，实际上内阁成了最高的权力机关。
朱元璋、朱棣父子深知江山得来不易，所以辅官阁臣都只是起顾问、参谋的作用，自己仍旧亲自批示奏章。但后来的皇帝越来越懒，逐渐衍化出票拟制度，即令内阁大学士用小票墨书，对章奏草拟出处理意见，贴在各种奏疏的封面上，再上报给皇帝，由皇帝审定后，让太监用红笔写出，称为批朱。结果给宦官干政大开方便之门。
明末的魏忠贤，或乱批，或假传圣旨，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宦官架空内阁，或者说凌驾于内阁之上，掌握着最高的决定权，结果导致朝政越来越腐败。这种结果不是朱元璋愿意看到的，但他不是神，岂能料到百年之后的事情。
再看王阳明，他被分配到了六部之末——工部见习。工部是一个掌管营造工程事项的机关，既然是搞建设，那么就有不少油水可捞，是个难得的肥差。
虽然历朝都属工部最富，许多为官者都想在工部谋个差事，捞几笔，让自己的腰包鼓起来。但王阳明视金钱为粪土，志不在此。他不甘平庸，一心想创建一番功业，虽然是一个实习生，也干得热火朝天。
这年秋天，工部特派王阳明去督造威宁伯王越的坟墓。
王越，字世昌，身材高大，力气大善于骑射，颇有雄才大略。
据说，当年科举殿试，王越早早就答完了试卷，不巧的是，刮来一阵狂风，试卷嗖地被刮跑了。在这种关键考试中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可怎么办？如果是常人，也许早就乱了阵脚，但王越是强人，他没有丝毫慌乱之色，随即奋笔疾书，在剩下不多的时间内又写好一份考卷，最后惊险入围进士行列。
这事儿还没完，没想到这年秋天，朝鲜使臣进京朝圣，竟然把王越的试卷又带了回来。小小的试卷竟然从京城飞到了朝鲜，又被人拾起带回京城，这真是不可思议。单单一张试卷就如此神奇，王越就更是一个传奇了。
虽然王越以文官入仕，却拿起兵器，当了武将。他曾经两次领兵深入河套地区，与北元 [2]作战，多次击退蒙古军队，威震四方。他一生战功卓著，为保卫明朝江山立下汗马功劳，被封为“威宁伯”。
对于这样的英雄，王阳明是极其崇拜的，在没有考中进士之前，他就曾读过有关威宁伯王越的文章，对于王越的才学和武功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有一天晚上还梦见威宁伯王越送他弓箭和宝剑。
如今，王阳明成了“包工头”，为强人王越督造坟墓，他岂能为自己脸上抹黑？所以，他没想着吃多少回扣，捞多少油水，反而秉公无私，不仅不贪污公款，还为国家省了不少银子，真可谓尽职尽责。除了为国家节省银子外，在闲暇之余，王阳明还组织民工演练“八阵图”，比之前把果核聚到一起列阵势演练直观得多，他的统御之才在这里也得到了实践。另外，这次的监工经历让王阳明明白：若想干大事，就要指挥更多的人，拥有更大的权力。
上边务八事
王阳明虽然是工部的官员，但并不仅仅局限于工部的事务，他还会考虑户部、兵部的事情。在别人看来，他这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其实，王阳明之所以这么做，无非是忧国忧民，不想只当个“官混子”，除了喝喝茶、看看闲书，就没啥要干的了。他要把自己所有的光和热都毫无保留地奉献出去，为大明江山的稳固尽心，为天下苍生的幸福尽力。
这年，天空有彗星出现，京城内外，人心惶惶，不可终日，都以为大祸将至。而且边境不再安宁，虏寇猖獗。皇上急得茶饭不思，一边向天祈祷，一边向臣子们寻求良策。
主忧臣辱，作为臣子就应该为皇上分忧，于是，王阳明就针对当时朝廷死气沉沉的现状，上了一篇《陈言边务疏》，现摘录一段：
臣愚以为今之大患，在于为大臣者外托慎重老成之名，而内为固禄希宠之计；为左右者内挟交蟠蔽壅之资，而外肆招权纳贿之恶。习以成俗，互相为奸。忧世者，谓之迂狂；进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刚直之气，而养成怯懦因循之风。故其衰耗颓塌，将至于不可支持而不自觉。今幸上天仁爱，适有边陲之患，是忧虑警省，易辕改辙之机也。此在陛下，必宜自有所以痛革弊源、惩艾而振作之者矣。王阳明认为：现在的大臣们不思进取，争名夺利，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的家人和亲戚朋友利用特权赚取不义之财。社会风气日益变坏，大家都养成了因循守旧、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江山社稷已经到了即将崩溃的边缘，但当权者却一点都没有察觉，依然歌舞升平、醉生梦死。改革变新势在必行，只有革除弊政，选贤任能，锐意改革，才能救大明于倒悬，救万民出水火，让江山社稷代代相传。
王阳明的见解深刻而尖锐，他不仅提出改革建议，而且紧接着提出了改革的具体措施，供皇上参考，这就是所谓的“上边务八事”：一曰蓄材以备急；二曰舍短以用长；三曰简师以省费；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严守以乘弊。
这些建议具体来说就是：
第一，建立军事后备人才，以备不时之用。他自己就非常愿意成为这样的人才，随时响应国家的号召。
第二，用人要不拘一格，古人云：“事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所以，王阳明认为，用人不可求全责备，要充分发挥人才的长处，一定要具有慧眼识人才的本领。
第三，精兵简政，节省费用。战争就是烧钱，虽不要轻易言战，但也不能惧怕敌人的侵略。兵贵精不贵多，王阳明就此提出精兵简政的主张。
第四，军队屯田。敌人来了就戎装待发，敌人退去后就让将士们屯田。这样，既可以减少向边关运输粮草的麻烦，也能保障边关守军的粮食供应，从而与敌人持久相持。
第五，赏罚分明、令行禁止。一支没有纪律的队伍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如果有法不依，违法不究，后果是很可怕的，虽有百万之众，在关键时刻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所以，为将者一定要赏罚分明、一视同仁。
第六，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激励士气。打了败仗不要紧，关键要抚恤那些阵亡的烈士亲属，让死者无憾，生者感动。然后向将士们揭露敌人的恶行，让我军士气高涨，还会打不败敌人吗？
第七，分清主次，谋大利而弃小利。敌人士气正旺，我军不宜轻易出兵，被敌人牵着鼻子走。不要在意战术上小胜小败，而要把精力放在战略上的胜利，见机行事，我军才能以逸待劳，克敌制胜。
第八、严防死守，见机行事。我军善于防守，敌人善于野战。既然如此，我军就要发挥自己的优势，严防死守，趁机出击。况且，我军刚败，敌人士气正旺，此时不宜再和敌人交战，应当据城坚守，养精蓄锐，然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一定能完胜敌军。
王阳明提到的这八点军事改革主张，阐述了自己多年来对军事研究的见解，体现出了高超的军事才华和治军方略。平心而论，王阳明的这些主张句句切中要害，但人微言轻，他的奏折根本就没有机会摆到皇帝的案头，早被内阁大臣们扔进垃圾桶了。
结果，奏折呈上去后杳无音信。没办法，谁让自己没有手握大权呢，如果手握大权，就不会坐冷板凳了。
刑部新来的年轻人
再怎么说，王阳明也是大明的官员，遭到如此冷遇，他难道就没有怨言吗？其实，王阳明也是人，没有怨言是不可能的。但不同于他人的是，他能全面地看待事物，把心态调整到最佳。
的确，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做事有困难是必然的，有困难才更能展现自己的价值，才能在过程中学到更多。若想成功，就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被自己一时的情绪所左右。
督造威宁伯王越的坟墓这一差事，王阳明完成得非常漂亮，获得了上司与下属的交口称赞。由于上司很满意王阳明的表现，二十九岁时，王阳明便担任了实职，被授为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一职，为正六品。官虽然不大，但握有实权。
虽然官职为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但不用去云南，身在京师处理千里之外的事务就可以了。在明朝，云南是边民生事的多发地点，大小事务杂乱无章，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关于刑部部属的工作，王阳明在《送方寿卿广东佥宪序》中这样描述：士大夫之仕于京者，其繁剧难为，惟部属为甚。而部属之中，惟刑曹典司狱讼，朝夕恒窘于簿书案牍，口决耳辩，目证心求，身不暂离于公座，而手不停挥于铅椠，盖部属之尤甚者也。而刑曹十有三司之中，惟云南以职在京畿，广东以事当权贵，其剧且难，尤有甚于诸司者。若是而得以行其志，无愧其职焉。则固有志者之所愿为，而多才者之所欲成也。
在王阳明的笔下，刑部部属的工作最为繁重，而云南和广东更是难中之难。虽然工作干得很辛苦，但机遇和困难往往是并存的。如果把最难的工作都干好了，那么其他工作就是小菜一碟了。所以，若想有所成就，就要把难题当作机遇，不能被苦难吓倒。
不过，刑部官员必须要面对礼与法、情与理的考验。他曾这样说：“然吾以为一有惕于祸败，则理法未免有时而或扰。苟惟理法之求伸，而欲不必罹于祸败，吾恐圣人以下，或有所不能也。”
可见，如果执法人考虑个人的祸败就会损害理法，只有圣人才能做到秉公无私，公正执法，所以，如何解决“心念”的问题，成为了考验执法人良知的关键。在这种情与理的考验中，王阳明变得越来越成熟。
弘治十四年（1501年），在刑部任职的王阳明奉命到直隶、淮安等府，会同当地巡按御史 [3]审查囚狱案件。这些重犯大多是秋后问斩的死刑犯，王阳明虽然官职不高，却是中央派来的官员，在审囚时有决议权，可以实现自己的意志，这一度让他非常高兴。
通过审案，王阳明发现一些死囚十恶不赦，的确该杀，但也有一些是在严刑拷打下被迫承认自己犯罪的，还有一些早该被处决，因为花了大量的钱财买了命，等待出狱的机会……
王阳明仔细审阅卷宗，走访证人，很快就处理了所有的事。一些重犯在他的干预下翻案，不用问斩；而另外一些花钱买命的重犯被他揪了出来，等待秋后问斩。后来，王阳明的学生为了说明他工作的高效和仁义心肠，用了这么一句话“所录囚多所平反”，可见，王阳明是个实干家。
或许是因为整天审案让王阳明感到太压抑，所以，办完公差后，他抽空跑到安徽青阳九华山，冒雨游览了一番。
九华山古称陵阳山、九子山，山体由花岗石组成，山形峭拔凌空，自然景观美不胜收，令人赞叹不已、流连忘返，素有“东南第一山”的美称。
诗仙李白曾多次游览九华山，看到此山奇秀无比，九峰的形状如同莲花一般，触景生情，有“灵山开九华”之吟，故名“九华”。李白还吟诗“天河挂绿水，秀出九芙蓉”赞美九华山的秀美景色，成为千古绝唱。
当时，明朝政府为了使九华山成为佛教名山，大修庙宇，很多人都来九华山参拜或游览。王阳明在九华山游历多日，他不走大路，偏偏选择羊肠小道涉险寻幽，把九华山的大小庙宇、奇险景观都畅游了一遍。每到一处，触景生情，王阳明自然要作诗表达自己的感叹之情，一路留下了很多诗篇，比如在无相寺，留有这样一首诗：
春宵卧无相，月照五溪花。
掬水洗双眼，披云看九华。
岩头金佛国，树梢谪仙家。
仿佛闻笙鹤，青天落绛霞。
王阳明寻幽探胜，乐而忘返，对九华山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作了一篇为时人传诵的《九华山赋》。在文中，他运用比兴手法，叙述了自己想要建功立业，但世道艰辛，转而产生出世的念头。不过，这不是他的本意，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逃避和消遣罢了。
在九华山，王阳明不仅游览了无相寺、化城寺等名刹，还拜访了许多名人隐士，结交了不少僧人。比如，王阳明与化城寺的实庵和尚颇为投缘，二人志趣相投，寄情于山水之间，好不快活。王阳明还根据实庵和尚的模样、性格，写下了一首散曲式的诗词：
从来不见光闪闪气象，也不知圆陀陀模样；翠竹黄花，说什么蓬莱方丈。看那九华山地藏王好儿孙，又生个实庵和尚。噫！那些妙处，丹青莫状！
既然能写出这种俏皮生动的文字，说明王阳明对外部的世界非常留恋。因为他的这一诗词题赠，实庵和尚竟然在禅林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引起无数人前来瞻访。之后，王阳明听说一位因长年累月不洗头而得名“蔡蓬头”的道士，因为精通炼丹术而远近闻名，他便去找喜欢谈仙论道的蔡蓬头搭讪。自己好歹也是京官，即使不夹道欢迎，也该给杯茶喝吧。但让王阳明想不到的是，他遭到了冷遇，热脸贴了冷屁股。
面对蔡蓬头敬而远之的态度，心理素质非常好的王阳明没有生气，而是继续客客气气地向他请教长生术。蔡蓬头被王阳明黏得实在没办法，便从牙缝中挤出“尚未”两个字，意思是说时机还没有成熟，你就不要纠缠不休了。
王阳明以为蔡蓬头是怕泄露了天机，便让左右随从离开，跟着蔡蓬头到了后厅，接着拜请，没想到蔡蓬头还是那两个字“尚未”。
这蔡蓬头怎么成复读机了？王阳明不信这个邪，继续软磨硬泡。
而蔡蓬头却哈哈大笑，说：“虽然你很有礼貌地拜访我，终究还是一副官相啊！”（终不忘官相。）说完，扬长而去。
“官相”，王阳明脑海中回**着这两个字。的确，这蔡蓬头真是一针见血，说到了他的心窝子上了。王阳明在朝廷任职已经有三年了，希望能有所作为，但黑暗污秽的官场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内心向往那种纯净的仙境。外在的困扰与内心的追求让他陷入矛盾之中，备受煎熬。自己还做不到真正的出世，反映到脸上，就成了蔡蓬头所说的“官相”吧。
除了蔡蓬头，在九华山的地藏洞还有一位奇异的和尚，拿野兽皮当被褥，把松果当食物，不食人间烟火。（坐卧松毛，不火食。）
这还是人吗？是神才对啊。
这种高人，自然是要去拜见的。
王阳明攀岩走壁，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一个黑黢黢的洞中找到了这个行为怪异的和尚。当时和尚正在睡觉，王阳明便坐下来耐心等待。突然，他发现和尚的脚丫子露在外面，为了不让和尚着凉，王阳明揉起和尚的脚丫子来。
和尚觉得王阳明不是酸腐文人，便睁开眼睛，说：“道路崎岖，你是怎么到这里的？”（路险，何得至此？）王阳明说自己想修炼上乘功夫。和尚接着说：“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两个好秀才。”意思是说，王阳明没有求仙的命，要向儒家的周、程二人学习。
王阳明接连碰壁，他开始反思：自己真的走不通仙家路吗？
后来，王阳明重游九华山，再次访问异僧，对方已经不见了踪影。他惆怅不已，发出了“会心人远空遗洞”的感慨。
这次九华山之行，王阳明虽然没能解决自己出世的问题，但他吸取了道家和佛家的精华，为自己思想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与佛老决裂
就在王阳明审决重犯，游览九华山时，一场诗文复古运动正在京城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弘治、正德年间，土地高度集中，百姓生活艰难，流离失所，各地陆续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再加上外族频繁入侵，明王朝面临严重的危机。而八股取士牢固地束缚着文士们的思想，严重阻碍了社会文化的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文学上出现了以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发起的诗文复古运动，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反对当时千篇一律的八股式文章。
虽然诗文复古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扫除了八股文的恶劣影响，但在八股文之外，还有传统的、优秀的古代文学。李梦阳、何景明却一味以模拟剽窃，走上了盲目尊古的道路，成为毫无灵魂的假古董。
面对复古风潮，王阳明是清醒的。他认为“学古诗文”虚而无用，只是白白地耗费生命。他主张从意识入手，让士人树立求圣的志向，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这在一些人看来过于遥远，不如模拟一篇文章来得快。结果，一向惯于盲目跟风的国人疯狂复古，兴起了一股国学热。
人微言轻的王阳明非常失望，既然自己的主张无法得以实现，在文坛上格格不入，再待着连自己都感到无聊了。于是他以生病为由，向皇帝请假，回家养病去了。心智不成熟的人，最乐意做的事情就是抱怨，喜欢把自己放进“怀才不遇”的牢笼里，抱怨连天。不得不说，如今的王阳明就觉得朝廷不识自己这匹千里马，内心多少有些怨气。既然国家不给自己机会，那就只好独善其身，自个儿享乐去了。虽然只是短短的三年，但王阳明却在做官和出家两条路上徘徊不定。当他在官场碰壁后就想到出家，但他却割舍不下亲情，他认为割断孩提时就有的亲情，是毁灭人性。于是，他又直面现实报效祖国救国救民，毫无疑问，王阳明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在余姚待了一年后，王阳明在弘治十六年（1503年）又移居到西湖养病。
西湖一向以风景秀丽闻名天下，历代文人墨客到这里游览，写下不少著名诗篇。宋代大文豪苏轼就留下了“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千古绝唱。
西湖的美景让王阳明的心胸开阔豁达了许多，长期积压在心里的苦闷和忧伤一扫而光。他以儒家入世的精神自励，第一次感到“入世”的愿望是如此强烈，决定要把入世进行到底。有诗为证，如下文的《西湖醉中漫书二首》：
十年尘海劳魂梦，此日重来眼倍清。
好景恨无苏老笔，乞归徒有贺公情。
白凫飞处青林晚，翠壁明边返照晴。
烂醉湖云宿湖寺，不知山月堕江城。
掩映红妆莫谩猜，隔林知是藕花开。
共君醉卧不须到，自有香风拂面来。
在这首诗中，心胸开朗的王阳明不由想起白居易、苏东坡等人在国家利益面前不计个人得失，更不自暴自弃，这让他再度热情高涨。虽然前途风云莫测，但在先贤们的激励下，他变得自信起来，坚定了对理想的追求，决定“复思用世”。
在西湖养病的这段日子，王阳明经常往来于南屏、虎跑诸寺庙之间，对僧人们的内心世界有了一定的了解，认识到佛老空虚误世的另一面。
王阳明听说在虎跑寺有一个和尚坐关三年，不语不视。能把自己封闭三年之久，这太不可思议了，他决定前去拜访一下。
和尚果然名不虚传，如泥塑般一动不动。王阳明没有被和尚的外表所迷惑，他大喝道：“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什么，终日眼睁睁看什么？”
和尚不语不视，王阳明如何听到和尚在说话和观看呢？在人们看来，王阳明有些神经不正常，但接着出现了让人意想不到的情况。
在王阳明的大喝下，和尚被惊得跳了起来。
三年了，总算有人看透了自己，道破了禅机，和尚打开了话匣子和王阳明交谈了起来。
“家里是否还有亲人健在？”
“老母亲还活着。”
“你想念老母亲吗？”
“无时无刻不在想念。”
说到这里，和尚已经泣不成声了。
王阳明轻抚和尚的肩膀，用“爱亲本性”的大道理开导他。
该回家，还是继续修行，这是个问题。
也许和尚正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结果在王阳明的开导下，他选择了前者。在谢过王阳明后，和尚收拾行李回家侍奉老母去了。
点拨开导修行的和尚还俗，这足以说明王阳明要与佛老决裂，回到滚滚红尘中来，向自己既定的目标义无反顾地前进。
主考山东乡试
既然选择了“入世”，就要回到属于自己的战斗岗位。接着，王阳明回到北京销了假，继续当刑部主事。
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
弘治十七年（1504年）秋，机会来了。
声名在外的王阳明被任命为山东乡试的主考官。
乡试是三年举行一次的重要考试。如果考生能顺利通过考试，就能成为举人，这是能否跻身官场的重要一步。对王阳明来说，以区区一刑部主事的身份担任如此级别考试的主考官，自然非常兴奋。这种破例的任命让他对自己的仕途信心倍增。再说，山东是孔孟二圣的故乡，这里精英荟萃，人才辈出。能在齐鲁之地选拔人才，王阳明觉得自己终于可以大显身手了，他要用自己手中的这支笔为朝廷做一点贡献。
王阳明的认真让山东的考生们抓狂了，因为王阳明不按常理出牌，他出的各科题目都很大胆。如第一题的题目是“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这是孔子的名言，意思是：用道义侍奉君主是大臣的本分，如果行不通的话就辞职，卷铺盖回家种地去。
这虽是孔圣人的名言，但不是任何时候都可拿来用的，背景很关键。孔子生活在春秋时代，当时礼乐崩坏，诸侯都不遵循人臣之礼，周天子成了摆设，底下的人就没有死谏的必要了。后来的孟子也主张“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但王阳明生活在大一统的明朝，君为臣纲已经成了天经地义，讲这种“不可则止”的话是犯忌。因为其中包含了士子对君主“道不同不相为谋”的立场，往大了说，就是心怀异心，犯上作乱。
这不是危言耸听，是真的会要人命。当初，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观点，让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大动肝火，派人删节《孟子》一书。如果他还活着，看到王阳明竟然出这种考题，一定会把王阳明大卸八块的。
所以，这种哪壶不开提哪壶的题都是在找死，如果有人“盯着”王阳明的话，他铁定会因为这种高贵的不合作精神而倒大霉的。
不过，幸运的是，王阳明生活的年代，社会气氛和文化环境都比较开明宽容。他针对士人品节普遍滑坡的现实，提出重建“以道事君”的士人原则，得到了以开明著称的弘治皇帝的赏识。
王阳明出众了，但考生们犯难了。对他们来说，就是打破脑袋也想不出主考官王阳明会出这样的“偏题”。当这些秀才们拿到考卷时，整个考场炸开了锅：有的人气愤得直摔毛笔；有的人直揉眼，生怕自己看错了；有人干脆当场交卷——有这么出题的吗？我不陪你们玩了；也有人兴奋得笑个不停，还喃喃自语“老天有眼，老天有眼”……
虽然考生不满，抱怨连天，但没办法，只能怪自己命苦，遇到了“怪人”王阳明做主考官，自己只能硬着头皮答题了。
总之，这次在山东主考乡试，王阳明从出题到录取都坚持“经世之学”的原则。他忧国忧民的情志的确让人感动，也获得了不少赞誉，但最终结果他做不了主。这让他深切地体会到：若想成就大事，手里要握有更大的权力才行。
在返回京城之前，王阳明到济南周边游玩了一次。到了山东，除了去孔府孔庙，泰山是一定要登的。
泰山享有“五岳之首”“天下第一山”的称号。重叠的山势，厚重的形体，苍松巨石的烘托，云烟的变化，使泰山在雄浑中兼有明丽，静穆中透着种种神奇。置身于气势雄伟磅礴的泰山中，王阳明心境大开，精神振奋，他留下了《登泰山五首》，其中第五首这样写道：
我才不救时，匡扶志空大；
置我有无间，缓急非所赖。
孤坐万峰颠，嗒然遗下块；
已矣复何求？至精谅斯在。
淡泊非虚杳，洒脱无蒂芥。
世人闻予言，不笑即吁怪；
吾亦不强语，惟复笑相待。
鲁叟不可作，此意聊自快。
在诗中，王阳明豪情满怀，抒发了自己有志于“匡扶救世”的情怀。
九月，王阳明回到京城，被授予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从六品），管理武将的选拔与升迁。看来，锋芒毕露的主考工作没能一炮打响，朝廷没有给他更大的权力。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毕竟，王阳明人微言轻，而且他提倡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使他很难加入主流，因为上头提拔他这样的官员是要冒风险的。
由于大人物觉得王阳明轻易碰不得，小人物觉得王阳明是异类，结果，王阳明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处境有些尴尬。不过，王阳明非常喜欢军事，能调到兵部工作，也是一件让他很高兴的事情。
京师讲学
对于一般人来说，能到兵部武选清吏司上班，那是相当有面子的。因为兵部不仅掌管着国防，还左右着武官的升迁。天下的官吏不是文官就是武官，吏部管文官，兵部管武官。只要能管“官”，这个衙门就硬气得很，腰杆也会挺得笔直。
自古权钱是不分家的，有权就有钱，有钱大抵也不愁有权，权钱交易，在明朝的官场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在官场待久了，即使秉性不坏的人也难以克制自己的欲望，所以清官成了明朝官场上的稀罕物。
说白了，官场就是一个大染缸，你是同流合污，还是洁身自爱，全靠你的定力。如今，王阳明在油水颇丰的武选清吏司上班，他能出淤泥而不染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他不是一般人，他是大名鼎鼎的王阳明。
按理说，修习兵学也算是个不错的安排，但这与王阳明的理想隔着十万八千里。武学可以发挥王阳明的特长，但六年才一会举，人生能有几个六年？伤不起啊。何况自己能否从众多武职官员中脱颖而出还是个未知数，抱着铁饭碗的王阳明有些郁闷了。
王阳明要让自己活得有意义，不能在官场混日子，他毫不犹豫地做出了抉择：把全部心思都投在了自己的事业上。
既然暂时无望升迁，也不能让时间白白地消耗掉，总得找些事儿干。好吧，先过把当老师的瘾，于是，三十四岁的王阳明开门授徒了。
王阳明之所以选择当老师，不是一时兴起，而是鉴于“学者溺于辞章记诵，不复知有身心之学”的现状做出的决定。人们听说王阳明打算在京师讲学，便拿着精心准备的礼物登门拜师，一时间来者络绎不绝。王阳明心想，既然这么多人看得起自己，愿意听自己传道授业，那就没什么好谦虚的了，于是广开大门，授徒讲学。
在王阳明之前，虽然承宋儒讲学之习，在官学外，也有人私学授受，但讲学尚未成风。而且师友之道废弛已久，学者们大都急功近利，只对八股道学和文章词赋感兴趣，对成圣成贤不感冒。如今王阳明偏偏反其道而行之，首倡“先立必为圣人之志”，提倡圣学。这种怪异的举动在满朝士大夫看来，无非是标新立异，哗众取宠罢了，不足以引为同道。
虽然被看成异类，但王阳明不在乎，因为他在少年时就确立了成圣成贤的理想，如今在这无聊的官场，这种念头更加强烈，几乎每日每夜都在鞭策着他向着自己的理想不断前进。
普天之下，难道就没有人理解王阳明，王阳明注定连一个知己也找不到吗？答案是否定的，一个叫湛若水的人站了出来，他与王阳明一拍即合，二人的关系如同俞伯牙和钟子期。那么，这湛若水到底是何许人也？这要从他的师父陈白沙说起。在明朝中期，“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人大有人在，而且这类人往往身居高位，把持朝政，祸国殃民。世风日益败坏，照这样下去，国将不国。
在程朱理学占据了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思想界如同一潭死水的情况下，陈白沙杀了出来。他经过十年苦学，静坐冥思，舍繁取简，把握了心与理吻合的关键，学问与修养取得了质的飞跃。他不仅向大家推荐陆九渊的“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的著名论断，自己也提出“天地我立，万化我出”的心本论、“静中养出端倪”的功夫论。只有先弄明白了做人的根本道理，才能无往而不利。这种思想一经发布，就激起千层浪，在明朝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陈白沙一心研究哲理，重振教坛，而四方学者纷纷前来入学受教。陈白沙设教十多年，不少学生得益于他的教诲，后来成为朝廷的栋梁柱石。而在陆九渊和陈白沙的提倡下，王阳明的心学即将横空出世。
湛若水，字元明，号甘泉，增城（今广东省增城县）人。父亲早逝，湛若水由母亲抚养长大。他自幼聪敏，虽然十四岁才入学，但二十七岁就中举了。他在二十九岁时拜在陈白沙门下就学，潜心研究心性理学，数年间学业大进。弘治十八年（1505年）考中进士，入翰林院当庶吉士。这时，王阳明被授予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相同的志趣让二人一见如故，并以“倡明圣学”为目标，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心神相交的深厚友谊。
王阳明与湛若水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都认为心即是理，涵养体认的功夫唯在心上做，从而把自己的学问称为“心学”。
不过，二人的主张也有一定的区别，黄宗羲《明儒学案·湛若水传》中记载：“阳明宗旨致良知，先生宗旨随处体认天理。”可谓一针见血，指出对“天理”与“良知”的理解是王、湛论学的根本不同所在。
虽然在一些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但王、湛二人的学问之旨趣大体相同。对本体理解的一致，决定了他们并不以其区别为分歧，这就为相互调和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王阳明曾给湛若水写信：“随处体认天理是真实不诳语，鄙说初亦如是，及根究老兄命意发端处，却似有毫厘未协，然亦当殊途同归也。”而湛若水也主张“良知必用天理，天理莫非良知”。所以，这些分歧并没有促使二人成为对立的不同学派，反倒让他们成为亲密朋友，一起讲求身心之学。
王阳明对人这样说：“守仁从宦三十年，未见此人。”
湛若水对人这样说：“若水泛观于四方，未见此人。”
可见，二人对对方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大有惺惺相惜之感。
王阳明决定从被八股化了的理学中突围出来，让大家都接受真正的圣学，在思想界掀起轩然大波。他所采取的方式是效仿孔夫子办学，确定的师友之道就是“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和湛若水的相会让他更加坚信圣学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
就在王阳明为自己的理想努力奋斗时，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即将到来，他不幸成为了被迫害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