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身心投入学术研究

绍兴二十六年（1156 年），朱熹在同安已经任满三年，但吏部所派的继任者还没来。按照规定，他要再等半年，如果半年后继任者还不来，他就可以自行免归。

在同安的这些年，朱熹一直住在主簿房舍。房舍长年失修，变得越来越破旧，甚至不能够居住了。于是，他就搬出县府，借住在名医陈良杰的家里。

陈氏的居所在同安县城委巷中，这里虽然不是高墙深院，但却收拾得十分整洁。这里不仅有会客的房间，还有专供读书休息的房间。

朱熹与陈良杰成了要好的朋友。他们之间没有年龄的鸿沟，没有官民的隔膜，相处得非常融洽。

陈良杰发觉，在这位年轻的主簿老爷身上，儒门的积极入世、道家的恬适养身完美地结合着。外儒内返，这是他最欣赏最佩服的一种人格。

朱熹自从离开县府，偶尔在必要时处理一下公务外，就很少过问外面的事情。因而，虽然他政绩十分突出，却也很少有人前来拜访。

没有了繁忙的工作，朱熹便有更多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经常同许升等学士潜研经旨，晨诵夜读。

许升，字顺之，号存斋，同安县在坊里人。他治学严谨，善于思考，朱熹十分赏识他。

在探讨交流的过程中，朱熹、许升遇到了很多的问题，心中积攒了越来越多的疑问。此时，朱熹就想到了自己在当初赴官路过延平时，李侗给自己的嘱托。他让朱熹有空时多读圣贤之书，并将所读之书运用到生活中来。现在，朱熹反复琢磨，觉得李侗说得很有道理。

自此，朱熹便专心研读经书，日复一日，丝毫没有懈怠。

他惊奇地发现，之前很多的疑惑都慢慢解开。经书的博大精深让他叹为观止，他深深地认识到圣贤之书的重要性。

于是，朱熹决定给李侗写信，谈谈自己的心得，并向他请教心中的疑惑。李侗回信给朱熹，肯定了朱熹的做法。信中写道：

承谕涵养用力处，足见近来好学之笃也，甚慰甚慰。但常存此心，勿为他事所胜，即欲虑非僻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气之说，更熟味之，当见涵养用力处也。

于涵养处着力，正是学者之要。若不如此存养，终不为己物也。更望勉之！

转眼间，就到了冬天。接任主簿的官员依旧没有到任。

按照规定，朱熹不用再等待其他官员前来交接，可以直接离任了。

行期将近，朱熹望着这块初次试吏、付出心血的土地，依恋不由涌上心头。但是，故乡无时无刻不令他魂牵梦绕，归家心切，他草草地收拾好行李，告别僚友，带着门人许升离去。

朱熹多年为吏的生涯终于结束了。

第二年——绍兴二十七年（1157 年）——正月，朱熹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崇安。没有樊笼的束缚，他的身心轻快了许多！从此，他便专心地致力于读书求道。

绍兴三十年（1160 年）的一天，朱熹打点了一个简单的包裹，辞别了母亲妻儿，徒步往南剑州去，向延平大儒李侗问学。

这期间，朱熹正式受学于李侗。李侗总是常常教诲朱熹要“只看圣贤言语”。在李侗的引导下，朱熹读了很多圣贤书。此后，朱熹就主要以儒学来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

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抛弃佛学，而是把其内化吸收到自己的知识体系中。

在长时间的接触过程中，李侗发现朱熹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对这个学生特别满意。在《罗博文书》中，李侗夸耀朱熹道：“我这个学生信仰儒家的仁义学说，并且学习非常努力，是我们这类人中少有的。在我晚年，他同我一起探讨疑难问题，这让我深感欣慰。”李侗有这番感慨，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学说终于后继有人了。后来，朱熹不仅继承了李侗的学说，而且还远远超过了他。

朱熹不仅向李侗请教，还广泛地听取别人的见解。朱熹回到崇安后经常向胡宪、范如圭求教。在研究学术的过程中，朱熹务求真知，同时还常常总结自己的心得与他人进行交流。

当时有许多学者前来向朱熹问学，他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便是朱熹私居讲学的开始。

朱熹在同安任职的几年间，俸禄微薄，除了自己的吃穿用度之外，还不断地接济那些家境贫寒的弟子，对家里的照顾实在不够。而今，朱熹离任回家，俸禄中断，家中没有半点收入。但上有年迈老母，下有幼小儿女，经济问题必须尽快解决。因此，朱熹便向朝廷申请祠职。

祠职，本为安置年老力衰或与朝廷意见不合的高级官僚的名义官职，官员没有职守，有俸禄但无须处理事务，居地听便。后来政策放宽了，官吏们几乎人人都可请祠。

一个月之后，批文下来，朱熹被差监潭州南岳庙，领取半俸。这样，他不用担任实际职事，也可以有固定的收入，能够安居在家。这对朱熹来说，将是他最好的安排。

从这以后，朱熹屡次请祠，他的一生共做祠官十二次，累计二十一年零十个月。在祠禄的支持下，他才得以解除生计的后顾之忧，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术研究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