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复苏景泰蓝

海王村古文化市场又恢复了往日的喧闹。

进海王村公园的拱门，四周搭满了出售古旧书籍和珍品玉器的小摊。有的扯起布篷，有的露天而设，琳琅满目，五光十色。

旧书摊以书架作围，从南数是荣华堂孙氏、长兴书局孙氏、九经阁谷氏、养拙斋李氏、群玉斋张氏、久安堂李氏，都是小书摊。

书籍插函装架，井井有条，经史子集，分门别类，细心的文化人，总能在这书海里淘出二三珍本。

古董摊大都设在棚子里，所售都是珍玩玉器、古老佛像、金银首饰之类。那些面具摊、香烛摊、风筝摊，还有那些卖兔爷、卖鸡毛掸子、卖空竹的小贩，是进不了海王村这个大院的，便在门外设摊，红火热闹地摆到厂甸。

海王村是清代烧制琉璃瓦的土窑，又名琉璃厂。乾隆年间，这里发掘出辽代柱国李内贞的墓碑，才知道是辽代的村地。这里从明、清两代便是书市荟萃之地，《四库全书》总目协勘官程鱼门有诗称：“势家歇马评珍玩，估客摊前买旧书。”林徽因、梁思成是这里的常客，早在二三十年代就经常同张奚若、徐志摩、沈从文等一班朋友到这里光顾。

这一天，她又由梁思成陪着来到了海王村。在一个旧古玩摊上，一只景泰蓝花瓶吸引住了她，这只花瓶几乎同她小时候在上海爷爷家看到的那只一模一样，她拿在手里仔细观赏着。摊主是一位老人，见林徽因很喜欢这只花瓶，便说：“二位先生还是有眼力的，这是正宗老天利的景泰蓝，别处你见不到了。就是老天利这家大字号，也撑不住，快关张了，北京的景泰蓝热闹了几百年，到这会儿算绝根儿了。”

林徽因买下这只花瓶后，老人还告诉她，北京景泰蓝以老天利和中兴二厂为最大，都是清康熙时的老厂，现在已经办不下去了。至于德兴成、天瑞堂、全兴城那几家小厂，就更加难以为继。

回到家里，林徽因总是想着老人的话，不禁为这种传统工艺的命运担忧起来。她与梁思成再三商量，决定在清华营建系成立一个美术组，抢救濒于灭绝的景泰蓝。这个美术组除了原国徽组高庄、莫宗江两名主将，还有常沙娜、钱美华、孙君莲三个小姑娘。后来常沙娜担任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钱美华担任了北京珐琅厂总设计师，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景泰蓝专家之一。她们现在还经常回忆起与林徽因一起抢救景泰蓝的那段难忘的日子。

在美术小组第一次会上，林徽因拿出这只花瓶让大家传看。这三个姑娘都感到很惊奇，这是她们第一次欣赏到景泰蓝。

梁思成说：“包豪斯曾倡导过，艺术不是一种专门的职业，艺术家和工艺师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区别。建筑、雕塑、绘画应该构成‘三位一体’的环境艺术，三者都应该转向与工艺的结合。”

林徽因给大家讲起了景泰蓝的历史和工艺特点。

景泰蓝也叫铜胎掐丝珐琅，是北京著名的特种工艺品，最早始于唐代，而以明朝景泰年间流传最广，因其主体颜色多为孔雀蓝豚釉料，故名景泰蓝。这种工艺素以造型美、花纹细、色彩绚丽而闻名中外。它雍容华贵、庄重的艺术风格早就独树一帜，为世界所称道。

林徽因接着说：“景泰蓝是国宝，不能在新中国失传。”

为了调查景泰蓝的生产状况，林徽因、莫宗江与常沙娜、钱美华、孙君莲一起跑了一整天，才找到了几家不显眼的小作坊。这些小作坊都是一副破败凄凉之象，有的只有三五个老师傅，几副小炉灶，产量很低，而且产品也销不出去。

一个老师傅听林徽因说他们是为恢复景泰蓝工艺做调查的，激动得老泪纵横，握着林徽因的手说：“你们救救景泰蓝吧！”

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他们基本摸清了北京仅存的几家作坊和景泰蓝的生产情况。这些厂子大都处于倒闭边缘，新老艺人青黄不接，几百年来一直是作坊式操作，图案单调，缺乏对整个工艺市场的刺激，因而没有竞争能力，产量低，也销不出去。

要拯救这一濒临灭绝的民族艺术，使其起死回生，最关键的是调整生产结构，全面更新设计。

林徽因找出了珍藏的历代装饰图案，让大家分析研究。用于景泰蓝的图案只有荷花、牡丹那么几种，几百年来一直没有变化，而中国的装饰图案始终是在千变万化中发展着的。

林徽因把那些图案指点给大家看：“中国的传统图案是这样表现它的象征意义的，世界上所有的民族、所有的文化也都有着自己的象征体系。中国的吉祥图案就是一例，它源于商周，始于秦汉，成熟于唐宋，兴盛于明清。吉祥图案以传统的装饰纹样，通过自然现象的寓意、谐音或附加文字等形式，来表现人们的愿望和追求。吉祥图案的内容大都是福禄喜庆、长寿安康。题材是动物、植物、器物、神人、符图等。这些装饰图案有着浓重的民族色彩，至今，它的民族底色不仅没有全然褪去，而且愈磨愈亮，显示了一个古老民族的传统。然而，任何事物有变化才能有发展。景泰蓝的图样设计很少有变化，这也是它不能发展的原因之一。景泰蓝这种民族工艺，要体现多方面的艺术特色，才能走出困境。我们应该编一部中国的历代图案集，推陈出新，闯一条新的路子。让王逊写文，小常、小钱、小孙你们几个画图，很快就能搞出来。”

林徽因兴奋起来，面颊泛出了红晕。梁思成走过来说：“你又激动了！”

林徽因这才觉得已经很累了，疲倦地靠在枕头上。

他们又多次到景泰蓝作坊调查研究，从掐丝、点蓝、烧蓝、磨光、镀金，一道工序一道工序地跟着老工人干活，熟悉每一个工艺流程。

在调查过程中，他们看到老师傅把一条细扁铜丝，蘸上白及汁，圈成各种各样的花纹，然后用焊药烧一下，固定在坯胎上，这就完成了“掐丝”的过程。然后，在花纹的空隙中填上各种彩釉，这是一种细活，要求做到不串色，浓淡有层次，填好彩釉后，把它放在通风处阴干，“点蓝”的工艺就完成了。“烧蓝”的火候最重要，釉料在烧结过程中有收缩现象，需填补釉料，再次烧结，反复四五次，才能烧成。烧结以后，铜丝与釉料已与胎骨熔合，然后施以锉工，打平毛刺，再细研磨，这就叫“磨光”，一件绚丽的成品就此诞生，豪华的还要施以“镀金”，那就更漂亮了。

林徽因发动大家为景泰蓝设计新的图案，要求每人画若干幅。林徽因已病得不能动笔，她的创作构想就由莫宗江来完成。

景泰蓝厂的老师傅见林徽因病成这样，不忍心让她拖着病体一趟趟往厂里跑，他们就主动到林徽因家里切磋。这样，一批又一批新产品试制出来了。

这年春天，常书鸿在故宫午门城楼上举办了敦煌艺术展。林徽因得到消息，马上组织大家去观摩。常书鸿1936年从法国回来，在国立北平艺专任教时，梁思成曾多次鼓励他去敦煌。1942年秋季，梁思成又问常书鸿愿不愿意担任敦煌艺术研究所的职务。1943年3月，常书鸿在敦煌建立了第一个敦煌研究机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开始了终生研究敦煌的事业。这几年，梁思成帮了他不少忙，曾为研究所的经费等问题多方奔走。常书鸿破釜沉舟，在敦煌一扎数年，这个展览是他发掘敦煌艺术的全部成果。

林徽因由莫宗江搀扶，艰难地登上了午门城楼。面对着精彩的敦煌壁画摹本，她惊呆了，半天说不出话来。她紧紧握住常书鸿的手说：“老常，感谢你给我带回了敦煌。”

常书鸿也激动地说：“还不全靠梁先生的鼓励和支持。”

常书鸿的临摹壁画，把林徽因带入一个久远的年代。她看了北魏时期的《狩猎图》，看了隋代的《供养人与牛车》，还看了唐代的《飞天》和反弹琵琶的《乐伎》等，这些不同时期的壁画，透过佛教的色彩，感受到了当时生动的社会生活。最吸引她的，还是反弹琵琶的飞天，那柔和飘逸如烟云舒卷，表现了生命的飞动。她对莫宗江说：“艺术家从眼中的自然，经过他独特的感情、思想、意念，审美胸襟融裁运化过程，将自然的形、色、线条综合为视觉意象，赋予特定的精神内涵，才创造出了以空间幻觉为特征的造型艺术，这也是中国民间艺术最缺乏的东西。舍弃了飞动的生命，那些象征就只有图解的意义了。”

回来以后，她同莫宗江设计了一套以敦煌飞天为题材的景泰蓝图案，马上交给工厂试制。烧制出来的产品，果然别开生面。当时，正在北京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苏联文化代表团也在中国访问，这具有敦煌艺术风格的第一批产品，作为礼物送给客人，得到了极高的赞誉。苏联著名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高兴地说：“这是代表新中国的礼品，真是美极了！”1951年，林徽因在起草《景泰蓝新图样设计工作一年总结》中说：

北京特种工艺（包括景泰蓝，烧瓷，雕漆，挑花，地毯，象牙玉石雕刻，封绢纸花，料器等十余种行业）在过去一向是受压迫行业的艺术。在经济上先是仰赖封建阶级的“恩赐”，后来则呻吟在中间商人，买办，和帝国主义“洋商”的剥削下，勉强维持。作为一种艺术活动，它们也是被压迫的，受尽屈辱的。这主要表现在图样方面的循规蹈矩，师守成法，偏向无原则的繁琐工巧。——工匠师傅们虽然尽了最大努力制作出一些重要精致工细的作品，但是他们没有能够发挥出他们真正的创造力。

……在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北京特种工艺被帝国主义的殖民者喜爱。他们把中国看作不文明，稀奇古怪。他们也就把北京特种工艺当作不文明和稀奇古怪的代表，并且更进一步鼓励往稀奇古怪的方向发展。这样也就被北京特种手工艺更脱离了人民和我国原有的健康传统，主要地变成了外销商品。

新图样设计的目的，是为了配合全面地争取自主地发展的工作。所以新图样设计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同封建主义的，帝国主义的，买办的残余影响，不良作风进行斗争。

我们的设计总的方向是为了产生新中国的新的人民工艺而努力。这个新的人民工艺必须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

所谓民族的就是要表现出我们民族风格的伟大丰富的内容。旧日景泰蓝中有模仿日本七宝烧的。例如装饰杂花的葡瓶，花纹胎形和色彩都是日本作风。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我们还反对，例如象牙雕刻中的半**美人，或林黛玉式的病美人，那是低级庸俗的。我们还反对一向因袭保守满清平西太元时代的繁琐杂乱，病弱无力的古怪作风。……我们要求承继优良的传统，而且不只是承继，我们还要求发展出新的民族工艺。它们必须是民族的，而更重要的是它们必须是今天的。

……经过一年来的试验，我们发现景泰蓝的表现能力很强。它可以表现出很多种其他的材料所能表现出的风格。景泰蓝能否产生古玉的湿润半透明的效果，也能够有柔瓷的自然活泼，绵缎的富丽，甚至京剧的面谱也给我们以启发。我们曾利用过建筑彩画的手法，战国金银错的手法，唐宋以来乌木或黑漆镶嵌的手法。尤其今春，敦煌文物展览开幕以来，敦煌艺术宝库的丰富内容更供给我们大批材料。……

后来，这个报告发表在同年8月13日的《光明日报》上。

1952年1月，林徽因应《新视察》杂志之邀，撰写了以《我们的首都》为总题的专栏文章，陆续介绍了中山堂、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故宫三大殿、北海公园、天坛、颐和园、天宁寺塔、北京近郊的三座“金刚宝座塔”、鼓楼、钟楼、什刹海、雍和宫和故宫等。

1953年第二届文代会召开，林徽因由于拯救景泰蓝艺术的成果被邀请参加。开会那天，萧乾坐在会场后边的位子上，林徽因远远地向他招手，他走了过去，坐在她旁边，照往常一样悄声说：“林小姐，您也来了！”林徽因笑着：“还小姐哪，都成老太婆了！”在全国美术家协会的报告上，美协负责人江丰对清华美术小组和林徽因挽救景泰蓝艺术的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几十年过去了，北京景泰蓝工艺在飞快地发展，由解放初期的几个品种拓展到上百个品种，并显示了综合工艺的水平，已成为世界性的工艺产品。但没有人会想到，是那一双纤弱的手为它涂上了第一抹新生的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