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作为一名从事艾滋病和相关传染病诊治的研究者和专科医生，我的日常工作就是尽力避免无数的疾病在免疫力低下人群、器官移植受者、老年人和注射吸毒者人群中暴发。我曾在西北大学医学院主持过若干科研项目，意在运用复杂的技术研究病原体躲过正常宿主防御的机制。尽管困难重重，充满挑战，但好在先进的技术和团队精神让这些研究得到了一些可喜的成果。在研究过程中，我遇到的挫折通常不是什么生死攸关的大事，而是诸如有的同事抗生素使用不当、实验室检测报告发得太慢甚至我的手机没电这种倒霉事。

然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的同行可能就没有这么轻松了，他们每天要面对世界上主要的微生物杀手，如急性呼吸道传染病、腹泻性疾病、结核、疟疾、麻疹、百日咳、乙肝、丙肝、新生儿破伤风、艾滋病和登革热等传染病的病原。最关键的是，他们从事这些工作却不具备诊治这些疾病的必要条件。患者数量之庞大、诊疗设备之老化及医疗资源之匮乏，使这些身处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英勇的医务人员无法充分发挥他们应有的主观能动性。我的“挫折”和他们相比，微不足道。当我们享有种种“特权”时，他们可能还在生死线上挣扎，在我们的时代存在着这样的矛盾和差距真是让人唏嘘不已。

解决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这些突出问题的唯一途径，便是构筑行之有效的公共卫生体系，通过该体系来监测国民的健康状况，识别自然环境和社区环境中存在的问题，并通过公共卫生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包括卫生服务可及性是否存在贫富差别等问题。

其他国家的公共卫生状况对我们自身影响的重要性，可能并不显而易见。我们有时甚至会忘记自己祖辈们成长、生活年代的状况。在那个年代，传染病是一个可怕的存在；在那个年代，救活新生儿是一项伟大成就；在那个年代，生孩子是过鬼门关。而现在，我们几乎都忘却了那个时代。我们生活舒适，根本不会顾及千里之外其他地区人们的幸福健康。但事实却是，我们祖先经历过的种种危难，从未离我们远去！

今天的我们，一方面得到了完善的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体系的庇护，另一方面，正是因为现行的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措施看起来管用，才导致了自满和官僚主义的冷漠，引发了各种生物危机。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新发人类病原体不时出现，与此同时，被认为已经消灭了的传染病也卷土重来。现在说我们对这些疾病有免疫力还为时过早。

至少在一些富足国家，公共卫生和临床医学的进步，已经显著地降低了新生儿死亡率，提高了期望寿命。但历史上，公共卫生措施使用不当导致不可预知的灾难也屡见不鲜。1924年，法国科学家艾伯特·卡尔美和卡米拉·介林研制出了一种结核疫苗，并被广泛应用于发展中国家。然而正是这种疫苗，与德国吕贝克77名新生儿的死亡相关，甚至出现了疫苗接种者再也无法接受结核菌素皮试的现象。减少儿童对环境中常见微生物的暴露、使用净水系统以及改善环境卫生，实际上也使得有些人变得更为脆弱，如小儿麻痹症的出现就是因为儿童并没有及早获得免疫力。

一些病原微生物耐药性的复苏和传播，意味着另一个对我们生命健康的持续威胁。微生物拥有着强大的基因突变能力，能在极短时间内以指数级的速度迅速繁殖，对它们来说，短短几分钟就相当于数年。自然选择保留下了适应能力最强的微生物，助长了它们的迅速进化。这一过程的必然结果，就是使病原微生物更快地适应环境，也进一步导致某些病原微生物在短时间内具备了耐药性。即便是现在，这些持续进化的微生物也可以丝毫不被察觉地进入新宿主体内，尤其在临床干预，比如药物治疗或疫苗诱导的免疫还不能完全发挥作用时。广泛耐药菌和结核分枝杆菌的弹性突变株就是通过这个过程进化并盛行的，也与对抗生素使用规范的忽视、过量使用以及滥用抗生素有关。在尚未被掌控的生物恐怖主义世界里，毫无疑问，微生物正在以人类无法完全理解的方式回应着这个世界。这些致病菌一度被控制，但现如今的复苏和耐药株的广泛传播，向我们展示出了微生物强悍的生命力和繁衍能力，也说明了想要筑起持久防御微生物的安全屏障困难重重。

未来，公共卫生的工作任务仍将是致力于全球健康水平的提升，它所面临的挑战，将是如何在不断变化的全球局势中不断调整改进公共卫生措施，借此改善环境、改变人们的行为。即便在现代医学家们的帮助下，生活在工业化社会的人们，仍可能会在突发重大公共卫生灾难面前被搞得措手不及。我们需要发展新型持久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商议和制定主观能动性强的综合措施，重塑预防和治疗传染性疾病的公共卫生政策。而不应由于政治家们不明白公共卫生与临床医学的差异，去削弱甚至终结国家医疗卫生服务政策。

如果执政者有意愿改变，局势仍可能扭转。

劳丽·加勒特曾写过一本颇具煽动性的关于公共卫生全球挑战的专著。如果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卫生健康方面长期分布不均，甚至差距越来越悬殊的话，公共卫生与疾病预防控制在期望寿命上的收益将不再具有公平性，全球公共卫生灾难将逐渐凸显出来。劳丽·加勒特这本书带领我们走进印度最贫穷的地区，在那里，尽管有现行的防治措施和能负担得起的治疗药物，肺鼠疫仍然卷土重来，而且还消除不尽。在扎伊尔（今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博拉出血热的暴发严重扰乱了当地的生态系统。本来应该救死扶伤的医疗机构反而变成了公共卫生灾难的梦魇，成为埃博拉出血热聚集性发病的场所。过去在苏联部分地区，政治经济环境的动**、营养不良的恶化、酒精消费的增加、对医疗系统混乱的放任导致了结核杆菌的复苏，以及人们期望寿命的急剧下降。随着苏联的解体，贫穷和免疫力低下的人们被冷酷的强权压迫，生活变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噩梦。在美国，因为缺乏能有效监管和保证食品和饮用水安全的管理人员，公共卫生体系只能勉强应付人民群众面临的健康威胁。劳丽·加勒特对这个问题剖析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阿尔伯特·史怀哲曾说过：“人类不会发现自己塑造出来的魔鬼。”我们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信号，同时也为全面危机的暴发敲响了警钟，人类到了该做点什么的时刻了！劳丽·加勒特的呼吁值得我们重视，她给了我们一个不容忽视的警告。我们的后人可能会认为20世纪后半叶是一场酝酿已久的暴风雨来临前的间歇期。

史蒂文·沃林斯基医学博士

西北大学医学院医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