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如何应对灾荒
在经过这次灾荒后，王羲之开始思考灾荒发生的原因，以及应对的方法。他发现，天灾发生不是人力所能控制，那么就要注重事前的防范和事后的处理。
从前只要遇到荒年，当政的人便将灾民迁移到别处，以此来解决问题。但是，这种方式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绝非解决问题的办法。很多灾民都走空了的地方，自此没有了人烟，没有了生息，变得更加荒凉，而那些移往别地的灾民在途中变成了难民，增加了其他地区的负担，以致造成恶性循环，难怪常常会出现灾荒。在王羲之看来，这种情形之所以会产生，归根结底就是那些不顾百姓生死的贪官污吏在作祟。
王羲之曾对朋友说：“有些当官的，只想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如果任期内没有天灾，便能安稳享乐；万一不幸遇上荒年，干脆眼不见为净，就把百姓远远地迁走。等到任期一满，马上拍拍屁股一走了之，把百姓丢在一旁不管不顾，这叫什么父母官！这样的官员还整日吃着朝廷的俸禄，对得起朝廷、国家吗！”
朋友回答说：“天灾这种事情，的确是不好处理。他们有的是不想办法，有的是想不出办法。你呢？可有彻底的解决办法？”
王羲之说道：“我想了很久，总算想出一个办法可以应对。我们对于天灾当然还没有办法避免，但是可以减少它的危害程度。江南这一带不是有很多河流吗？有的因为淤积过久，一有大雨便泛滥成灾，如果我们能加以疏导使河道畅通，不但没有了水灾的顾虑，而且一旦遇到荒年也不用担心了。”
王羲之的朋友诧异地问道：“这和应对灾荒有什么关系？”
王羲之得意地解释道：“如果河川畅通，那么河运便会发达起来，万一遇到荒年，就可以从千里之外用船把粮食运来。从前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能从远地运来一点点米粮，如果有了河运，几天之内便能运来堆积如山的粮食，这不是比迁移民众要省事、经济得多吗！”
朋友听了以后，也十分赞同王羲之的想法。于是，王羲之便开始未雨绸缪，疏浚了许多河流，拓宽了河面，并在各地普遍设立粮仓，储备粮食，以备不时之需。
但是，那些狡猾的贪官，常常利用职权，克扣或盗取这些物资，中饱私囊。王羲之下决心要惩治贪污，却因官官相护而无法执行。王羲之不明白，普通贪污罪就该处死，将救灾用的粮物钱财中饱私囊的官员不是更该处死吗！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替那些贪官污吏掩饰、说情？难道公理不存在于官场中吗？
王羲之曾写了一封信给好友谢安，大意如下：地方上的那些贪官污吏为所欲为，竟然勾结管理粮仓的人盗用赈灾的储存物资，而且盗用的数量多得无法估计。
我准备杀掉几个贪官，以儆效尤，但却没有人支持我，竟然还有人提出各种理由为他们的行为辩护，一想到这里，我便痛心不已！
你知道吗？据我调查，光是余姚一县就有将近十万斛的米粮被人盗卖，这一笔钱不知养肥了多少贪官污吏！这些人像蛀虫一样地啃噬着国家的根本，一天不除去他们，国家就会一天比一天空虚，而我却束手无策！每念及此，怎不令人愤慨！
谢安也是在政治圈中滚打摸爬过的人，他深深地了解王羲之的个性，但他更了解官场的黑暗和那一套贪污伎俩。除了对王羲之安慰一番以外，他还能说些什么呢？
王羲之一个人的力量有限，自然敌不过多年的恶习；但是，一个有决心、有抱负的人绝不会放弃尝试，只要有机会，王羲之仍会尽力去做他应做的事，就算树敌无数也在所不惜。
为了解决粮食问题，王羲之绞尽了脑汁，但粮食产量仍然不足。为此，王羲之曾与自己的朋友和属下讨论过无数次，但结论都是一样——政府赋税徭役过重。除去被征走的，剩下的自家能够吃饱已经不错了；而且，战乱已久，国家又征调了很多人去服徭役，哪里还有更多的劳动力去开垦劳作？这两个问题如不解决，粮食的产量就不可能提高。王羲之曾上书朝廷，建议减轻民众的赋税和徭役：如果百姓努力耕作，而收成的大部分却要缴给朝廷，仅靠留下的一小部分用来养活妻小，自然是不够的。家人越多，日子越不好过。
再说，百姓生活实在很苦，无论晴雨都得下田耕种，又要除草、施肥，终年辛勤所得，却难获温饱，很多百姓只好放弃耕作，另谋生路，因此粮食产量自然也越来越少。
况且，百姓的困扰还不止这些。官府中出现的所有需要劳力的事情，都找百姓去做，如修建官署、筑路、修桥。不管是农忙还是闲暇时节，动辄征百姓服役，今天去修桥补路，明天去运送各项物资，徭役的工作始终不断，田里的事只好放下不管，农田一旦荒芜，粮食也就减产。
假如赋税、徭役略微减轻一点，不但是一项惠及百姓的德政，而且，这么一来，粮食增产，对朝廷也有好处啊！
可惜，王羲之的这种建议没有受到重视，更没有被采纳。但是，他却并不因此而灰心，更不会就此放弃。“民以食为天”“衣食足而后知荣辱”，吃都吃不饱，还谈什么荣辱道义？还谈什么教化百姓？即使没有上级的支持，王羲之仍旧常常带领主管人员到处巡视，看看百姓们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或是有什么问题有待他去处理。
有一次，王羲之和一班官员接受当地父老的宴请，有一位老人感慨地说道：“唉，如今是一年不如一年了。想当年，我们喝的酒哪儿像今天这么淡？真是不够味！”
话一说完，席上就有人七嘴八舌地接上去说：“当然不同啦！你们当年用精选的米、麦等酿酒，味道当然香浓啦！
可是，现在用来吃的都还不够，哪儿来的粮食去酿酒！充其量也不过是把差一点的米拿来酿酒，分量既少，质量也不好，酿出来的酒当然是淡而无味。”
王羲之听了这番话，似乎是愚钝了很久后猛然省悟似的，对着手中的酒杯愣愣地出神，再也没有去沾一滴酒。在座的官吏都很奇怪，因为王羲之的酒量他们很清楚，王羲之爱喝酒，更会品酒，今天他为什么只是看着杯中的酒发呆呢？
回到官署，王羲之便询问有关人员：“本地一年之中，用来酿酒的米、麦等谷物大概有多少？”
这个问题突如其来，大家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有位老成持重的官员很谨慎地说：“属下不知道确切的数量，不过百姓家家都会酿酒，而且市面上也有酒出售，再加上日子不好过，大家更是以酒浇愁，我想酒的消耗量既大，用来酿酒的谷物恐怕不在少数。”
王羲之沉吟了半晌，然后才开口说：“我们拼命想办法开源节流，一粒米都不肯白白地浪费掉，却没有想到，一年之中有这么多的谷物被酿成酒，喝进肚子里去了。如果年头好、收成多，倒还无所谓，但是现在怎么能如此地浪费呢！这些粮食本可以养活不少人，现在却被人一杯一杯地喝掉了。”
有人说：“这有什么办法，喝酒是人家的自由，官府也不能管那么多啊！”言下之意，便是抱怨王羲之别再生事了。
王羲之说道：“我决定马上下令，在一年之内，本郡不得酿酒或出售任何酒类。”
看着大伙惊愕不已的表情，王羲之接着解释道：“现在粮食紧张，这些粮食本可用来填肚子救命，怎么能酿成酒水白白地喝掉呢？这种事当然要从我自己做起。这一年内我决不喝一滴酒，这样百姓就没有话说了吧！你们尽量去宣传，要百姓把这些粮食储存起来，有朝一日用到它的时候，他们就会了解我的苦心了。”
禁酒这一措施一实施下去，的确节省了不少的粮食，救了不少人的命。但是，这件事却又成为政敌攻击王羲之的把柄，他们认为他大事不去管，导致粮食仍无增产，却管起了百姓喝酒这种闲事。有些人甚至道貌岸然地向朝廷上奏，批评起王羲之来：“对于百姓喝不喝酒这种事，历朝历代都没有禁令，而王羲之却打破前人的规矩，对百姓下起了‘禁酒令’，太不合朝廷对百姓的宽大政策了！”
王羲之被这一类貌似体恤百姓的指责闹得哭笑不得，他心想：“百姓吃不上饭的时候，你们这些满嘴宽厚政策的‘正义之士’和‘父母官’都去了哪里？”他也曾写信给好友谢安，说起了这件事：
我之所以下令禁酒，原因很简单，因为除此之外再无更好的办法了。
粮食的生长和收获不是两三天的事情。春天播种，要到秋天才有收成，在此期间百姓也要吃东西啊；而且，到了秋天能不能顺利收割还是一个大问题。
万一碰上旱灾、水灾、虫害，百姓的辛苦就白费了。所以，一定要在手头上有粮食的时候尽量储备，严格控制粮食的浪费现象，以备万一。
喝酒远比不上填饱肚子重要，难道为了喝酒连性命都不顾了吗？我下令禁酒，实在是不得已的办法。
现在这么多人攻击我、指责我，我并不伤心。我只是觉得，为什么我做一件对百姓有益的事，就有那么多人反对！难道官员个人的利益要比天下百姓的利益还重要吗？
想到朝廷之内有这么多唯利是图的小人，我就十分忧心。再这样下去，廉政清明的官员会越来越少。
到那时候，还有谁来关心百姓呢？
从王羲之给友人的这封信中可以看出，他已看出此时的局势对他很不利：光凭满腔的热血和干劲是行不通的，政敌们只要一抓住机会就会颠倒黑白地恶意攻击他，只因他是不肯巴结附和他们、不与他们同流合污的异类。
王羲之是个政治家，有经世治国的才能，有以天地万物为念的胸襟，不图个人的享乐，一心只以国家人民为念，只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