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品鲁迅

毛泽东生前多次坦言：“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毛泽东与鲁迅，是20世纪中国的两位伟人。毛泽东是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革命家，文学造诣很高；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和革命家。他们的国学造诣都很深厚，都是国学大家。他们虽然未曾谋面，但是毛泽东对鲁迅充满了尊敬和敬仰之情，多次给予鲁迅很高的品评。

“鲁迅算不算国学大师”

鲁迅，原名周树人，和毛泽东一样属蛇，但年长毛泽东一轮，1881年出生，浙江省绍兴县人。17岁离开家乡，就读于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后转到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1902年，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赴日本留学，先在东京弘文学院，后去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

在日本，有两件事促使周树人改变了初衷。一是他无法忍受那些有着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日本学生对中国学生的无端歧视。二是在观看日俄战争教育幻灯片时，画面上一个被指控为俄军侦探的中国人被日军抓捕后要被砍头示众，而画面上许多中国同胞却麻木不仁。这极大刺痛了他的心灵。他痛感：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他认为首先要改变国人的精神。于是，他弃医从文，立志于文学。

1909年回国后，周树人先后在杭州两级师范学堂、绍兴府中学堂、绍兴初级师范学堂等任教。辛亥革命后，应蔡元培之邀，他来到南京，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后随临时政府迁北京，继续在教育部任职，直到1926年8月离开。

在北京工作时期，周树人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和新文化运动，结识了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他以自己犀利的杂文和新颖的小说为新文化运动呐喊。1918年5月，他第一次以“鲁迅”为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短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揭露封建制度“吃人”的本质，发出“救救孩子”和推翻这个社会的呼声。此后，连续创作了《药》《孔乙己》等优秀白话小说和大量杂文。

1926年，鲁迅因参加北京“三·一八”反帝爱国运动，支持学生，声讨军阀政府，被北洋军阀政府通缉，8月被迫离开北京，先后在厦门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任教。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领导开展了左翼文化运动，遭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残酷迫害和镇压。1927年10月，鲁迅来到上海。他不顾反动当局的迫害，积极参与革命的文艺运动，以满腔的热情宣传进步思想，成为左翼文化运动的旗手。1930年3月，鲁迅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任常务委员，与瞿秋白等人一起领导左翼文艺运动。

1933年，鲁迅担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与宋庆龄等一起为营救被国民党反动当局关押的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而斗争。他积极响应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表示“我无条件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

正当他全身心投入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而奋斗之时，病魔却无情地夺走了他的生命。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结核病在上海逝世。上海民众自发地为他举行公祭。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他的遗体被从万国公墓迁葬至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

鲁迅一生创作了大量小说、散文、杂文、诗歌等作品，如《祝福》《阿Q正传》《呐喊》《彷徨》《朝花夕拾》等，为中国和世界留下了800多万字的煌煌著译。他的作品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等50多种文字。他以笔为武器战斗一生，被誉为“民族魂”、中国现代文学的旗帜和奠基人。毛泽东评价他是中华文化革命的主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他一生的写照。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他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有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

鲁迅先生的著作收入《鲁迅全集》。继1981年版《鲁迅全集》出版之后，2005年，《鲁迅全集》以崭新的面孔与广大读者见面，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新版文集中增收了鲁迅佚文24篇、佚信18封以及《两地书》原信68封，《答增田涉问信件集录》约10万字，总卷数由1981年版的16卷增加至18卷。这次修订对注释进行了大量的增补和修改，新版《鲁迅全集》新增注释1000余条。

2006年，由国学网、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百度国学频道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我心目中的国学大师评选”活动，评选出的“十大国学大师”是王国维、钱钟书、胡适、鲁迅、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陈寅恪、郭沫若和冯友兰。此次评选活动通过网络、邮寄、短信等方式，共收到来自两岸三地以及海外华人的120多万张选票，其中王国维以最高得票数位居榜首。而康有为、辜鸿铭的落选和鲁迅的入选则引起了各界强烈争议。“鲁迅算不算国学大师”，成了这场热点争议中的焦点。

反对鲁迅入选者认为，国学大师对国学的研究一定要深要透，要成为专家，“鲁迅不但没有做到这点，还推行白话文毁灭文言，怎么能算是国学大师呢”？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吴相洲教授说：“鲁迅应该说是文学大师。鲁迅在国学上倡导少读甚至不读古书，而对西方的一些东西比较推崇。而在国学方面，有很多人的造诣和贡献都要比鲁迅大。”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助理孟宪实也表示了类似看法：“鲁迅在‘整理国故’中确曾做过一些工作，但和他的小说散文创作相比，这并不是突出的成绩。他还曾努力贬低传统，对国学也没有推崇。这好像不是国学大师应有的态度。”

而作为我国著名国学名家姜亮夫的弟子、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章祖安则指出，凡是研究先秦以后文化的学者，成就卓著也称不上国学大师，“谁听说过研究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的被称为国学大师的？”按照这一标准，如鲁迅这样的大文豪也未必能称得上国学大师了。

而支持者则指出，鲁迅不但有巨大的文学成就，还有深邃的鲁迅思想，传统文化方面底蕴也很深厚，应该当选“国学大师”。清华大学的刘石教授列出了评选鲁迅为“国学大师”的四点理由：第一，鲁迅是真正的国学研究大家，他在每一个研究领域都达到经典的高度。比如其《中国小说史略》是一部自成体系的中国小说通史，为中国小说史研究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始终影响着后学；第二，鲁迅开创了将文学与文化结合起来的新的研究方法，比如其《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对文学史研究者具有方法论的启发意义；第三，鲁迅在古籍整理方面有重要成果，“比如他的《鲁迅辑录古籍丛编》，就非常严谨、规范，已具有现代古籍整理的特点”；第四，鲁迅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极其深远，堪称中国人的“精神导师”。

在很多人心目中，对国学的定义，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而且这还是在历史长河中，被封建君主改造过的传统文化与学术。在21世纪的中国，这样的国学定义自然显得不合时宜。国学的概念，到了今天，其范畴和内涵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对于国学这个概念，大部分学者都倾向推举国粹派学人邓实在其《国学讲习记》对国学的定义：“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也就是说，除了我们熟悉的那些传统文化经典，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这些也应当属于国学范畴。

国学网等几家机构组织的这个活动，显然是以一个宽广的定义，而不是狭隘的定义来阐述国学的，不然蔡元培、鲁迅等人也不会入选大师的行列了。同时，这也反映了网友对国学这个定义应是心里有数的，对于国学这样的传统文化概念也有着新的认识和体会。从活动第一轮的投票结果来看，入选的这些大师，不仅有王国维这样在古代文学研究方面有着深刻造诣的大师，也有偏于中国教育事业的蔡元培。鲁迅的入选也是网友们的一致推选。

一些人关注的是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的一面，却忽视了鲁迅自日本求学时期以来一直坚持的“新生”观——取今复古，别立新宗。鲁迅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批判，具有历史背景，当时复古派的猖狂和国内环境，趋使鲁迅只能更多地批判。但值得注意的是，鲁迅的思想中存在一个复古的一面，这复古与复古派恢复到儒教本源的做法截然不同，他是要返回到先秦文化，去梳理“民族固有之血脉”，其终极目标是新生。

鲁迅在日本时期就发表了《文化偏至论》，提出“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论断。鲁迅所要反对的，是戕害中国人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文化；鲁迅所要发扬的，是中国脊梁人物身上的品质。扼要地说，鲁迅所要复的，是前人创造文化的动因，而非成果，他所提倡的新宗是古今合璧的新生。鲁迅对先秦文学的价值做了独到的认可，这表现在对屈原文学成就的高度评价——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另外指出老子思想的致命弱点，是“不撄人心”，人心枯槁，生命力萎缩；孔子思无邪的诗教理论，让中国人的心声得不到充分抒发，必然导致诗歌精神的枯萎——诗歌本来应该是最能表达情感的。

回国十年时间里，鲁迅主要研究古代小说，鲁迅更加深入地体察中国先秦文化以来的演变。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的与众不同在于，他以文学家、思想家、学问家的三重身份去梳理中国文化，见解不仅独到而且深邃，所以近百年来无人能出其右。这期间，鲁迅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批判和否定居多，但鲁迅已经开始以先秦文化为题材创作小说：《不周山》《奔月》《铸剑》，开始了建构先民生命力体系的工作。

综上可知，显而易见，鲁迅是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

毛泽东与鲁迅的互慕和神交

鲁迅先生虽然没有见过毛泽东，但是对毛泽东却非常佩服。1931年10月，鲁迅向左联文委书记冯雪峰以及茅盾打听中央苏区和毛泽东的情况，极为佩服朱毛在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的战绩，因为他们把气焰嚣张的国民党反动派“吓坏了”。鲁迅对英勇作战的红军十分钦佩。

1932年秋，在战斗中负伤的陈赓从鄂豫皖红四方面军来到上海养伤，在冯雪峰等人的陪同下，鲁迅曾在家中两次会见陈赓。陈赓讲述的红军英勇战斗的情形以及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给鲁迅留下了深刻印象。鲁迅非常重视这次谈话，以后一再提及，认为确实比《铁流》《毁灭》里写的内容更动人。他曾一度想写一部反映苏区红军战争题材的小说，但是终因没有实际生活经验而未动笔。

1933年年初，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首府江西瑞金。临时中央博古提议，可以让鲁迅来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员（教育部长），主持中央苏区的教育工作。中共中央派到鲁迅身边的联络员冯雪峰不赞成博古的意见，认为博古不了解鲁迅，低估了鲁迅在白区文化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还是让瞿秋白来主持教育工作为好。

1934年1月，因为冯雪峰在上海的安全难以保证，党中央把他调到瑞金，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毛泽东此时受到博古、李德等人的“无情打击”，被剥夺了对红军的领导权，被排挤出核心领导层。处境艰难的毛泽东听说冯雪峰来到了瑞金，便专门拜访了他。毛泽东非常遗憾地说：“‘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有见过鲁迅。”冯雪峰向毛泽东介绍上海的工作和左翼文艺阵营的活动，特别详细地介绍了鲁迅的情况。毛泽东对冯雪峰讲述的鲁迅的事情尤其感兴趣。

冯雪峰告诉毛泽东，有一个日本人曾经说过，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他在沉吟片刻后说：“这个日本人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

冯雪峰还告诉毛泽东，鲁迅读过毛泽东的诗词，认为他有“山大王”的气概。毛泽东听了非常开心。

“山大王”当然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毛泽东性格中的主导面是“虎气”：藐视强权，对现存秩序的反抗。在毛泽东的诗词中，对于“山”可谓情有独钟。他独创的“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的发展。中国革命离不开山。鲁迅以“山大王”气概来评论这位革命家诗人的作品，确是独具慧眼。所以毛泽东听到冯雪峰的转述，发出会心的大笑。

对于“山大王”的评价，毛泽东还有过更为直接的认同。1973年5月，毛泽东召见新接班人王洪文，问及王之年龄，王答已38岁。毛泽东说：你比我强多了，我像你这样大的时候还在井冈山喝南瓜汤呢。王洪文立即称颂“主席那时已经是伟大的革命领袖了”。毛泽东笑道：“不，是山大王，落草为寇，杀富济贫。”

一天晚上，毛泽东再次约见冯雪峰。毛泽东的兴致很高：“今晚约法三章：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说地主恶霸，我们不谈别的，只谈鲁迅。”毛泽东接着说，“我很早就读了鲁迅的作品，《狂人日记》《阿Q正传》都读过。阿Q是个落后的农民，缺点很多，但他要求革命。看不到或者不理会这个要求是错误的。鲁迅对群众力量有估计不足的地方，但他看到农民的要求，毫不留情地批评阿Q身上的弱点，满腔热情地将阿Q的革命要求写出来。我们共产党人和红军干部，很多人看不到，对群众的要求不理会，不支持。应该读一读《阿Q正传》。”毛泽东还对冯雪峰说，“我也想重读一遍，可惜当地找不到这部书。”毛泽东又问鲁迅这几年写了些什么，冯雪峰扼要介绍了鲁迅到达上海后所写的文章，尤其是在几次论争中的文章。

冯雪峰接着透露，临时中央有人主张请鲁迅到苏区来。毛泽东问：“干什么？谁主张的？”冯雪峰解释说：“不是正式主张，只是随便说说。”毛泽东叹息道：“这些人真是一点也不了解鲁迅！”冯雪峰还把鲁迅不想离开上海，并谢绝到苏联去，认为在岗位上，总能打一枪两枪的想法详细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感慨地说：“这才是实际的鲁迅！一个人遇到紧要关头，敢于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坚决将艰巨的任务承担下来，是符合人民愿望的最可贵的品格。我们民族几千年来多次濒临危亡，终于能够维持不堕，就因为人民有这样的品格，这点在鲁迅身上集中地体现出来。”

1935年10月，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带领红军冲破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经过万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鲁迅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写下了著名的《亥年残秋偶作》一诗，其中有“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的句子，表现了鲁迅遥望北斗星，对远在陕北的红军及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无限牵挂之情。

1936年3月29日，鲁迅抱病和茅盾一起为红军东征胜利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发出了贺信：“英勇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英勇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更大的胜利，全国人民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热烈的欢迎与拥护。”“在你们的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鲁迅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身上，清醒地看到了“人类和中国的将来”，看到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无限光明前途。

1936年4月，冯雪峰奉党中央之命离开陕北到上海同中共秘密组织建立联系。冯雪峰在上海住到了鲁迅的家中，同鲁迅有了更加深入的交流。他向鲁迅讲述了红军长征的经过、遵义会议情况、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鲁迅静静地倾听着，冯雪峰每次提到毛泽东，提到毛泽东周围的中共领导人，鲁迅总是流露出亲切信任的表情。鲁迅还委托冯雪峰把自己抱病编的瞿秋白《海上述林》以及购买的火腿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