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5
24.Duffy, J., A History of Public Health in New York City.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68.
25.Burrows, E. G. and Wallace, M., 1999, op. cit.
26.Notably, “Account of the climate and diseases of New York.” See Duffy, J., The Sanitarians: A History ofAmerican Public Health. Illini Books E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2; and Duffy, J., 1968, op. cit.
27.在同一时期，纽约通过了严格的检疫法；开设了纽约医院；在曼哈顿比克曼和拿骚街的拐角处开设了药房，为穷人提供医疗保健服务；见证了贝尔维尤医院的开业，这家医院于1805年开始被市政府接管。
28.
纽约市的年平均死亡率（每10万人，1804—1995年）
fn：1857年首次报告白喉病例。
*1970、1975、1980、1985、1990、1995年的麻疹数据仅是5岁以下儿童的统计数据。
注释：这个表格的汇编异常艰难，因为历史学家在许多数据点上意见不一致。已知的人口和死亡率数据的准确性每年都有所不同。不同的官方报告给出了同一年份的不同数据。因此，请注意以下几点：
（1）内战结束前的数据以五年平均数表示。
（2）1898年，纽约市合并了五个行政区。（见注29表：“1650—1990年纽约市人口数”）
（3）疾病的定义和分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19世纪以前，许多疾病都没有明确的定义。肺结核、结核病、肺痨相同。从1870年开始，这张表将肺部和该疾病的其他表现理行分组。伤寒和副伤寒没有特别的鉴别诊断方法，几十年来一直被一起报道。伤寒和斑疹伤寒、白喉和哮吼（儿童疾病）也是。
（4）在1865年和1890年这两个特定的年份，人口估计值尤其令人怀疑：历史上认为人口数被低估了。（See: Rosenwaike, I., 1972, op. cit.）
（5）儿童疾病，如麻疹和白喉，通常按年龄分组来报告。在这张表中，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对各个年龄段的报告进行了分组。
29.1840—1860年间，450万欧洲贫民从美国东部港口登陆，使本来就人口稠密的居民区和贫民窟不断膨胀。这其中超过350万人为纽约的常住人口。下表概述了纽约市人口指数增长情况：
1650—1990年纽约市人口数
30.例如，1847年伤寒夺去了纽约市1396人的生命；1849年夏天，霍乱导致5071人死亡（可能是8000人）；1851年暴发天花和伤寒，造成1600人死亡；1854年夏天，霍乱再次袭击纽约，造成2501人死亡。这些传染病，加上孕产妇和儿童死亡率惊人地上升，到1855年，纽约市人口的死亡率上升到48/1000人/年。
31.产褥热是由多种细菌引起的产后感染。通常情况下，这些妇女是由于助产士和产科医生实行的可怕的卫生标准而感染的。
32.许多观察人士指出，在任何通过选举或民主程序运作的社会体系中，实施公共卫生的根基是满足庞大的中产阶级的需求。公民社会的部分功能就是要让民众对其未来进行积极的投资。显然，在苏联国家、中非和印度，中产阶级几乎不存在。所有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阶层特征与19世纪中期的美国城市相似。
因此，很可能会有人争辩说，在没有庞大中产阶级群体的情况下，公共卫生不可能存在于一个民主国家。当然，也可以说，没有这样的阶级力量，民主本身就不可能存在。
33.An excellent rendition of Chadwick's contributions can be found in the chapter entitled“Public Medicine” in Porter, R., The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 A Medical History of Humanity. New York: Norton, 1998.
34.Details can be found in Duffy, J., The Sanitarians: A History of American Public Health. Illini Books E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2.
35.“本土主义者”是指在美国本土出生的白人，他们认为自己在美国社会中的权利高于移民、非裔美国人和美国印第安人。通常，本土主义者是强烈的反犹太主义和种族主义者，将所有的社会弊病都归咎于“非本土的”。
36.当时的欧洲，情况并不是这样。19世纪中叶，美国人在对待公共卫生问题的态度远比欧洲人更加道德和漠不关心。例如，波特告诉我们，鲁道夫·维尔乔夫呼吁德国医生成为“穷人的律师”，而法国的朱尔斯·盖林则宣布需要他所称的“社会医学”。一般来说，与美国公共卫生领域相比，欧洲公共卫生领导人对病人的判断要少得多，而政治参与度更高。
37.1788年，公众对纽约医生的不信任引发了一场暴乱。在工人阶级居住的社区流传着这样的谣言：残忍的医生在月光下挖出他们亲人的尸体，然后将其切开进行医学实验和解剖学研究。一名儿童声称自己目睹了纽约医院的一名医生肢解她刚去世的母亲。受此影响，一群5000人左右的暴徒袭击了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医院，让惊慌失措的医生和医学院的学生四处逃散。医生们躲在城市监狱里，暴徒愤怒地冲进监狱。当地民兵为保卫被围困的医生而造成了3名骚乱者死亡。
38.Starr, P,,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Medicine. New York: Basic Books,1982; Ludmerer, K. M., Learning to Heal.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and Ludmerer, K. M., Time to Hea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39.借用他以前引用过的医学教育书籍中的内容，肯尼斯·卢德默尔指出，早在19世纪30年代，法国的医学教师就放弃了死记硬背的方法来培训医生，转而用直接接触病人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每年从巴黎培训回来的少数美国医生知道如何检查病人，甚至有一种专注于身体特定器官的疾病感。但早在19世纪末，大多数美国医生不管他们受过什么样的“训练”，对人体器官与疾病之间的关系一无所知，也无法对病人进行有效检查，甚至不能正确地做出初步诊断。
40.19世纪40年代，在维也纳执业的匈牙利籍内科医生伊格纳兹·菲利浦·塞梅尔维斯进行了一项伟大的实验，将彻底改变医疗卫生的现状。在当时的整个欧洲和美国，产妇分娩后都会出现产褥热。**和子宫内疼痛的感染会迅速发展成败血症，而新妈妈们则会出现高烧、精神错乱、死亡。
塞梅尔维斯在他的维也纳医院指出，一些医生和护士照顾产妇出现的产褥期发热病人比其他人少。他尝试了一种实验，将产科病房一分为二，一边保持标准做法，另一边指导所有护士、医生、助产士和来访者在接触母亲或新生儿之前，用肥皂和开水用力擦洗双手和手臂。用新方法照顾的母亲没有一个死于产褥热。
随着“塞氏洗手法”一词在欧洲传播开来，医生们认为这种清洗也可以降低术后感染的发生率，肥皂块很快就出现在法国、奥地利、德国和英国的医生办公室和医院病房里。但在美国，情况并非如此。
41.Ludmerer, K. M., 1985, op. cit.
42.Quoted in Jordan, P. D., The People's Health: A History of Public Health in Minnesota to 1948. St. Paul: Minnesota Historical Society, 1953.
43.Jordan, P. D., The People's Health: A History ofPublic Health in Minnesota to 1948. St.Paul: Minnesota Historical Society, 1953.
44.保罗·斯塔尔总结道：“如果病人是传染源，预防疾病传播（公认的公共卫生功能）的一种方法是诊断和治疗病人（公认的医学功能）。对一些公共卫生官员来说，扩大公共卫生的范围以纳入更多的药物似乎是必要的和可取的，但可以想象，私人医生会认为这种扩展是一种篡夺。医生们反对为病人提供公共治疗措施，反对肺结核和性病病例的报告制度，反对公共卫生当局建立卫生中心以协调提供预防措施和医疗卫生服务。”
45.加州人最初是在加州出生的人，他们通过墨西哥土地出让而获得加利福尼亚大牧场。20世纪50年代，沃尔特·奥马利与洛杉矶市政府达成协议，将布鲁克林道奇棒球队迁往加州。国家宣布土地征用，国民警卫队用枪口威胁加州人的后裔，使切瓦士山谷成为道奇体育场的所在地。
46.There is some dispute on that figure. Duffy says six hundred died. Condran argues the total was 1,137. See Duffy, J., 1968, op. cit.; and Condran, G. A., “Changing patterns of epidemic disease in New York City.” In Rosner, D., editor, Hives of Sickness: Public Health and Epidemics in New York City.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5.
47.Starr, P., 1982, op. cit.
48.见注释70表格“纽约市人口死亡率”。
49.1878年，黄热病肆虐密西西比河谷的城镇。在受灾最严重的孟菲斯，死亡人数超过了该市人口的10%；新奥尔良也因此损失了5%的人口。在这些城市里，几乎每个家庭都至少埋葬了一名亲人，多年后，这种悲痛在当地的文化中留下了令人警醒的印记。
人们所知道的处置这场传染病的唯一方法是把病人从水井附近区域转移出来，当疫情严重时，通过把惊恐的民众疏散到农村来减少整个城市的人口密度。必要时，警察、美国军事部队和当地民兵会用手枪胁迫民众进行转移，以回应市长和州长们对他们积极履行公共卫生行动的信任。可悲的是，这种行为往往使人们与传播这种疾病的蚊子有更直接的接触。
在内战结束仅仅8年之后，密西西比河流域的传染病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在今天看来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正如在哈立德·布鲁姆关于这一主题的优秀著作中所指出的那样，大部分灾难发生在最近战败的南部各州，毫无疑问，由于战争的破坏和前南部邦联政府基础设施已被损毁，这些州已经成了蚊子的滋生地。当海耶斯派遣联邦政府的官员和军队援助被围困的南部城市时，这标志着最近交战的派系之间朝着和解的方向做出了大气的姿态。
50.
1873—1905年细菌或微生物的发现史
51.在科赫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结核病病原学》中，他不仅提供了结核分歧杆菌是结核病病因的证据，还指出了这种细菌（他错误地称之为病毒）的传播模式和传播控制策略。
“关于结核病病毒从病人向健康人传播的途径，毫无疑问，是由于病人咳嗽时的震动，痰中会有微小的颗粒，散落在空气中，像尘埃一样散开。现在有大量的实验表明，吸入细小弥散的肺结核痰不仅使这些动物对结核病敏感，而且绝对能够对结核杆菌产生抗药性。人类可能会是个例外，但这是不应该存在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当一个健康的人意外地发现自己与患病的人近在咫尺，并吸入了空气中的痰颗粒时，他就可能会被感染。”Koch, R., “Aetiology of Tuberculosis.” Translated by Rev F. Sause. American Veterinary Review 13 (1889): 54-214.
52.For this section see Bates, B., Bargaining for Lif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2; Burrows, E. G. and Wallace, M., 1999, op. cit,; Bushel, A.,Chronology of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Health 1655-1966.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Health, 1966; Caldwell, M., 1988, op. cit; Debré, P., Louis Pasteur.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Dubos, R. J., The White Plague.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2; Duffy, J. , A History of Public Health in New York City: 1866-1966. New York:Russell Sage, 1974; Duffy, J., 1992, op. cit.; Golden, J. and Rosenberg, C. E., Pictures of Health.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1; etc..
53.Evans, R. J., Death in Hamburg: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the Cholera Years 1830-1910.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7.
54.“肺街区”与凯瑟琳、樱桃街、汉密尔顿和市场街接壤。
55.对廉价公寓的定义是：“通常是街上4到6层的砖砌建筑，一楼通常有商店……每层楼有4户人家，一套房间里有1个或2个深色的衣橱，衣橱所在的房间用作卧室；还有一个3.6米乘3米的客厅。楼梯经常是位于建筑中间的一个黑暗的天井处，可能没有直接的通风处，每个家庭都被隔墙隔开。通常情况下，地块的后方是另一栋3层楼高的建筑，两户人家在同一层楼。”
据估计，1890年纽约市有3.7万幢这样的廉价公寓都集中在曼哈顿区和布朗克斯区，这些房子里住着120万人。因此，纽约市是北美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每0.4公顷住着522人。那一年费城的人口密度是每0.4公顷118人，芝加哥是每0.4公顷83.5人。
56.See Sanger, M. and Russell, W., Debate on Birth Control. Girard Kans: Haldeman-Julius Company, 1921.
57.这一时期标志着马桶座圈恐惧症的开始，到了20世纪，这一恐惧症扩展到包括小儿麻痹症以及所有性传播疾病，梅毒患者可以告诉他们的配偶，他们是在“在公共厕所感染的”。“随着20世纪80年代艾滋病的出现，对马桶座圈的恐惧涉及了艾滋病病毒感染。”
这并不是美国独有的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也就是引入室内厕法的一百年后，为避免所谓的传染，大多数生活在苏联国家的家庭会故意避开使用马桶座圈而宁愿使用蹲式马桶。
58.Bellew, “Hygeia.” Harper's Weekly, vol. 25 (1881): 231.
59.例如，在芝加哥进行的大规模供水和下水道工程，在凯恩的《养育和浇灌一个城市：埃利斯·西尔维斯特·切斯布罗格和芝加哥第一个卫生系统》中有描述。
60.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Health, Anual Report of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1905 (for 1870-1895), 1915 (for 1900-1915). Note that there is debate on these figures. See Free, E. and Hammonds, E. M., “Science, politics and the art of persuasion.”In Rosner, D., editor, 1995, op. cit. By measurements focused on Manhattan's tenement areas,the change in diphtheria death rates was from an 1894 high of 785 deaths per 100,000 to just 300 deaths per 100,000 in 1900.
61.Delivered at the BMA's annual meeting in Montreal, Canada, Sept.3, 1897.
62.Hiscock, I. V., “A survey of public health activities in Los Angeles County, California.”American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 1928.
63.1915年，洛杉矶郡成立了一个卫生委员会，负责整个地区的公共卫生事务，当时该郡的人口接近70万。尽管在1911年之前，美国没有一个地方有郡级卫生行政部门，但很少有像洛杉矶一样迫切需要的。
64.十年来，在洛杉矶郡没有任何重要的医疗设施的情况下，波默罗伊的相关部门一直试图履行其职责。该郡实力雄厚的房地产开发商似乎不关心基础设施问题，如水、医院、学校和交通。1925年，洛杉矶郡第一家医院开业时，该郡的居民人数接近200万。
但那都是后来的事。在波默罗伊的时代，只有4个分散的小诊所、1个结核病疗养院和一个由流动的公共卫生护士和食品检查员组成的小型医疗网络。创建一个公共卫生护理专业实际上是洛杉矶因需制宜的想法。该郡负担不起同等数量的医学博士人才队伍，而且动用任何由税收支持的医生组成公共卫生队伍都会引起美国医学会的不满。详细信息，请参见“A new kind of nurse appears.” In Rosen, G., A History of Public Health.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3。
65.1900年，纽约市每年约有40%的死亡病例涉及5岁以下儿童。约瑟芬·贝克在1918年的一项调查还发现，纽约市有21%的小学生营养不良。
66.基督教堂的创始人，科学家玛丽·贝克·埃迪，1821年生于新罕布什尔州。年轻时，她成为菲尼亚斯·帕克赫斯特·昆比的追随者，昆比是一名催眠师，使用催眠术、磁铁以及与死者灵魂交流的方法来治愈创伤。1866年，艾迪创立了被称为基督教科学的信仰体系。
到19世纪80年代末，埃迪的追随者遍布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经她培训的治疗师承诺“所有疾病都不用药物或仪器就能治愈。‘疾病是一种信仰，而不是一种现实’—形而上学者认为这是一个显著的与医学科学相矛盾的说法。”
在整个20世纪，疫苗接种一直是公共卫生当局和基督教科学家之间争论的焦点。1985年至1994年，美国的四次麻疹流行是在未接种疫苗的基督教科学家群体中发生的。
67.在代表多数人的意见书中，哈兰法官说：“美国宪法保障在其管辖范围内的每个人的自由，但并不赋予其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完全不受约束的绝对权利……这项原则承认每个人有权使用自己的财产，无论其是否可能对他人造成伤害，因此所有人的真正自由是不可能存在的。”
该案涉及一项强制要求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所有居民接种疫苗的法令。亨宁·雅各布森拒绝了这项法令，并向最高法院提出了申诉。法院一方面裁定剑桥确实可以颁布这样的法令；但另一方面，法院回避了强制执行的问题。拒绝接种疫苗的人可能会被监禁、罚款、拘留，但不会被强制接受疫苗。
68.Winslow, C. E. A., 1929, op, cit.
69.在整个1902年，24名身穿白色制服的卫生警察在纽约市街头巡逻，搜寻违反卫生法规的人，逮捕了304名非法倾倒者、随地吐痰者、违反检疫条例者和“过度拥挤者”—房东把大量移民塞进房间—食品检查员销毁了3843吨的农产品和肉类。
70.
纽约市人口死亡率
（单位：/10万人，1900—1950年儿童死亡的特定病因）
*1940年、1945年和1950年分别取1936—1940年、1941—1945年和1949—1951年每10万名儿童的年平均死亡人数的均值。
71.“伤寒玛丽的离奇经历”，《纽约医学院公报》第15期，1939年。1910年，英国卫生官员西奥多·汤姆森博士提出了一份更长的承运人身份的明确证明。从1896年到1909年，他所在的福克斯通地区爆发了一场传染病，汤姆森最终将其追溯至一个他称之为“N先生”的送奶工身上。尽管N先生从未患过伤寒，但他携带了这种微生物，并把它传染给了几十个与他有过接触或喝过他准备的牛奶的人。
72.事实上，梅隆将成为一个终生的伤寒沙门氏菌携带者，正如后来的研究所揭示的那样，在所有伤寒病痊愈的人中，只有少数人会转变成伤寒沙门氏菌终身携带者。事实上，一些从未发病，但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感染这种细菌的人，也可能成为终生的携带者。即使一个世纪以后，伤寒沙门氏菌的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传播方式仍然是未知的。在这种和许多其他情况下，公共卫生政策必然是建立在不完全已知的科学基础上的。
73.然而，当梅隆再次被捕时，她已经在斯隆医院帮厨5个月了，她又感染了至少25人，其中2人死亡—这使得被她感染的病例总数达到51例，3人死亡。和以前一样，当卫生当局与梅隆对峙时，她逃了出来，这次逃到了附近的树林里，最终在警方的追捕下被抓获，并送往北兄弟岛的河畔医院，1938年，她在痛苦和孤独中死去。
很少有公众和媒体同情“伤寒玛丽”梅隆。“玛丽第二次被捕后的状态与第一次被捕后完全不同，”卫生侦探乔治·索帕在书中总结道，“无论是在法律方面，还是在公众同情心方面，都是如此。作为一种疾病感染的无辜受害者，她曾经拥有的所有权利，现在都失去了，她现在是一个无法声称自己清白的女人了……她是个危险人物，必须得到相应的对待。”
74.钩虫病是由北美特有的3种寄生虫中的任何1种引起的，尤其是在亚热带生态系统中。钩虫幼虫可以通过进入赤脚的伤口来感染人体。一旦进入体内，钩虫会导致贫血、虚弱和智力低下。
1906年，当洛克菲勒运动开始时，专家们已经认识到，尽管治疗方法很糟糕，但预防措施相当简单。在大多数情况下，鞋子、袜子和长裤就足够了。钩虫是一种极度贫困带来的疾病。
75.到1916年，美国只有不到5所公共卫生学院，但却有超过160所医学院—这表明，治疗医学已经比全民疾病预防更有吸引力。
76.Stevens, R., In Sickness and in Wealth: American Hospital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77.Ludmerer, K. M., 1985, op. cit.
78.另一方面，这种职业的专业化强化了使医生们更加坚决地反对任何形式的干涉他们行医的行为。劳伦斯?韦斯巧妙地总结了这种紧张关系：“医生、药剂师和药品制造商主要通过企业家的眼光看待公共卫生，即使在公共卫生机构和其活动发展的早期也是如此。他们是支持公共卫生工作的，因为这会促使病人和顾客来到他们的办公室求医，但当他们发现公共卫生会成为其竞争对手时，他们就背弃了。”
79.Ben-David, J., “Scientific productivity and academic organiz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medicin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5 (1960): 830.
80.成人脊髓灰质炎病例很少，大概是因为在几十年的生命中，老年人通过连续接触自然免疫。当然，在1916年，除了最富有的成年人以外，所有人都可能在童年时期接触过疫水，饮用的过滤水比想象中的要少。在经历了1916年可怕的夏天之后，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一家每个季节都离开纽约市前往坎波贝洛岛居住一段时间，希望能避免小儿麻痹症的祸害。1921年8月，这位未来的总统就是在那里被一个罕见的脊髓灰质炎成人病例感染了，这使他的腿终生瘫痪。
81.For this section on polio, see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Health, Annual Report of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for the Calendar Year 1917. New York, 1918;Duffy, J., 1968, op. cit; Golub, E. S., 1994, op. cit.; Kraut, A. M.,“Plagues and prejudice.” In Rosner, D., editor, 1995, op. cit.; and Smith, J. S., Patenting the Sun: Polio and the Salk Vaccine.New York: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1990.
82.脊髓灰质炎的流行在1917年减弱，可能因为它已使非免疫人群处于饱和状态了，在最脆弱的人群中引发疾病，并自动地让其他人对此免疫。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科学家们会对脊髓灰质炎的周期性特征给出许多种解释，但通常没有人认识到这一显著特征。
83.As quoted in Kyvig, D. E., Repealing National Prohibition.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79.
84.Gray, M., Drug Crazy: How We Got into This Mess and How We Can Get Ou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8; and Ramirez, J. S., “The tourist trade takes hold.” In Beard, R. and Berkowitz, L. C., 1993, op. cit.
85.以纽约市为例，地下酒吧每周交400美元保护费给地方官员，另外每周行贿40美元给当地的巡警。
86.Duffy, J., 1974, op. cit; and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Health, Annual Report of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for the Calendar Year 1920. New York, 1921.
87.在其1920年的年度报告中，该部门还指出，“随着禁酒令的出台，发现了一些木材酒精中毒案件”，这为医疗和刑事当局的介入提供了明确的理由。
88.由于在西班牙出现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早期疫情，1918年的流感被除西班牙人外的所有人都贴上了“西班牙流感”的标签。如果需要用地理名称来命名，那“堪萨斯流感”可能更合适。
89.For this section, see Beveridge, W. I. B., “The chronicle of influenza epidemics.”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Life Sciences 13 (1991): 223-35;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 Bicentennial Edition. 93rd Cong, 1st sess, H. Doc.93-78 (Part 1);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luenza.”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s 48 No. RR-4 (1999); Crosby, A. W., Epidemic and Peace,1918.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76;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Health, Anual Report of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for the Calendar Year 1918 (see also the years 1919 and 1920). New York: 1919 (1920, 1921); etc..
90.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各种原因对死亡率的总体影响如下：
年龄调整死亡率
（单位：/1000人）
91.Eyler, J. M., “The sick poor and the state.” In Rosenberg, C. E. and Golden, J., editors.Framing Disease: Studies in Cultural History.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2.
92.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860年的160亿美元猛增到1890年的650亿美元。到1921年，超过3000亿美元。在此期间，国家财富增长了19倍，但人均收入仅增长了5.8倍，为什么？因为富裕起来的并不是真实的美国，而只是其上层的精英阶层积累了惊人的财富。
93.Smith, D. B., Health Care Divided: Race and Healing a Nati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9.
94.Dublin, L. I., “The health of the Negro.”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s and Social Science 140 (1928): 77-85.
95.White, R., It's Your Misfortune and None of My Own: A New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West.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96.1925年出生在美国的白人男性平均预期寿命是57.6岁;白人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为60.6岁。对于当时被美国人口普查局分类的“黑人和其他人”，当年的预期寿命要低得多：男性44.9岁，女性46.7岁。当然，这一数字受到了黑人婴儿死亡率高的影响：“黑人和其他种族”的婴儿死亡率为110.8‰，而白人婴儿的死亡率为6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