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交有识之士

孙中山在大学学医期间，学习刻苦，成绩优良，但是他并不只是一个埋头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他是一个有着浓厚政治兴趣、伟大政治抱负的人。

孙中山从广州博济医院转入香港西医书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相较于广州，香港更为自由，政治环境也比较宽松。到了香港西医书院之后，孙中山充分利用香港相对自由的条件，继续高谈革命，宣传必须要对中国进行改革的道理。

在鼓吹革命的同时，孙中山也十分注意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当时，在孙中山身边，能够理解他革命言论的人并不太多。

一些人认为孙中山的革命言论简直就是大逆不道，让内地官府知道了是要杀头的，甚至要株连九族；另外有一些人则把孙中山看成是一个疯疯癫癫的疯子，对他的革命言论付之一笑，觉得不必当真。只有郑士良、陆皓东两个例外。

郑士良，广东惠阳人，从小就有大志，曾跟随乡中父老学习武术，与附近的绿林豪杰以及三合会有交往，并加入了三合会。

后来他由惠阳到广州求学，开始时是在德国教会所设的礼贤学校求学，并且在那里入了基督教。

1886 年，也就是在孙中山进入博济医院求学的那一年，郑士良也进入该医院求学。其他人对孙中山喜欢高谈阔论、畅论国事往往一笑置之，而郑士良则对孙中山十分尊敬，热心倾听他的言论，对他的言论颇为赞同。可是，郑士良从来都是守口如瓶，不公开发表自己的政治意见。孙中山认为他是一个奇人，大为喜欢。

相处日久，郑士良、孙中山的关系日益密切，彼此之间的了解也越来越深，郑士良告诉孙中山，他参加了三合会，在社会中有着广泛的关系，将来孙中山有事要用得上他的时候，他可以动员三合会众人听从孙中山的指挥。

后来，孙中山于1887 年转学到香港西医书院，郑士良则在1888 年辍学回老家开了一所西医房，但是他们两人并没有中断联系。

郑士良经常到香港中环的杨耀记商店（中央书院坐落于这条街道）与孙中山会面，他十分赞成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并告诉孙中山，他现在一面行医，一面联络会党，以为将来的革命斗争准备力量。

陆皓东，前面已经提到了，他是孙中山的同村好友，两人自小就很要好。1883 年孙中山在翠亨村破坏神像的事，就是和陆皓东一起干的。

当孙中山在香港学医时，陆皓东在上海电报局任报务员，但每次由上海回广东途经香港时，常常下榻杨耀记商店，与孙中山等人会面，畅谈革命——“谈倾覆清廷事，情义甚洽”。

杨耀记商店的店主人叫杨鹤龄，和孙中山、陆皓东自幼相识。孙中山在香港时常去看他。

有一次孙中山去看杨鹤龄，路上恰巧又碰见了在广州学医时的朋友尤列，两人十分高兴。原来尤列也从广州来到了香港，现在是香港华民政务司署的书记。当天，他们三人谈了个尽欢而散。第二天，孙中山请尤列到威灵顿街杏宴楼西菜馆吃饭，两人又密谈许久，约定相互支持，反抗清廷。此后，他们就常常来往于香港、澳门和广州之间，宣传革命。

尤列，广东顺德人。他的祖父与父亲都是学者，是当地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在与孙中山结识以前，尤列已经是一个见多识广的爱国青年了。

尤列性格放诞不羁，好流浪。1882 年，他十七岁，初游上海，再东渡日本，游历了长崎、神户等地。第二年，又游历了杭州、嘉兴、湖州、苏州、常州、镇江等地。

1883 年2 月，尤列北上燕京。第二年，他又从北方南下，由苏州、常州沿江而上到汉口，然后又入洞庭湖，沿湘江到长沙、衡阳，再转道到桂林等地。

由于早年师从名儒学习，接受了民族主义思想，又游历大江南北以及日本等地，对于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危机以及清王朝的腐败，尤列有相当的了解，因此他“慨然有匡复之志”。

1885 年冬天，尤列入广州算学馆，留馆三年，与杨鹤龄同学。

尤列曾任过广东沙田局丈算总目、广东舆图局测绘生，以及中法越南定界委员。在中法越南定界委员任上，尤列对于时局和政界颇有感触，他不想再干了，毅然辞职。

此时，正值香港华民政务司署招考书记，尤列参加了考试，被录用。于是，他又来到香港。尤列到香港之后，与孙中山的交往日益密切。

1891 年，孙中山少年时代的同学罗玉文在香港寿尔康酒店举行婚礼，孙中山与尤列等同为贺客。

尤列性喜诙谐，又好品评人物，在酒席之上公然说：“你们大家都没有见过洪秀全吧！”

随即指着孙中山说：“孙逸仙长得很像洪天王，将来该有洪秀全那样的事业！”

孙中山当即指着尤列说：“那你是游智开。”当时游智开为广东巡抚。因为“游”与“尤”同音，这一说弄得满座欢笑。

孙中山经常在朋友中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尤列在公开场合说孙中山长得像洪秀全，应该有洪秀全那样的事业，这其实只是朋友间说笑的话。但是，这种话公开说出来也是可怕的，毕竟那时民智未开。第二天，孙中山邀请尤列到一家西餐馆小叙。

孙中山说：“昨日你在酒席上所说的话，那只能在几个要好的朋友之间说，最好不要在公开场合说。我们要推翻清政府的计划，现在还要请你暂时保守秘密，不可随意对外人说。我以前在檀香山教人造反，因民智尚未开通，无从着手。现在我在香港鼓吹革命，幸而遇到了你这样的同志，此后如何进行革命，我们之间还是要商量，多交流，要共同奋斗。来，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干杯！”

尤列闻听此言，就说：“既然如此，我只希望事业能成功，至于谁居其功，不必计较。”

孙中山还有一个好朋友，叫陈少白，广东新会人，比孙中山小四岁。

1888 年，陈少白考入美国传教士创办的广州格致书院。在这里，陈少白得到了区凤墀的赏识。区凤墀是广州传教士，最喜欢奖励新青年；他曾经是孙中山的国学老师，对孙中山也赏识有加。

1889 年，陈少白有事要去香港，区凤墀对他说：“你到香港去，我可以介绍给你一个人，这个人恐怕和你见解很相合的。”

随后，区凤墀写了一封介绍信。到了香港以后，陈少白就带着介绍信去找孙中山。第一次见面，孙中山和陈少白谈得十分融洽。

陈少白这样记述这次会面：

孙先生见了那封介绍信，就很高兴地同我谈了起来。

大约经过十分钟，就跟孙先生到了一个植物园，选择了一个很静的地方，两个人坐下，谈谈时局，觉得很情投意合。谈到革命的事，也是很投机。

最后，他就问我：“这次到香港要耽搁多少天？”

我说：“只有一天，马上要走的。”

他就说：“无论如何要想办法经常谈谈。”

不久，陈少白到香港半工半读，他时常到西医书院去与孙中山谈天。

孙中山常劝陈少白学医，说医学是很有用的，但是，陈少白认为自己不适合学医。孙中山为了使陈少白能留下来，还悄悄地略施小计，帮他转入了西医书院。对此，陈少白自述说：有一天，我照常在他那里谈天，他忽然说：“请你坐坐，教授来了，我要听讲去，散课后，再回来和你谈天。”

隔了一会儿，他匆匆地跑回来对我说：“康德黎博士请你见面。”康德黎博士当时是医学校的教务长。

我说：“不认识他。”

他说：“有事情才请你去。”

我说：“人既不认识，哪里会有什么事情呢？”他不待我说完，就抓了我的衣袖拉到教务长室内，见康德黎博士。

当时康德黎博士见了我，说：“我们是很欢迎你的。”

其实他所说的欢迎，是因为方才孙先生说我要到这里来读书。

那时，我又蒙在鼓里，听了康德黎博士的话，无从致答，只说“Yes，thank you”而已。

后来我们就退出来，我责备他不应该强做主张。孙先生说：“好了，你进来念书，大家可以多谈了。”

我没有办法，就答应了下来。其时，我所读的一班，比孙先生差两年。

孙中山、杨鹤龄、尤列、陈少白四人，由于同住香港，又志同道合，彼此来往甚密。杨鹤龄还在店里特意腾出一个房间，作为他们聚会的地方。

他们所谈的都是革命言论，所怀的都是革命思想，所研究的都是革命问题。他们倡言革命，提出了“勿敬朝廷”的口号。

他们被尚未觉醒的人们视为大逆不道，有的则把他们看成“中风疯狂”，不敢同他们接近，甚至称他们为“四大寇”。

不过，这时的“四大寇”，还只是高谈革命的“四大寇”，并不是从事真正革命斗争的“四大寇”。孙中山自己也说，这一时期是他“革命言论之时代”。他们的革命言论，主要限于攻击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不能使中国强盛，致受外人欺侮；至于将来怎么办，中国的前途到底是怎样的，应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他们并没有系统的认识。

孙中山在西医书院读书时，认识的另外一个朋友是杨衍云。他是福建澄海人，出生在一个有民族意识的知识分子家庭。

大约在1891 年，他和孙中山相识。他也常常到杨鹤龄家的杨耀记商店去，和孙中山他们一起谈论革命。

孙中山和他的这些朋友，虽然出身、经历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接受过一定的近代西方教育，都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反清的民族主义思想。他们在一起高谈反清革命，相互鼓励，相互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