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顿赋税、县学

朱熹正式坐堂办事，主要是协助知县管理簿书、赋税、教育等事务。朱熹到任后，首先清点赋税簿册，并定下规矩，今后逐日点对，杜绝了官吏作弊的门径。收税时间到了，朱熹亲自书写榜文，派人四处张贴晓示，限期交纳，过期不交即予处罚。

由于朱熹公正勤敏、清贫俭朴，为士民做榜样，对百姓则恩威并施，说到做到，所以在他上任后不久，同安一县赋税难收的问题就解决了。官府有了正常的赋税收入，百姓也不觉得苛重，能够承受。

朱熹还发现，不仅是同安县，其他各县也会因为没有对百姓的田地进行实地核查，簿籍所记录的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与实际情况有所不同，普遍存在着版籍不正、田税不均，税、田脱节的严重弊病。有些贫苦的人家可能早就因为破产而失去田地，但是税籍依然记录着他的信息，没有及时更新；而很多的富家巨室，却可能因吞并田产而隐匿逃税。因此，朱熹认为重新丈量并核实土地的真实情况，势在必行。

朱熹便着手正籍均税，实行经界。经界，就是重新核查土地，按田造籍，按籍纳税。朱熹提出经界，既维护了官府的财政收入，也实现了他体恤贫困、抑制豪强的想法。

朱熹雷厉风行，对所在县各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知县看到朱熹一来局面就有所改观，所以对他更加倚重，几乎凡事都要与他商量解决。如此一来，朱熹虽为主薄，其实所管的事务已大大超出了自己的权限。

日复一日的忙碌，令朱熹筋疲力尽。不久，母亲及妻儿的到来，给他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当初朱熹赴任时，因为夫人临产便没有随他前来。此次全家人团聚，朱熹很早就开始忙着张罗收拾居室，堂上拜母，膝下弄儿，一家尽享天伦之乐。

就这样，在繁忙的工作中，朱熹在同安任上度过了第一个年头。第二年—— 绍兴二十四年（1154 年），他将自己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县学的整顿上来。

当时县学条件简陋，师资力量不够，生员较少，同时学校的纪律也不明确，形同虚设。

朱熹认为，想要大力发展县学，就要建设足够的学舍。

但当时的学舍只有两斋，朱熹认为这远远不够，于是将其扩充为四斋，并分别命名为“志道”“据德”“依仁”“游艺”。

同安县有位行年五十的进士名叫柯翰，长于经学。朱熹聘他为直学（书院中掌管钱谷者），让他专任讲经之事。

同时，朱熹还允许校外士人可以通过补试的方式入学，以便充实县学的生员。在临近考试的时候，有些吏人按照惯例请求延期开试，但是朱熹断然拒绝，答道“决不延期”，以保证入学的公平性。

为了提高县学的教学质量，朱熹全面更置课程，以经义为主。他让直学柯翰讲授《礼记》，而自己则亲自为学子们讲授《论语》。朱熹还特别重视教学方式的改进，开辟了教学讲座，通过问答讨论的方式解决教学中的疑难问题。

朱熹采用比较民主的方法，整顿教学的纪律。他与学生进行商议，一同制定了合理的学规；同时还与学生约法三章，如果有人违反学规，一定严惩不贷。他还完善了县学的考试制度，并且亲自出题来考查学生。

朱熹清楚地知道，仅仅采取这些措施，依靠外界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让师生在思想上明白学习的重要性，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他也十分注重对学生的劝说和引导，把自己总结出的观点与士人学子进行交流。经过他的大力整顿，县学初具规模，面貌焕然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