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学医救国

孙中山在拔萃书院、中央书院念书的这几年，学费仍由他哥哥供给。和许多青年人一样，那时的孙中山对自己将来的职业和发展方向也曾有过种种的设想。

孙中山读书的时候，家庭条件相对比较宽松，上学的费用是不用发愁的。

父母对于他的人生道路选择也没有僵硬的规定，而是给了他较大的自主选择权。在他们看来，只要是走正道，孙中山学什么都可以。

大哥孙眉虽然对于孙中山的人生道路选择有过一些干预，比如希望他经商，但是孙中山坚持了自己的主见，孙眉还是能够理智地做出让步的。

有些朋友劝孙眉捐个一官半职，让孙中山走入官场。有些朋友则希望他进神学院，将来做一名传教士。

对于当官做老爷，孙中山没有太大的兴趣；对于当传教士，他虽然曾经一度有过打算，但很快就抛弃了这一计划，决定要为中国人谋求现实的幸福。

在香港求学期间，孙中山一度认为学习军事可以抵御外辱，因此他想去学海军，直接从事保卫国家的实际工作。但是，在1884 年8 月马尾海战中，中国花费七年建成的福州马尾造船厂以及十余艘兵舰，竟然在七分钟之内被法国海军的炮火毁得精光。

这一消息传来，不仅使孙中山前往投效海军的报国壮志无法实现，而且也引起了他的深思。

孙中山有时又想学法律，当一名主持正义的律师。但是，当时的中国连法律学校都还没有，社会上只有包办官司的讼棍，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律师，而且清政府当时的法律严厉禁止诉讼代理人进行辩护活动。所以，孙中山当律师的打算也就无法实现。

最后，孙中山认为，做医生可以济世救人，同时又便于广交朋友。

说起对于医学的兴趣，其实早在檀香山意奥兰尼学校读书的时候，孙中山就萌发过学医的念头。

那时，孙中山在攻读学业的同时，还跟从杜南先生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

有一次，孙中山到杜南的书房去借书，发现书架上有很多医书，感到很奇怪，就问杜南：“先生书架上摆这么多医药书籍有什么用？”

杜南引用了宋代名臣范仲淹的一句话展开回答：“‘不为良相，当为良医。’这就是说，读书人的人生道路有两个：一个是从政，将来做一个好宰相，辅助皇帝治理好国家，兴利除弊，安天下；一个就是学医，悬壶济世，解除黎民的病痛。我也是以此自勉。其实，中国的读书人，一向在诵读儒家经典的同时，也花大量的精力研读医书，久而久之，不少读书人也就成了儒医。”

杜南的这番话给了孙中山很大的启发。

过了几天，孙中山又去拜访杜南，说出了自己对于范仲淹这句名言的体会：“范仲淹的话不全对，不一定等当不上良相才想去当良医。中国的读书人，读书首先是要从政；但是，读书人并不能很快走上仕途，即便通过科举考试而走上了仕途，也未必就能掌握国家政权。如果在殚精竭虑想当良相而不成之后再去当医生，要想当好一个医生已经为时太晚了。倒不如反过来，先做良医，然后由医人而医国，借医术为入世之媒。”

杜南感觉孙中山的这个看法很有道理，从此对于这个善于思考的年轻人十分欣赏。

前面也提到，孙中山在香港读书时，是中法战争进行之际。

香港的中英文报纸广泛报道了前线的战况，尤其是对中国将士的伤亡情况，更给予了特别关注。

报纸对于中国将士伤亡严重而又缺乏必要的救护人员、救护措施的情况十分痛心，呼吁官府与民间社会应当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合力救治伤员。

这些报道在孙中山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去救护他们，他认识到学医也可视为走上战场，为国服务。因此，他决定学医。

于是，1886 年，经由在香港结识的牧师喜嘉理介绍，二十岁的孙中山顺利地进入了广州博济医院附属的南华医学堂。

博济医院是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于1835 年在广州创办的。

它是东亚地区第一家西式医院。1855 年开始招生习医。

1886 年孙中山入学时，博济医院的主持人、校长是嘉约翰，开设的课程有内科、外科、妇产科、眼科、药学、化学、生物学等基础课程。学校所使用的教科书，大都是该院自己组织翻译的，有《人体新论》《化学摘要》《内科书》《妇科精蕴》《皮肤新编》《眼科摘要》等。

博济医院男女并招，实行男女同学。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相当勇敢的举动，因为，中国的儒家伦理讲究的是男女有别、男女授受不亲；甚至大夫到有身份的人家去给妇女看病，大夫与女病人之间也是不能直接见面的。

博济医院虽然是男女并招，但是也不敢走得太远。为了照顾中国男女有别、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习俗，学校又规定男女一起上课时，男女生必须分开来坐，男女生的座位要用幔帐分隔开来。

学校开了妇产科的课程，男生也可以学习这些课程，但是，学校却规定男生不能参加妇产科的实习。

有一天，学校进行妇产科实习，老师只带女生去而不让男生去，孙中山就此向老师提出了异议。老师做不了主，对孙中山说：“不让男生参加妇产科实习，这是学校的规矩，我不能更改。

你要是想参加的话，必须要经过校长的批准。”

于是，孙中山就去找校长嘉约翰建言：“学生毕业后行医救人，遇有妇产科病症也要诊治。为了使学生获得医学技术，将来能对病者负责，应当改变这种不合理的规定。”

校长嘉约翰是一个思想相当开通的人，他对孙中山解释说：“学校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是因为学校是办在中国境内的，还是要尊重中国儒家的礼法与习俗的。这样我们在广州才能立得住脚。”

孙中山对这一解释不以为然，他对校长说：“我们学医的目的就是要治病救人，病人不分男女，我们都应当诊治，救人是不能分男女的。假如一个男医生遇到了一个女病人，他能够不看病吗？一个男医生遇到妇女生小孩子时，他能够说，自己是男人，男女授受不亲，所以自己不能去服务吗？因此，学校应当对学生与病人负责，应当使学生具备相应的医学素养与技术，以便他们能够更好地为患者服务，不应当过分迁就传统习俗。”

校长觉得孙中山说的有道理，于是就修改了这一不合理的规定。从此以后，男生可以参加妇产科的实习了；另外，男女生在课堂上的那一道幔帐也被撤走了。

在广州博济医院附属的医校学习了一年后，1887 年秋天，孙中山转学到了香港西医书院（是一所大学），这年他二十二岁。

香港西医书院，是香港著名人士何启（祖籍广东南海，生于香港，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早期维新思想家）和几个英国医生在代理香港总督以及当地中英人士的赞助下，按照英国大学医学院制度创办的医科专门学校。它不仅设备优良，各科教师都是受过正规教育与训练的医生和学者，在当时可谓是将香港当地的中英医学人才汇聚一堂。

孙中山不仅刻苦学习书本知识和专业课，还积极参加各项课外活动，注意全面培养自己的能力。孙中山学习成绩好、人缘好，加之年龄较大，所以同学们推选他为班长，老师们也很喜欢他。老师们外出诊病时，常常带孙中山作为助手出去陪诊，这样无形之中他又得到了比一般同学更多的学习机会。

在众多老师中，康德黎博士尤其器重孙中山，对孙中山的影响最大。康德黎认为孙中山为人诚实、勤奋好学，不论在学习方面还是在日常生活方面，都是其他同学的模范；所以，曾让孙中山直接参与自己的科研项目。

孙中山在檀香山、广州、香港先后四次求学，每次都曾勤工俭学，一直十分注意培养自己的自立能力。

1892 年7 月23 日，孙中山以优异的成绩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

经过西医书院五年的学习，孙中山不仅系统地接受近代西医知识，成为一名熟练的外科医生，更重要的是他系统地接受了近代科学的训练。近代科学强调以实地观察与亲自试验作为研究万事万物的基本方法，这对于孙中山一生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