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处虚心求学

朱熹的父亲朱松生前清正廉明，因而在去世时并没有给妻子孩子留下什么家业。朱熹与母亲、幼妹寄身于他处，无论生存和发展都需要用到钱。但是，朱家目前的积蓄十分有限，只能维持短期内的基本生活，总是依靠他人也不是长久之计。虽然朱熹的母亲也会做一些零工来贴补家用，但无论如何，日子久了，就必须有固定的经济来源。然而，家中唯一的男丁是只有十五岁的朱熹，这个艰巨的任务便落到了他的肩上。

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朱熹作为士人，他唯一的出路便是考取功名，步入仕途。当然，三位先生也深深懂得科举对于朱熹的重要性，因而他们不得不把应举的需知应会作为主要内容进行教授。当务之急，就是尽他们所能将朱熹培养成为一名合格的举人。

有了明确的目标，为了使朱熹应举成功，三位先生督课的主要内容便是诗赋、程文，因为这是举业的基本功。其中，程文是科举考试时由官方撰定的或录用考中者所作的作为范例的文章。朱熹找来许多出色的程文认真阅读，并从中总结其特点，以便指导自己的写作。同时，朱熹还在诗赋、策论上也下了不少功夫。

研习了大量的程文后，朱熹便开始模仿，并尝试写出了许多策论等科举应用文。到了晚年朱熹回忆起这段时光也曾提到，虽然只是完完整整地写过少数的举文，但是对于科举考试的要领早已游刃有余了。

年少时窘迫的经济条件，迫使朱熹对举业产生强烈的需求。然而，随着知识的积累、见识的提高，朱熹发现自己学习的真正兴趣根本不在举业，他此时已经深深明白“为己之学”的重要性。所谓“为己之学”，强调一个人的学习主要是为了要提升自己内在的修养水平，并且增进自己的学问；其本质是探讨如何做人、如何做好人的问题，而举业却看起来有明显的功利性。最终，强烈的求知欲，把朱熹引向了圣经贤传。在朱熹的这一转变上，刘子翚起了一定的影响。

在不断受教的过程中，朱熹发现刘子翚的视听言动与他教人的猎取功名之术似乎不同。有一天，朱熹找到机会向刘子翚询问其中的缘由。刘子翚对朱熹提出的问题感到十分诧异，并对他产生“为己之学”的疑惑感到非常高兴，给他说明了自己读书治学的态度。

原来，刘子翚少时聪明好学，才华横溢，取第如探囊取物；然而，他却不把那些功名利禄放在眼里，壮年时辞官还家，潜心经传，修身养性。随后，他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屏山下的园林里，俯仰其间，或玩赏水木竹石，或沉酣于六经、覃思理趣。

刘子翚十分喜欢朱熹这个弟子，给他取字“元晦”。晦，就是饱学涵养、充实自身、含而不露，而不是喧嚣奔走、哗众取宠。只有这样，才能超凡脱俗，日入于圣贤之域。后来，朱熹为了表示谦虚，把代表万物之始的“元”字改为“仲”字，称“仲晦”，晚年则号“晦翁”。

当然，除了刘子翚之外，刘勉之、胡宪同样也在学问上给朱熹以引导。

刘勉之自幼努力学习，一天能背诵几千句。他是一位个性鲜明的人，疾恶如仇，性格耿直倔强，从不攀附权贵，也不会毫无原则地附和他人。

刘勉之像对待儿子一样教导朱熹。他常常把自己的亲身见闻讲述给朱熹听，把自己的读书方法——读书的次序、读书的精读略读、读书的内容选择等——都讲给朱熹听，从而对朱熹之后的学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朱熹还经常到胡宪家中请教。胡宪为人比较宽厚，没有老师的架子，平易近人、性格沉静，在三先生中最为随和。

因而，在胡宪面前，朱熹不会显得那样拘谨。

在去三位先生那里求教的过程中，朱熹还见结识了范如圭，以及胡宪的弟弟胡寅。这两位都是当时的名儒，他们的言行举止、伟大思想，都给当时的朱熹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