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 灵魂的丰碑
一阕石头的音乐升腾着。
金子一样的天空，通往所有星座的道路全部被它照亮。
石头的音乐向天空生长，天空好像越来越低地俯伏到海面上来，浪花跳跃着，奔跑着，加入这雄浑磅礴的旋律。那阕石头的音乐是一座宏伟的丰碑，它通过漫长的黑夜，伸向天空，新生的太阳给了它所有的颜色，它的身上披满了花环。林徽因从梦中醒来，猛地拉亮电灯，梁思成也被惊醒了，慌慌张张找来药瓶。林徽因说：“我不是吃药，给我拿张纸来。刚才在梦里有一个设想，我得立刻把它画下来。”
自从接受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任务，林徽因不知多少次这样从梦中醒来。
1949年秋天，毛泽东主席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填了第一抷土。1952年由梁思成和雕塑家刘开渠主持纪念碑设计；参加设计工作的林徽因，被任命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此时她病得已不能起床了。在起居室兼书房里，她安放了两张绘图桌，与她的病室只有一门之隔。
梁思成每天奔走于城里和清华园之间。在早晨进城之前，他先与林徽因共同制订出一天的工作计划，由助手执笔，随时拿到床前由林徽因指导修改。她的助手是建筑系应届毕业生关肇邺，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很机灵的小伙子。
林徽因主要承担的是纪念碑须弥座装饰浮雕的设计，从总平面规划到装饰图案纹样，她一张一张认真推敲，反复研究。每绘一个图样都要逐级放大，从小比例尺的全图直到大样，并在每个图上绘出人形，保证正确的尺度。
在设计风格上，林徽因主张以唐代风格做蓝本，选出许多资料，跟助手逐一分析，详细讲解，掌握基本特点。
林徽因说：“盛唐文化是中国历史上的华彩乐段，显示着时代风貌和社会形态。‘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这是何等气派！任何艺术从气势和风度讲，显然都应该和社会时代相一致。秦汉雕塑以阳刚之美为主，体现了积极进取的生命力量，而唐代雕塑则刚柔并济，同时吸收了南朝文化的精致、细腻、华美的自然灵气。秦汉雕塑在空间造型上讲究体积的庞大，气势的充沛，以大为美，以充实为美，而唐代雕塑则是浑厚中有灵巧，粗犷中有妩媚，豪放中有细腻，凝重中有轻盈。秦汉雕塑表现为物质世界的扩张和征服，唐代雕塑同时还讲求这种扩张和征服与内心世界的刻画相统一。唐代雕塑代表着完满、和谐，在‘比德’和‘畅神’方面都作出了努力，基本上完成了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结构体系。这些正是我们要借鉴的。唐代艺术具有与欧洲文艺复兴类似的人文主义特点，能更好地表达人民对英雄的歌颂与怀念。”
林徽因说完，又拿起关肇邺设计的一幅图，半开玩笑地说：“这幅好像是乾隆趣味，不配表现我们的英雄。”
经过比较，他们最后选定了一种以唐风为主的风格。
两个月的时间，林徽因和关肇邺画了数百张图，最后选定了以橄榄枝为主体的花环设计。
在选用装饰花环的花卉品种上，他们很伤了一段时间脑筋。最初选用了英雄花，经咨询花卉专家，得知木棉并非中国原产，随后放弃了这一构想。
在上千种花卉中，他们最后选定了牡丹、荷花和**三种，象征高贵、纯洁和坚忍。须弥座正面设计为一主两从三个花环，侧面为一只花环。同基座的浮雕相互照应，运用中国传统的纪念性符号，如同一组上行的音阶，把英雄的乐章推向**。
1953年8月，北京市政府召开“关于首都文化建筑保护问题座谈会”，梁思成、林徽因也应邀参加。会上林徽因做了长篇发言，从对文物古建筑保护理论、保护原则、保护范围到保护作用，做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她认为，北京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城市规划的杰作，城墙与城市是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如果只保存一部分，就破坏了原来的基础和完整性，损失了它的存在价值，希望中央和市政府认真考虑。她激动地说：“北京九个城门是对称的，一旦破坏，便不是原来的基础了。再如天坛只保存祈年殿，其他都拆掉，也不是保存文物的办法。”
其实，早在1950年，梁思成、陈占祥就已有上书中央的“梁陈方案”，1951年梁思成又著文提出“建城墙公园”的建议主张，他对“毁城派”说，解决交通阻碍问题也不难，“只要选择适当地点，多开城门即可解决”。他还对某领导人说：“五十年后，你们会后悔的！”在保护古代建筑问题上，林徽因也都是站在梁思成一边的。
然而，由于北京古建筑保护形势逆转，1954年以后，城墙和牌楼还是决定要拆除。一时间车奔马嘶，尘土扬天，那些具有文化符号的华夏建筑在一片喧嚣声中灰飞烟灭。北海团城的保留，是周恩来总理亲临勘察，决定中南海城墙南移，马路绕过团城西去，这才得以幸免。这是梁思成面陈总理后唯一的一次成功。
拆城风袭来，林徽因只能扼腕叹息，无言以对。她的身体又一次垮了下来，生命的热能仿佛彻底耗尽了。每到寒冬，她的病情就更加严重，药物已不能奏效，只能保持居室的温度。即使是一场感冒，对林徽因也是致命的。每到秋天，梁思成就要用牛皮纸把林徽因居室的墙壁和天花板全都糊起来，几个火炉也早早地点上。
这年9月，中国建筑学会成立，林徽因被选为理事，兼任中国建筑研究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建筑学报》编委。
1954年6月，林徽因当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8月10日，《北京日报》介绍了她的简历。
这一年秋天，林徽因的身体实在不能抵御郊外的寒冷，为方便治疗，北京市副秘书长薛子正专门在城内西单北大街整修了一套四合院，装上暖气，让林徽因住在那里养病（林逝世后给了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居住）。建筑系教授吴良镛去看她的时候，一个大院落，空空****，只有林徽因一个人躺在一间大房子里，她不讲她的病情，而是问了吴许多问题，对于建筑思想和理论等一些问题，她明显地感到困惑与彷徨，她似乎已疲惫不堪，再无原先的锐气了。不久，林徽因病情恶化，住进了同仁医院。
1955年春节刚过，建工部召开了设计和施工工作会议，各部、局的领导和北京市委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了这次大会。会上，根据近年来各报陆续披露的基本建设中的浪费情况和设计工作中的“复古主义”“形式主义”偏向，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和批判。这次会上，还组织了一百多篇批判文章，已全部打好了清样。
从此，对“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的批判，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十多年以后，梁思成在回顾这场批判时，谈了他的困惑和思考。
40年代末，我在美国考察时，国际上新建筑理论又有了发展，我深感我国在建筑理论上的落后。回国后，我把这些理论贯彻到教学中去。但50年代初在开展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中，批判崇美思想，把这些新建筑理论和我修订的教学计划，统统算在美帝的账上给批掉了。
我第一次看到莫斯科大学建筑系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时感到十分吃惊，因为它仍旧是沿袭巴黎美院学院派的传统教育体制。但是当时正是学习苏联的**，认为苏联的经验都是先进的，便把它照搬了过来。
当时，我也深感不解，怎么斯大林提出的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内容的建筑和我20年代在宾大所学的那一套完全一样？我自己的解释是：苏联建筑与欧美折衷主义建筑之不同，主要在“内容”上。但是在建筑上“社会主义的内容”和“资本主义的内容”究竟有何区别，我之所以说不清，是因为我不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将来我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时，自然就会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内容了。
我学习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对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应是梁思成为林徽因在八宝山设计的墓体“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一提法，感到很受启发。我想我们新中国的建筑也应该是具有“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认为我过去研究的那些古建筑，它们的形式就是“民族形式”，至于“社会主义的内容”，则我既不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也说不清在建筑中哪一部分才算是“内容”。这一直是梗在我心中的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使我从心底信服苏联的“民族形式”理论的重要原因，就是莫斯科的美。那统一考虑的整体，带有民族风格美丽的建筑群，保护完整的古建筑。再和英美城市的杂乱无章相比，使我深刻体会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所以我也就努力学习苏联，提倡“民族形式”——“大屋顶”了。
我承认，在我所受的教育中，“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思想影响很深。但是在30至40年代我是反对普遍建造“大屋顶”的，为什么到了50年代，反而积极地提倡搞“大屋顶”呢？我想有两个原因：在客观上受当时“学苏”“一边倒”国策的影响。……主观原因则是由于我从事多年的古建筑研究，对古老的建筑形式有很深的偏爱，认为人们反对大屋顶，是因为他们缺少文化历史修养，有“崇洋”思想。
尽管这场批判只发了十几篇文章就草草收场，但一场又一场的批判会、讨论会已使他难以支撑。甚至他与林徽因20世纪30年代合写的《平郊建筑杂录》那篇文章也成为复古主义的典型，被一批再批。而这一切都是无法瞒住与死神做最后角力的林徽因的。
梁思成每次从批判会场回到林徽因的病床边，他们都只是默默地望着，相对无言。
林徽因感觉到，她的生命如下午的日晷，疲惫的影子已经渐渐淡远模糊。
而逝去的一切却随之清晰起来。已经很久不敢再照镜子了，她怕在那块明亮的玻璃上，看到她瘦骨嶙峋的面容和一生跌跌撞撞的路程。那无疑是生命中最残酷的一幕。
梁思成也因肺结核住进了同仁医院，病房就在林徽因的隔壁。然而一道墙壁却如同一座山岭，似乎要把他们永远地分开了。
梁思成没有住院的时候，三两天还能到医院来一趟，现在住在她的隔壁，却一步也不能走近她。他们每天只是通过送药的护土传一张纸条，互致问候。
每到周末和节假日，小弟也到病房陪床。儿子进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女儿在新华社上班，1953年夏天结婚，将要临产，林徽因住院前还为女儿张罗婴儿衣被等。孩子满月后，女儿立即赶到医院去看她，她不顾自己的病痛，却一副欣慰的样子，高兴地对护士说：“你们快看我女儿，她的身体和脸色多好啊！”
曾在清华工作过的女弟子钱美华来看他们。小钱提着水果走进病室，梁思成正在聚精会神地看《西游记》，这是院系调整后两年多的再度重逢。梁思成告诉小钱，林徽因入冬后就住院了，他也因肺部受风寒发烧住院。稍后他把小钱带到林徽因的病房，自己则回病房休息。林徽因的病房比梁思成的病房要大一倍，她几乎被医疗设备包围了。小钱叫了一声“林先生”，过了一会儿林徽因说话了，她关心地问小钱的生活及工作情况，却不谈自己的病情。小钱向林徽因报告了近年特艺公司在梁、林二师的指导和帮助下已走出困境，公司领导很感谢清华大学和两位老师。林徽因听着听着，脸上泛出了喜悦的神情，便说：“景泰蓝是国宝，不要在新中国失传。”林徽因每吐一个字时，鼻子上的输氧管便颤动一次。
这是钱美华和林徽因在病床前的最后一次见面。
林徽因夫妇病重的时候，吴良镛借开会之机又到同仁医院看望他们。一进去，他便去楼上高干病房，林徽因躺在病**，她笑着对吴良镛说：“你看我们这对难夫难妇。”吴良镛这次见她，例外地未谈业务，她的情绪还爽朗，而吴良镛的心情却很沉重。
梁思成在他的病室告诉吴良镛，同仁医院为林徽因会诊过，北京名中医施今墨（建国初期北京四大名中医之一）说，从片子上看，她的肺大部分都坏了。她后来也拒绝吃药了……
林徽因的病危通知已经发出。几天来，她一直高烧不退，肺部开始大面积感染。医院领导立刻成立抢救小组，组织医院最精湛的力量，想尽一切办法进行治疗。肺部的感染像一场大火蔓延着，她的生命最后被这熊熊的火焰吞没了。
3月31日晚上，同仁医院打电话到新华社通知她的女儿宝宝，她妈妈病危。放下电话，宝宝立刻赶到医院，但母亲此时已昏迷不醒。护士问她，要不要叫你的父亲过来，宝宝像疯了似的喊道：“要，要啊！快叫他过来呀！”护士把梁思成搀过来时，他坐在床前，拉着林徽因的手失声痛哭，他边哭边喃喃地说：“受罪呀，徽，受罪呀，你真受罪呀！”
也许是回光返照，这一天深夜，林徽因忽然用微弱的声音对护士说，她要见一见梁思成。护士回答，夜深了，有话明天再谈吧。然而，林徽因已经没有力气再等待了，那最后几句话，竟没有机会再与梁思成说了。
4月1日晨6时20分，林徽因终于告别了这个世界，走完了她51岁生命的里程。
4月2日，《北京日报》刊登讣告，治丧委员会由张奚若、周培源、钱端升、钱伟长、金岳霖等13人组成。
众多的花圈和挽联上，她几十年的挚友——金岳霖教授和邓以蛰教授联名写的挽联异常醒目：
一身诗意千寻瀑，
万古人间四月天。
林徽因的追悼会在东城区金鱼胡同贤良寺举行，钱端升致悼词。追悼会后，宝宝代表家属向同仁医院的医生、护土致谢，感谢他们为挽救母亲的生命所做出的努力。
会场一片唏嘘之声。
追悼会后，林徽因遗体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墓由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负责修建，同时还将林徽因生前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饰雕刻样移在她的墓碑上，碑的上方刻着“建筑师林徽因之墓”。
梁思成为林徽因在八宝山设计的墓体
八宝山革命公墓北隅，绿荫和萋萋青草掩映着矮矮的墓碑。如今碑上没有铭文，没有姓名（碑上所刻姓名在“文革”中被毁，近年恢复），只有一只浮雕花环，橄榄枝环抱着圣洁的牡丹、荷花、雏菊。那是林徽因生前为人民英雄纪念碑须弥座设计的碑样，朴实无华地镶嵌在这里。
一座无字碑。
然而，它却是一方有体温的石头！
这块石头的血液永远不会冷却，它在大地的脉管中汩汩流淌着，温暖着一个祈望。
一座无字碑。
然而，它却是一方能歌唱的石头！
歌手先于英雄死去，它向脚下的泥土、身旁的绿草、面前的白花，歌唱着不朽与永恒。
林徽因追悼会上的遗像（1945年摄）
一座无字碑。
然而，它却是一方有灵性的石头！
它把千言万语，带给了这个世界。那一只永不凋敝的橄榄花环，宁静而忠实地护卫着一个操守。它站在生命之上，站在永恒之上，站在岁月之上，同时它又紧紧贴近了泥土。它守护着一个生活过的人！一个在生活中点燃了她的灵性的人。
太阳把它的光芒大笔大笔地写在广场上。
这里在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典礼。国歌高奏，红领巾高举起手臂，三军将士高举起手臂，向历史庄严行礼！
一阕石头的音乐，向金子样的天空升腾。通往所有星座的道路，全部被它照亮！
纪念碑上，那一只只永恒的花环，招展着一个季节的新绿！这个时候，是谁把一束芬芳的丁香，放在她那座安详的墓碑之下？
1991年12月至1992年4月终稿
1993年3月初版
2010年9月修订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