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书李鸿章失败

孙中山虽然成了名医，收入可观，但是他关注的不是自己收入的多少、生活的好坏、社会地位的高低，他是一个具有远大抱负的人。

1890 年，当孙中山还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的时候，他就给香山县退职的洋务派官员郑藻如写信，主张效法西方国家进行改良。信中提出三点具体意见：第一，兴农会，以倡导改革农桑业；第二，立会设局，以禁鸦片；第三，兴学会设学校，以普及教育，建议在香山县试点，然后逐步在全国推广。

第二年，孙中山又写成《农功》一文，再次呼吁改进农业，特别是蚕丝业。但是，他提出的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却无人重视。

不过，一再的挫折，并未使他望而却步。民族的前途、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幸福，始终是他最关注的。

随后，在澳门、广州行医的过程中，孙中山广泛接触社会，接触了许多官僚、富商、巨绅，还接近了官场，使他更加了解了清朝政治的腐败。

孙中山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医术虽然高明，但是所能救助的人毕竟有限，不可能救助所有的贫苦民众，更不能解决国家贫弱的问题。要解决国家贫弱的问题，必须从改革中国的政治入手。“医术救人，所济有限”，“医国”比“医人”更重要。

孙中山在行医的过程中，十分注意结交朋友，寻求革命同志。孙中山与这些新朋旧友们，经常聚集在广州圣教书楼后的礼拜堂和广雅书局南园的抗风轩（在今广州文德路中山图书馆南馆内），谈论时事和政治，谋求救国的办法。

1893 年冬，孙中山邀集新老朋友八人，聚会于抗风轩，酝酿成立革命团体，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宗旨，取名“兴中会”，但是，没有展开具体的组织活动，并无实际结果。

尽管抗风轩的聚会、议盟没有实际结果，但是，它表明孙中山的民族革命思想已趋于成熟。孙中山已进入到了结集同志、团聚力量、组织革命团体以促进和领导革命的新阶段，为后来兴中会的建立、发动广州起义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组织团体的事情作罢后，孙中山决定采取另一个“医国”的重大行动。

1894 年初的一天，在香港的陈少白突然接到孙中山药房的信，上面说：“孙先生失踪了，药房中开销很难，收入不敷，只剩十几块钱了。”接到信后，陈少白赶忙来到广州，替孙中山维持店务。

十六天后，孙中山才露面。原来，孙中山在农历春节前就回到翠亨村老家闭门拒客，埋头十多天，写出了万言书《上李鸿章书》。其中提出：

西方国家之所以富强，并不在于他们的“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他们能够做到“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这四方面才是“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中国要想实现富强，就必须立即着手从这四方面做起；否则，仅仅像洋务派那样，片面追求西方的船坚炮利，那只能是“舍本而图末”，不可能有好的结果。

总之，孙中山希望上层统治集团实行一些资本主义的改良措施，以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

在孙中山上书的时候，李鸿章官居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集军、政、外交大权于一身，是清朝统治集团中的实权派人物。孙中山从少年时代起就存在反满复汉思想，他常把清王朝看成是异族人的朝廷，主张恢复汉族人的朝廷。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希望能在汉族高官中寻找改革推动者，而李鸿章就成了再合适不过的人选。

在起草《上李鸿章书》的前后，孙中山还曾想去拜访康有为。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是后来1898 年戊戌维新运动的领导人。他早年受业于名儒朱次琦，博通经史。

1879 年、1882 年，康有为先后游历香港、上海，目睹了来自西方的近代资本主义文明，大受触动，认为西方人治国有法度，不能把他们看作是古代的夷狄，于是开始阅读有关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制度、自然科学的中文书籍。

1888 年10 月，康有为感到1883― 1885 年中法战争后民族危机的加深，上书朝廷，痛陈民族危机的严重，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主张。因为顽固派的阻挠，上书没能呈到皇帝那里，却在爱国人士中传诵开来。

1893 年秋，孙中山由澳门到广州行医，与康有为同处一城，尤其是康有为将万木草堂迁到府学宫之后，与孙中山挂牌行医的双门底不远。

自从上书清廷之后，康有为在全国关心时事的爱国知识分子中已经是一个著名的人物了，而在广州聚徒讲学又使他成为广州城里的著名人物。

那时的康有为正在研究维新变法的理论。孙中山去拜访康有为，大概就是想就上书李鸿章的事，向康有为请教一些问题。

但是，孙中山并没有见到康有为。关于此事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孙中山先托人向康有为转达结交的意愿。康有为表示，孙中山要结交可以，但要先具门生帖子前来拜师才可。孙中山认为康有为妄自尊大，因此就没有去拜访。

另一种说法是，孙中山和陈少白专程到府学宫的万木草堂去拜访康有为，不巧的是，万木草堂那时已经放假，所以没有见到康有为。

对于这次上书之举，孙中山可谓全力以赴，也寄予了很大希望。为了送到李鸿章之手，他动用了所能用上的全部关系。

孙中山先找到已经退休的澳门海防的魏恒，魏恒非常赏识孙中山的学识和医道，欣然致书给自己的朋友——著名实业家盛宣怀的堂弟盛宙怀。

盛宙怀是李鸿章手下的一员洋务大将，控制不少大的洋务企业，在李鸿章面前是能说得上话的人物。如果能打通他的关系，要拜访李鸿章并非难事。

由于有了魏恒给盛宙怀的这封推荐信，1894 年3 月，孙中山由陆皓东陪同，离开广东到达上海，如愿见到了盛宙怀。其后，又找到《盛世危言》的编者——著名改良派人物郑观应。

在上海停留期间，孙中山在郑观应家里见到了中国近代史上另一位著名人物王韬。时任上海格致书院院长的王韬，与孙中山一见如故，他不仅亲自帮助修改了孙中山的那篇长文章，而且提议说，自己有个朋友叫罗丰禄，是李鸿章的幕僚，可以通过罗丰禄见到李鸿章。

1894 年6 月，孙中山与陆皓东由上海抵达天津，寄住在法租界佛满楼客栈。孙中山手持盛宙怀、郑观应、王韬三位的介绍信，拜访直隶总督幕僚罗丰禄、徐秋畦等，表达想上书之意，罗、徐两人也表示愿意协助，他们向李鸿章做了汇报，并将“上书”

一同呈上。

但是，李鸿章以“军务匆忙”为由，只留下一句话：“打仗完了以后再见吧。”后来，接见孙中山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宣告失败。

在上书李鸿章失败后，孙中山、陆皓东离开北京，去了武汉，然后又到了上海。

1894 年7 月25 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值此之时，慈禧太后为了给自己过六十大寿，挪用了大量军费，致使军需得不到有效补给，并且奉行不抵抗政策，导致中国惨败。

无情的现实使孙中山清醒过来，认识到“和平方法，已不可再用，不得不改换成强迫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