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欧求学，认定主义
1920年11月7日，一艘两万吨级的法国巨型邮船“波尔多斯”号汽笛长鸣，驶出上海港，它的目的地是法国马赛港。邮船上有一批特殊的旅客，他们便是由华法教育会组织的第15批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其中有周恩来、李福景、郭隆真、张若茗，共197人。
邮船上下共分十层，周恩来等勤工俭学学生只买得起最底层统舱的船票。
“波尔多斯”号的航程长达36天，经西贡、新加坡，穿过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再经红海和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
12月中旬，“波尔多斯”号终于抵达法国南部的马赛港。第二天一早，周恩来等人又乘火车来到法国首都巴黎。
周恩来原本打算只在法国作短暂停留，然后转赴英国伦敦求学，并考察英国社会生活。一场小病，使周恩来在巴黎多住了半个来月。
1921年1月5日，周恩来乘船渡过英吉利海峡到了英国首都伦敦。遗憾的是，英国的生活费用太高，通过一个多月的考察和学习，周恩来于2月中旬又返回了法国。
3月至6月间，周恩来为天津《益世报》撰写了大量的旅欧通讯，为国内读者了解欧洲的情况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材料和独到的见解。在发回国内的通讯中，周恩来以自己独立的视角指出，“资本家无往而不为利”，而英国政府则“与资本家一鼻孔出气”，“劳资战争，舍根本解决外其道无由，观此益信”。
在劳资矛盾比较尖锐和工人运动比较深入的欧洲，周恩来对主义、信念的探求也不断加深。
刚到英国时，周恩来的思想状态正如他在给表兄陈式周的信中所说：
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且既来欧洲猎取学术，初入异邦，更不敢有所自恃，有所论列。……
至若一定主义，固非今日以弟之浅学所敢认定者也。
从英国重返法国后，周恩来住在巴黎拉丁区，入巴黎郊区的阿利昂法语学校补习法文。他一方面学习，一方面进行社会调查。然而，这一时期“研究主义”的问题始终萦绕在他的脑海中。
通过一段时间对欧洲社会的实地考察和对当时欧洲流行的各种思潮进行研究，周恩来的思想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
他认定，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作用太无限制”，处在旧势力盘踞的社会里，而要解除一切强迫和束缚，容易流为“空谈”；法国的工团主义发源于无政府主义，在现今的欧美“不免等于梦呓”；英国的基尔特主义“近已见衰”，并且“在英国始终也没大兴盛过”；而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经过考察、比较、研究，周恩来更加推崇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
正在这时，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最早的成员之一张申府和夫人刘清扬一起到达法国。张申府同周恩来在北京陶然亭聚会时见过面，他原是北京大学的讲师，研究哲学，在五四运动中十分活跃。刘清扬是觉悟社社员，担任过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会长，同周恩来很熟悉。刘、张赴法之前，陈独秀和李大钊委托张申府建立海外组织──巴黎共产党早期组织。到法后，张申府首先介绍刘清扬加入小组，并一同发展党组织。
周恩来在巴黎与刘、张相遇，心里十分高兴，时常与他们往来，一起探讨问题。当周恩来了解到国内筹建共产党和张申府受托建立巴黎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情况后，立即表示了加入组织的要求。
1921年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八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党早期组织，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成员、党的创建人之一。
周恩来的这一人生重大选择，并不是轻易做出的。他前后经历了三年多时间的探求。他在日本留学时对马克思主义开始有所接触，以后经过五四运动和狱中的沉思，又到欧洲实际考察并对各种社会思潮进行比较推求，才最后做出这一最重要的抉择。
然而，由组织上入党到思想上入党，周恩来又经过了一个审慎求真的过程。半年后，周恩来才最终完全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
他的思想变化和确定共产主义信仰的经过，在1922年3月致国内觉悟社社员的两封信中，是这样**的：
他在致谌小岑、李毅韬的信中说：
主义问题，我们差不多已归一致。现在再郑重声明一句，便是：“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其余的也不必谈了，我们大都可以心会，古人所谓“莫逆我心，相视而笑”，我们现在当对信一笑了。
我从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我认清C.ism确实比你们晚，一来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我求真的心又极盛，所以直迟到去年秋后才定妥了我的目标……
在致李锡锦、郑季清的信中，他再次表示：
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他还附了一首白话诗，称“壮烈的死，苟且的生。贪生怕死，何如重死轻生！……没有耕耘，哪来收获？没播革命的种子，却盼共产花开！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却不用血来染他，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
他呼吁：“坐着谈，何如起来行！”
从这一时期开始，周恩来变“坐着谈”为“起来行”，变空谈主义为实践主义。
主义确定下来后，周恩来于1922年3月与张申府、刘清扬迁居英法德三国中生活费用最为低廉的德国柏林，住在柏林郊区瓦尔姆村皇家林荫路54号。旅德期间，周恩来和张申府、刘清扬又与原在柏林的中共党员张伯简组成旅德中共党组织，积极开展党的活动，经常往来于柏林、巴黎之间，联络勤工俭学学生和进步华工，举行报告会，作演讲，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推动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的筹建工作。
这时的周恩来，已成为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在欧洲大地上坚定地在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宣传奔走”着。
1922年6月，在巴黎西郊的布伦森林，旅欧共产主义组织召开了第一次代表会议。周恩来与赵世炎、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萧子璋、刘伯坚、傅钟等来自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的代表共18人出席了这次会议。
会议共开了三天，通过了组织章程，确定组织名称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三人，即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赵为书记，周负责宣传，李负责组织。会议还决定出版机关刊物《少年》，由周恩来负责筹办。《少年》月刊创刊于1922年8月1日，编辑部设在巴黎戈德弗鲁瓦街17号的小旅馆内，那里同时也是旅欧少共中央执委会的办公处。这个刊物最初为16开本，每期30页左右。从第七号起改为24开本，每期42页。第十号起，又改为不定期刊。《少年》作为旅欧少共的机关刊物，其任务是“为第三国际和国内共产党解释战略并传播共产主义学理”，以发表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译文、探讨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以及共产国际、少共国际文件和消息为主要内容。从1922年8月创刊，到1923年底终刊，《少年》杂志共出13期…(以后改出《赤光》半月刊)。
周恩来是《少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他先后在该刊发表了《共产主义与中国》《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告工友》《十月革命》《论工会运动》《俄国革命失败了么？》等文章。这些文章，不仅对加强旅欧党团员的思想教育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起了重要作用，也反映出他本人对马克思主义、对共产党已有了明确而深刻的认识，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观点。由于身处国外，周恩来的主要注意力还着重放在共产主义学理和建党基本原则的探讨上，没有来得及对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作更具体的研究。这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创建期的历史特点，也与他们身处海外的客观环境有关。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后，党部就设在赵世炎的住处——巴黎戈德弗鲁瓦街17号。经常在党部工作的有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陈延年。周恩来会后返回柏林，向旅德党组织汇报了代表会议的情况，然后就着手开展在德发展组织的工作。
就在这年的10月下旬，周恩来在柏林的住所里接待了为寻求真理和共产党组织而来的朱德。朱德陈述了自己的身世和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周恩来表示同意他的申请。11月，周恩来、张申府介绍朱德、孙炳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不久，从国内传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已于1922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消息。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和纲领，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
10月间，周恩来赴巴黎参加旅欧少年共产党召开的会议。会上举行了总投票，决议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改选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赵世炎、王若飞、周恩来、尹宽、陈延年五人当选为委员。
11月20日，周恩来和赵世炎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名义写信给国内的青年团中央，要求“附属于国内青年团为其旅欧支部”。
1923年1月，正在莫斯科参加会议的中共代表团负责人陈独秀复信给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建议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中央执行委员会改为执行委员会，还对青年团组织在欧洲的行动方略作出了指示。
1923年2月17日至20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正式决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其“旅欧支部”，在欧名称定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会议通过了由周恩来起草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其中规定：凡旅欧中国青年愿加入本团为团员者，必须对于共产主义已有信仰。章程还明确说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本团上级机关。
这时，中共中央已决定调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等12人到苏联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因此大会改选了领导机构，由周恩来、任卓宣、尹宽、汪泽楷、萧朴生五人组成执行委员会，周恩来任执委会书记。
1923年夏天，周恩来从柏林迁回巴黎，开始专门从事党团工作。他住在赵世炎原来的住处——戈德弗鲁瓦街17号小旅馆三楼第16号房间。这里也是执行委员会的办公处和《少年》杂志编辑部。
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孙中山的主持和共产党人的帮助下，通过了大会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会议消息很快传到法国。
周恩来以旅欧共青团和共产党组织负责人的身份，积极地推动和领导着旅欧国共组织合作的工作。
为适应国内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和旅欧共青团工作遇到的新情况，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少年》于2月改组为《赤光》。“改理论的《少年》为实际的《赤光》”，目的在于将办刊的重点从对马克思主义学理的介绍和研究转向对中国革命基本规律和具体方针的探讨。《赤光》由周恩来负责主编，邓小平等人参加编辑和刻印等工作。
《赤光》创刊后，周恩来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在《赤光》上发表了30余篇文章，其中较重要的有：《军阀统治下的中国》《列强共管中国的步骤》《革命救国论》《国际帝国主义趁火打劫的机会又到了》《救国运动与爱国主义》《北洋军阀与外交关系》《华府会议的又一教训》《这才是一个确实的“进兵”中国》《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等。
随着国共合作形势的发展，国内革命运动以广东为根据地蓬勃开展起来，急需大批干部。旅欧党团组织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选送一批干部回国，周恩来也在其中。
1924年7月下旬，周恩来与刘伯庄、周子君、罗振声等人从法国乘船，踏上了归国的旅途。周恩来的行李中，有一份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给国内团中央的报告。里面有这样几句话：
周恩来──浙江，年二十六，诚恳温和，活动能力富足，说话动听、作文敏捷，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英文较好，法文、德文亦可以看书看报。本区成立的发启（起）人，他是其中的一个。曾任本区三届执行委员，热心耐苦，成绩卓著。
国内更加艰巨繁重的革命重担，正在等待着已是职业革命家的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