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东归乱稿》

乾道二年（1166 年）秋天，崇安一年一度的雨季又来临了。以往每到此时，崇阳溪就会涨水，河面变宽，但却不至于为害。可是，这一年形势却很严峻，洪水源自高山，裂石夹土，汹涌而下，冲毁道路，淹没田地。山谷中积石遍地，房屋坍塌，死伤达百人之多。

受灾最严重的是寺溪、松木、长涧、杨林四地，大水把房屋用具、家禽家畜冲卷得无影无踪，百姓死伤不知其数。恰在此时，州府传檄他这个小小祠官和有名无实的武博士，同县官一起参与赈恤事宜。林用中也要随行，但是朱熹说：“潭溪也涨了水，紫阳楼也很危险，你就留下来帮为师照顾一门老小吧，这副担子也不轻啊！”

朱熹并没有直接去县里，他打算先到受灾最重的地方去了解灾情，然后有针对性地提出赈恤措施。此时，暴雨不绝，洪水仍在不断上涨。他带着竹竿，披着蓑衣，挽着衫摆，拄着木棍，一步一步地在浅水中探路而行。

进入寺溪地界，只见仅存的房舍全都浸泡在水中，只露出一个个人字形的屋顶。洪水还在肆虐，不时有房屋被冲垮，露出水面的屋顶慢慢沉入水中，然后被洪水卷走。男女老幼都聚集在水中高地上，看着自己的家园被毁，亲眼望着来不及逃离的亲人或邻居被洪水卷走，一个个放声悲号……

祸不单行，在乾道三年（1167 年）春夏交替之际，崇安又遭受到了一场大的饥荒。当时的知县是诸葛廷瑞，他请求朱熹能够同他一起救助灾民。朱熹在里中积极奔走，他与乡人刘如愚到当地富家豪民那里，挨家挨户劝说他们将多余的存粮平价卖给灾民。但是，富家的粮米快散尽了，当地的灾情依然严重。

朱熹意识到，仅依靠富家的粮食是不够的，还需要依靠更大的力量。他们决定向建宁府借粮救灾。建宁知府了解了崇安的灾情之后，在当天便拨下了六百石粮食。朱熹率领乡人将这些粮食按人头发下，还对接济的人口进行了登记，这样崇安的灾情才有所缓解。

面对灾情，朝廷也不会无动于衷。朝廷派人携粮赈灾，安抚百姓。但是，这些官员表面上大张旗鼓地贴出告示发粮赈灾，实际上饥民却没有得到一粒米。各级官府看到这种情况，也都纷纷效仿搞起了假场面。

赈灾归来，朱熹深深地感到可怕的并不是滔滔洪水，而是“肉食者”的无意于民。他深切地感受到：如今的官僚们，对百姓漠不关心，实在难和他们共事。恰好，他此时再次收到张栻的书信，催他前往潭州会友讲学。于是，他陪着妻儿在紫阳楼的半亩方塘边赏完中秋明月，第二天就偕同新收不久的弟子林用中踏上了前往楚山湘水的征途。

朱熹此去潭州主要目的是学术交流。经过长达一月的水陆跋涉，于九月八日抵达潭州。知州张孝祥专门派人到远郊去迎接，张栻等人也热烈欢迎朱熹的到来。他们争相为朱熹安排下榻之处。

在潭州，朱熹与当地许多学者进行了交流，并深受湖湘学派“先察识，后涵养”等观点的影响。同时，他还与张栻等人交换了研读《论语》等书的心得，并对中和问题、太极问题、乾坤动静问题等进行了深入讨论。大家的观点，不时给朱熹以启发。

紧张论学之余，朱熹还结识了一批新的学者，这也是他此行的一大收获。当时长沙县的知事王师愈，与朱熹为同年进士，从这次见面之后，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在潭州，朱熹与张栻多次往访，吟咏酬唱，交情日笃。

讲学之余，张栻常常邀他游湘江，有时他们针对某一问题争执不下，便前往岳麓书院继续讨论。岳麓书院，始建于北宋太祖开宝九年（976 年），是潭州太守朱洞在原僧人办学的遗址——岳麓山下的抱黄洞附近——上正式建立起来的。

乾道三年（1167 年）十一月六日，朱熹来到潭州已经有好几个月了，他决定离开州城。张孝祥有心留客，但是朱熹去意已决。最后，在张栻的陪同下，朱熹向南岳衡山行进。

三天之后，朱熹等人抵达衡岳之阴。当朱熹获知中兴名臣张栻之父的墓地就坐落在山北，他便俯身下马，前往凭吊。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即使有太多的不舍。朱熹和林用中、范念德拜别了张栻，千里而归。归途中，他们三人陶醉于沿途的山水之间，作诗吟诵。

十二月二十日，他们三人抵达家中。此行总共作诗二百余篇，回家第二天，朱熹便将这些诗辑为《东归乱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