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胡适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对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说过这样一段话：“《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一时成为青年毛泽东“楷模”的胡适，其实只比毛泽东年长两岁，1891年2月17日生于上海大东门外。原名嗣，学名洪，安徽绩溪人，留学考试时改名胡适，字适之。1962年2月24日逝世于台湾。
胡适5岁开蒙，在绩溪老家私塾受过9年传统教育，打下坚实的国学基础。1904年到上海进新式学校，接受《天演论》等新思潮，并开始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白话文章。1910年夏赴美留学，先入康乃尔大学习农科，后转入文科。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追随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学习哲学。
毛泽东还在湖南长沙读师范学校时，胡适早已因鼓吹和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和文学改良而声名鹊起，成为当时以至后世最有影响的著名学者。
1917年，胡适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古代中国逻辑方法之进化》。在此期间，胡适热心探讨文学改良方案，并试作白话诗。而他与《新青年》主编陈独秀的通信，以及他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的发表，更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文学革命。同年，胡适学成归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并参与《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至此一发而不可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
“五四”时期，胡适连续撰写《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提倡“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并相继完成《国语文法概论》《白话文学史》等著作，对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而成为现代中国人重要的思想和交流工具起了决定性作用。
胡适称“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并断言其有四重目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胡适的所谓“整理国故”，就是用科学方法对三千年来的国学进行一番有系统的研究。因此胡适治学特重方法，屡次撰文介绍清儒与西哲的“科学方法”，以至于再三声称自己的学术研究都是为了证明并推广其“科学方法”。
“五四”洪流中相互激赏和支持
毛泽东和胡适是在北京大学结识的。
胡适1917年9月到北京大学任教。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应在北大任教的恩师杨昌济之召来到北京，随后在北大图书馆谋到了一个月薪八个银圆的图书管理员的职位。胡适那时是北大最年轻的新派教授，毛泽东曾不失时机抽空去旁听过胡适的课，所以毛泽东曾一度称自己也是胡适的学生。后来，毛泽东同萧三等人经杨昌济先生介绍专程去拜访过胡适，同胡适讨论新思潮的各种问题。
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人在长沙创立了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新民学会成立不久，会员中一些有抱负的青年怀着到西方寻找真理的愿望，响应蔡元培、吴玉章在北京发出的号召，积极组织到法国勤工俭学。为此，毛泽东曾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在将近一年里，毛泽东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用在留法勤工俭学的宣传、组织和准备工作上。可到了临行前，毛泽东却决定不去法国了。许多新民学会会员对此很不理解，毛泽东的解释则是：“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
一年多后，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又说到这件事：
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一些人只是一种“谜”。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明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和黎邵西（黎锦熙——著者注）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
由此可见，毛泽东最后决定不去法国勤工俭学，一方面在于他要了解中国的国情，研究国内的问题；另一方面与胡适的态度有关，毛泽东为是否出国一事，专门与胡适讨论过，胡适赞成、支持他留在国内研究问题。
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与此同时，胡适在北京的《每周评论》上发表那篇有名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毛泽东如期把《湘江评论》寄给了胡适。胡适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写了《介绍新出版物》（署名“适”），高度评价了《湘江评论》：
《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民众的大联合》这篇文章正是毛泽东写的，“民众大联合”的思想也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毛泽东当时是赞成胡适主张的“多研究些问题”的，他在湖南长沙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1919年9月1日，毛泽东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刊发于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所列的亟待研究的“问题”，如“孔子问题”、“东西文明会合问题”、“经济自由问题”、“国际联盟问题”等，共计71大类；其中的教育、女子、劳动、华工、实业、交通、财政、经济8大类又分列出81个更具体的问题，如“杜威教育说如何实施问题”、“中等教育问题”、“女子交际问题”、“贞操问题”、“国语问题”、“司法独立问题”、“联邦制应否施行问题”等，合计144个要研究的“问题”。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领湖南“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这是毛泽东第二次进京。湖南“驱张运动”的大本营也随之从长沙移师北京。到北京后，毛泽东就住在北长街20号（原北长街99号）福佑寺这个喇嘛庙中，立即与各方面协商组成了“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和“旅京湘人驱张各界委员会”。毛泽东代表新民学会上书胡适，争取胡适对湖南学生的支持。
1920年1月15日的胡适日记中有：“毛泽东来谈湖南事。”
胡适晚年旅居美国，在1951年5月16至17日的日记上，胡适回忆说：“毛泽东依据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了。”
胡适所说这段史实，在毛泽东给朋友的信中可得到印证。1920年2月和3月14日毛泽东在离开北京之前分别给陶毅、周世钊的信中说：
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两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
……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所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
……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
1921年8月16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同时他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9月，毛泽东利用船山学社的校舍开办的自修大学开学。原船山学社的社长贺民范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长。1922年4月，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创刊。11月自修大学和刊物被湖南政府勒令停办。
湖南自修大学的创办，培养了一批青年人，他们中的大部分后来成了共产党的干部。
胡适“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20年11月25日，他在给罗章龙的信里指出：“我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他论述了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意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毛泽东经历了实验主义，又超越了实验主义，开始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
那么，此时的毛泽东，又是如何看待胡适的呢？1923年4月10日，毛泽东在《新时代》创刊号上发表的《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中，对当时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做了分析，其中，他把胡适划为“非革命的民主派”，有民主性的一面，是可以同革命派合作的。
因为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领袖地位，带头进行了文学革命，于是，一些人就认为胡适是彻底的反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因为胡适在某种特殊历史背景下中说过“西化”之语，不少人就据此认为胡适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全盘西化”者。事实上，在20世纪20年代，胡适对于国学的推广和普及不遗余力。主要表现在他先后两次关于中学古文教学的公开演讲及为清华学生开列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中。
在两次演讲中，胡适对于中学古文的教学给予很大的关心和热情，认为没有相应的国学知识，青年们对外则不能代表中国，对内则将没有意义。胡适坚信，国学一定可以拥有更加光明的未来。
1923年，胡适在《努力周报》的增刊《读书杂志》第7期上，发表了为清华学校（1928年改为清华大学）的学生拟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胡适开的书目包括三部分：工具之部，有周贞亮、李之鼎《书目举要》，张之洞《书目答问》等15种；思想史之部，有《老子》《庄子》等91种；文学史之部，有朱熹《诗经集传》、姚际恒《诗经通论》等78种。
胡适在一长串书单子的前面，声明两点：一是他拟这个书目，不是为国学有根底的人设想，而是为那些想学得一点系统国学知识的普通青年人设想；二是他拟这个书目，是想为青年人提供一个“下手的方法”。他还说：“国学在今日还没有门径可说……对初学人说法，须先引起他的真兴趣……在这个没有门径的时候，我曾想出一个下手的方法来……这个书目的顺序便是下手的法门。”
出乎胡适意料，该书目发表后，立即遭到了质疑。1923年3月11日，《清华周刊》的记者给胡适写了一封信，对胡适开的书目提出了两点疑问，实际上是两点批评：一方面，书目“范围太窄”，只包括了思想史和文学史著作，遗漏了中国文化史的其他门类如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等著作；另一方面，书目所列图书太多了，太专深了，不合乎“最低限度”四个字，没有考虑到学生们的实际程度，学生们读不完，也未必都读得懂。记者希望胡适先生替清华学生另外拟一个书目，拟一个称得上“实在最低的国学书目”。
胡适在答书中写道：
如果先生们执意要我再拟一个“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我只好在原书目加上一些圈；那些有圈的，真是不可少的了。此外还应加上一部《九种纪事本末》（铅印本）。
以下是加圈的书：
《书目答问》《中国人名大辞典》《九种纪事本末》《中国哲学史大纲》《老子》《四书》《墨子间诂》《荀子集注》《韩非子》《淮南鸿烈集解》《周礼》《论衡》《佛遗教经》《法华经》《阿弥陀经》《坛经》《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王临川集》《朱子年谱》《王文成公全书》《清代学术概论》《章实斋年谱》《崔东壁遗书》《新学伪经考》《诗集传》《左传》《文选》《乐府诗集》《全唐诗》《宋诗抄》《宋六十家词》《元曲选》《宋元戏曲史》《缀白裘》《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
政见的分歧与分道扬镳
1945年3月27日，国民党行政院发表胡适为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大会代表团代表。4月25日，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中的中共代表董必武按毛泽东指示与胡适长谈，希望胡适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谈话中，胡适搬出《淮南子》的无为主义，规劝中国共产党从事单纯的政党活动，作为国内的第二大党参加选举。
同年7月1日，国民参政会的民主党派人士傅斯年、黄炎培、章伯钧等六人访问延安。其中的傅斯年既是胡适的学生，又是胡适的挚友。毛泽东以学生的身份请傅斯年代他向远在美国的老师胡适问好。
从延安回到雾都重庆，傅斯年在重庆的报纸上，通过文章向自己的老师兼朋友胡适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
胡适见到傅斯年的文章后，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是年的8月24日，胡适在纽约发了一封著名的电报给毛泽东：
润之先生：
顷见报载傅孟真兄转达吾兄问候胡适之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
前夜与董必武兄深谈，弟恳切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廿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试看美国开国之初，节福生（现译杰弗逊。——著者注）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手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选举取得政权。又看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力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
此时正值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是。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于胡适电报之前两天，也催迫毛泽东去重庆与蒋介石会谈，电报说：“坦率告诉（中共），我们认为暴动的发展已无前途，中国同志应寻求与蒋介石妥协，应加入蒋介石政府，并解散其部队。”对斯大林的这封电报，毛泽东非常不满，1949年底，毛泽东去莫斯科终于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但毛泽东并没有放弃对自己的这位曾经的“老师”的争取和“统战”。
1945年9月6日，胡适被国民党任命为北大校长。1946年7月5日，胡适从美国回到上海，受到蒋介石、孙科等国民党党政要员的热情款待。
1946年11月，胡适不顾众人的反对，脱去自己极力标榜的“自由”和“民主”的外衣，趋炎附势，出席了所谓的“国大”。作为第一个大会执行主席，主持通过了蒋介石炮制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以其在海内外思想文化界的独特影响力，粉饰了蒋介石“民主”的伪装，竭尽全力为其“捧场”。此时，胡适虽然还是心向学术，但由于不甘寂寞、不肯疏远于政治，抱定英美式民主的政治理想，渐渐陷入蒋介石的政治泥潭，再也拔不出脚来。
1948年11月20日，在内战大局已定的情况下，胡适在北平傅作义的华北“剿总”讲演时，还在信口雌黄，大讲“和比战难”、“苦撑等变”，把国民党的内战比作“圣战”，是“民主、自由、平等与集权、恐怖、残忍，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斗争”，肆意攻击共产党和共产主义。
据胡适的学生季羡林回忆：“有一天我到校长办公室去见适之先生，一个学生走进来对他说：昨夜延安广播电台曾对他专线广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后，将任命他为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的馆长。他听了以后，含笑对那个学生说：人家信任我吗？”
于是，1948年12月14日，胡适登上了蒋介石派来的专机，走上了与共产党决裂的道路。
1949年，毛泽东针对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连续发表五篇评论，文中对个人民主主义者进行了批评和劝告，其中几处直接或间接提到了胡适。
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毛泽东写道：
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还要看一看。他们想，国民党是不好的，共产党也不见得好，看一看再说。其中有些人口头上说拥护，骨子里是看。正是这些人，他们对美国存着幻想。他们不愿意将当权的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和不当权的美国人民加以区分。他们容易被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某些甜言蜜语所欺骗，似乎不经过严重的长期的斗争，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也会和人民的中国讲平等，讲互利。他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他们就是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
胡适没有搭乘蒋介石的飞机直接去台湾，而是于1949年4月6日，在解放军的隆隆炮声中再次登上从上海开往美国的轮船，与祖国诀别。他在美国租赁的纽约东81街104号那所破烂不堪的公寓里度过了那段几乎使他的经济状况和健康状况陷入绝境的困苦日子。为了避免坐吃山空，这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只得屈尊接受普林斯顿大学的聘请，在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做一个管理中文图书的小职员。
毛泽东预言21世纪替胡适恢复名誉
1949年4月29日，胡适刚刚抵达纽约的第三天，他的老朋友、史学家陈垣致信于他。该信于1949年5月11日在《人民日报》以《北平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给胡适的公开信》为标题发表。在信中，陈垣诚恳地规劝胡适正视现实，幡然觉悟，批判过去的旧学问，回到新青年之中，为广大的人民服务——一封给胡适的公开信能够在共产党机关报发表，毫无疑问，毛泽东始终给胡适敞开着大门。
然而，胡适囿于他顽固的反共情结，在日记中表示了对该信的“鄙视和厌恶”，并于1950年1月9日在台湾《自由中国》发表《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跋所谓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明确表示了拒绝“挽救”的强硬态度。10月，他又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斯大林策略下的中国》这篇反共文章，这使得毛泽东争取胡适的希望从无奈中走向了破灭。
此时此刻的胡适，已将自己装扮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共骑士，利用美国人和蒋介石别有用心地套在他头上的种种光环，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共言论，为危机四伏的国民党黑暗统治映照出一丝隐晦的亮色——胡适自己关闭了毛泽东为他敞开的大门。
1954年，中国大陆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运动，后来转向批判俞平伯的老师胡适。胡适由学界泰斗一下变成声名狼藉的人物，批判者称他为“实用主义的鼓吹者”、“洋奴买办文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当时，由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共同成立了专门批胡的机构即周扬所称的“讨胡委员会”。在郭沫若“委员长”的领导下，出版了《胡适思想批判》八辑约二百万字，另有别的出版社出的批胡著作三十本，总计有三百万言之多。
这些批判文章，在大陆可能没有一个人通读过，可胡适全部都读了，并在有些地方做了些富于谐趣的批注。对这种自上而下发动的批判，胡适将其看作自己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乃至政治信念的胜利，是另一种对自己的抬举和宣传方式。胡适一再和友人说：“这些谩骂的文字，也同时使我感到愉快和兴奋，因为我个人四十年来的一点努力，也不是完全白费的，毕竟留下了大量的毒素。这种毒素对于马列主义好比瘟疫，还发生抗毒和防腐的作用。”
胡适对自己早年曾欣赏和支持过的毛泽东，似乎越来越反感。1959年3月11日，胡适读到大陆出版的毛泽东《诗词十九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看见大陆上所谓“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泽东《诗词十九首》，共九页。真有点肉麻！其中最末一首即是“全国文人”大捧的“蝶恋花”词，没有一句通的！抄在这里：
游仙·赠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我请赵元任看此词押的舞、虎、雨，如何能与“有”韵字相押。他也说，湖南韵也无如此通韵法。
胡适说这首脍炙人口的《蝶恋花》“没有一句通的”，此话讲得太过，已不是什么诗歌评论，恐怕已是**裸的诋毁了，可谓“胡说”、“胡批”。
胡适经过“严密”地“论证”，还请教了湘籍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最终得出了毛泽东词《蝶恋花》就是照方言也不押韵的结论。按“蝶恋花”词牌要求，毛泽东的词的确“出格”了、“破韵”了。但这样的韵脚犯忌，一向重视用韵、深谙格律的毛泽东自然很明了。1958年12月，毛泽东在该词作的“作者自注”中说：“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不可改”说明毛泽东是为了不因韵害意而“破格”。如此用韵，意与声谐，浑然天成，所以也就“只得仍之”了。诗言志，既然格律是为了表情达意服务的，“情动绳墨外，笔端起波澜”（臧克家语），这时又何必胶柱鼓瑟呢？毛泽东在遵循词律的大前提下，根据表达需要而作一点灵活变通，不也可以看作是他“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诗论的一种艺术尝试吗？所以，胡适的批评未免太死板、太苛刻了，有违自己一向主张的“尝试”精神，同时也或多或少是一种有失大家气度的“泄私愤”。
尽管如此，晚年的胡适，还是不无欣赏地对身边人说：“共产党中，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
1956年2月的一天，毛泽东在怀仁堂宴请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说：“胡适这个人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学生”并没有全盘否定“老师”，对其评价还是十分公正的。这恐怕是胡适连做梦也想不到的吧！毛泽东的话是很真诚的，显示了一个伟大政治家的宽广胸怀，同时也是表示对胡适已无争取的可能性。
1957年2月16日，毛泽东在颐年堂的一次讲话中，再次肯定了胡适，“他对中国启蒙运动起了作用”，“不能全盘抹杀胡适”。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与哲学工作者谈话时，又一次提到了胡适，此时，胡适已经去世两年多了。毛泽东说：“《红楼梦》写出来有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很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还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