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重返北平

阔别九年的故都，又重新走回林徽因的梦里。

林徽梁思成一家走下西郊机场的悬梯，迎上前来的是陈岱孙教授和安排好的接人的车辆。陈岱孙在昆明时是林家的常客，宝宝、小弟对他并不陌生，他帮林徽因、梁思成拿着东西，又拉着姐弟二人，走出机场的停机坪。

陈岱孙是清华著名的经济学教授，又具有很强的管理才能，这次北返，梅贻琦校长特派他先回清华，安排教职员工的食宿。在日军侵华期间，军队驻扎在清华园，教师宿舍成了马厩，偌大的学府变成了一座军营，日本人在校园内大兴土木，弄得伤痕累累，风景不再。陈岱孙回京后，第一任务便是清除路障，整修屋舍，恢复校园原貌，在苍苍西山之下，等待教授回归、四方学子再度云集。

他们一家乘车进城，沿途风景依旧，唯见西直门外五塔寺附近建有日人“华北农业试验所”，占地极广，其中有洋房数十栋。各家店铺照常营业，有几家因赔累而停业。汽车从西直门进城，由新街口向南，到宣武门内西南联大复员教职工接待处暂住。

回到北平后，南京教育部指令梁思成创建清华大学建筑系并任系主任。不久，梁思成接到通知，教育部和清华大学委派他赴美考察战后美国建筑教育，梁思成亦收到美国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邀请，去美国做访问学者，并请他参加“远东文化与社会”国际研讨会的领导工作。美国大学发出这样的邀请，是基于梁思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畏艰难地坚持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及其取得的成果，其论文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得到普遍赞扬，他成为国际上的知名人物。

这次美国之行，梁思成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但他唯一放心不下的是林徽因的身体。这年8月，他从北京经上海乘船远赴美国。

梁思成走后，建筑系主任暂由土木系教授吴柳生代理。吴柳生并不过问专业事务，仅仅是协助工作，凡事都要助手罗哲文去找林徽因沟通。林徽因一直是清华的客座教授，而建筑系的创建工作却落到她的肩上。那时刘致平、莫宗江、罗哲文还未到清华，正在押运营造学社图书资料的途中，建筑系只有吴良镛、林徽因两个人，建筑系的课程设置、添置设备、聘用教师、组织教学，林徽因都要参与过问。

建筑系设在水力馆二楼，只有几间空房子，12名学生已到校，开学在即，只有图板和画凳，其他什么也没有，于是她把相关图书、图例从自己家里取来，把画法几何、素描课开起来。新生入学的第一次班会，林徽因觉得应与学生见见面，但她病得不能起床，只好派上中学的儿子去做代表。

8月，林徽因也把全家从宣武门内国会街西南联大复员教职工接待处（民初是众议院，现在是新华社所在地）搬到清华大学新林院8号，这是一些名教授的住宅区。8号是一处单层独栋的西式住宅，橙红色砖墙，灰色石板瓦，四面坡式屋顶，门窗南向，阳光充足，四周是绿篱围成的庭院，这里花木扶疏，院落幽静。金岳霖和几个老朋友住得也很近。

一年级的第一次设计课，是设计一座“公园大门”。12名学生和教师吴良镛经过昼夜奋战，把作业送到林徽因住处。看到新学期第一批作业成果出来，她高兴地与金岳霖以极大的兴趣品评着，说这张比例处理得好，那张不太像公园的大门，这张更具有欢迎的气氛。更有趣的是，老金抽着袅袅烟斗，不慌不忙地指着一张图说：“如果把这些门排在一起，我更愿从这个门进公园！”

林徽因还利用营造学社剩余不多的“经费”，组织了一次对恭王府的测绘。她向教师吴良镛和12名学生做了一次“开题报告”，从和坤的为人、与乾隆的关系，到恭王府的奢华与这一组建筑的价值等。经过近一周考察，吴良镛参考从林徽因处借来的一本研究恭王府的英文书，写成《恭王府后苑的园林艺术》。林徽因看后十分高兴，认为写得很不错，让他把文章留下她来修改定稿。

1947年3月，费慰梅准备返回美国，行前她从南京来到北平，与林徽因和金岳霖告别。

战后的北平，由于经济萧条带来了物价飞涨，工商业纷纷倒闭。“国统区”的钞票长了翅膀。在他们回来的几个月内，北平的大米由法币900元一斤，猛涨到2600元一斤。清华大学的学生食堂前，常常拥挤着出售衣物的学生，他们把衣物铺在地上的旧报纸上，用毛笔写着：“卖尽身边物，暂充腹中饥。”

看着那些孩子一张张菜色的脸，林徽因心中非常难过。饥饿的阴影笼罩着北平，也笼罩着清华园。清华园民主墙上，出现了反饥饿的呼声：“内战声高，公费日少，今日丝糕，明日啃草。”也有标语写着：“饿死事大，读书事小。”另一个壁报上呼吁：“向炮口要饭吃！”

这时，上海、南京等地也开始了抢救教育危机的运动，反饥饿、反内战的浪潮，由南而北，汹涌澎湃。清华大学开始罢课，高音喇叭播送着学生的罢课宣言：“今天饥饿迫使我们不能沉默。今天为了千千万万在死亡边缘挣扎的人民，为了在内战炮火下忍受饥饿的全国同胞，我们不得不放下了我们的书本。……一切根源在于内战。内战不停，则饥饿将永远追随人民。”

林徽因家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

他们一家流寓大西南，整整九年，回来已是两手空空，带出的衣物，也在四川当光吃净。刚刚踏上故土，贫困和饥饿如影子一样又跟随他们而来。

她的病也越来越厉害，痛苦又在苦苦地折磨着她。

1947年夏天，在欧洲战场饱经硝烟浸染的著名作家萧乾由上海来北平探望老友林徽因，这一别便是八年，他说：

1947年我从上海飞到北平。事先她写信来说，一定得留一个整天给她。于是，我去清华园探望她了。

当年清华管总务的可真细心，真爱护读书人。老远就看到梁思成住宅前竖了块一人高的木牌，上面大致写的是：这里住着一位病人，遵医嘱她需要静养，过往行人，请勿喧哗。然而这位“病人”却经常在家里接待宾客，一开讲就滔滔不绝。

徽因早年在英国读过书，对那里的一切她都熟稔，关切。我们真的是聊了一个整天。

徽因是极重友情的。关于我在东方学院教的什么，在剑桥学的什么，在西欧战场上的经历，她都一一问到了，而她也把别后八年她们一家人的经历，不厌其详地讲给我听。

最令她伤心的一件事是：1937年她们全家南下逃难时，把多年来辛辛苦苦踏访各地拍下的古建筑底片，全部存放在天津一家银行里。那是思成和她用汗水换来的珍贵无比的学术成果。她告诉我，再也没有想到，天津发大水时，它们统统被泡坏了。

这是萧乾那次到清华探望林徽因留在脑海里的深刻记忆。

林徽因组织建筑系学生成立了工艺美术设计小组，承揽社会上一些活儿，用赚取的收入，购买一些纸张、文具和颜料，给系里生活困难的学生使用。她还鼓励学生说：“‘北大大，清华清’，能在清华、北大做事，就值得珍惜。当然，前提是不能饿死。”

梁思成除了在耶鲁讲学，还参加了普林斯顿大学建校200周年的庆祝活动，在“远东文化与社会”研讨会上作了《唐宋雕塑》与《建筑发现》两场学术报告，鉴于他对中国建筑方面的贡献，普林斯顿大学还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在美期间，他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了联合国纽约总部大厦设计咨询委员会的工作，并结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杰出建筑师，更清晰地把握了国际建筑学界的理论和实战的发展。

在美国，他与费慰梅一起修改了他带去的文稿，在耶鲁，他访朋问友，短短几个月却办了许多事，看不出是个身体有毛病的人。西南联大教授罗常培去耶鲁大学找他，撞了门锁，留下一张纸条：“梁思成成天乱跑。”梁思成去访罗常培，也不在，他也回敬一张纸条：“罗常培常不在家。”他们两人还互赠一句，结成一联：

梁思成：罗常培常不在家大儒常陪女弟子

罗常培：梁思成妄思伏骥拙匠思成联国楼

梁思成没想到，这时他接到北平发来的电报，林徽因的肺结核病情急剧恶化，病灶已经侵入肾脏，正要给她做一侧切除手术，必须由他做出决定。他接电后决定，立即动身赶回北平。

回国前，蒋介石在解放战争中败局已经显现，美国的朋友问他今后是否还留在国内，梁思成说，共产党也是中国人，他们也要进行建设，他愿为此而尽力。

梁思成从美国回来后，看到建筑系从空空的两间房子，到现在已初具规模，教学也走上轨道，感到非常欣慰。不久，从美国托运的行李收到了，梁思成得意地向林徽因和家人展示了他精心挑选的礼物。林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调侃说：

……在一个庄严的场合，梁先生向我展示了他带来的那些可以彻底拆、拼装、卸的技术装备。我坐在**，有可以调整的帆布靠背，前面放着可以调节的读写小桌，外加一台经过变压器插入普通电源的录音机，一手拿着放大镜。另一手拿着话筒，一副无忧无虑的现代女郎的架势，颇像卓别林借助一台精巧的机器在啃老玉米棒子。……我们确实听到了录在磁带上的各种问候，但是全都不对头了。思成听起来像梅贻琦先生，慰梅像费正清，而费正清近乎保罗·罗伯逊。其中最精彩的是阿兰的，这当然在意料之中。我非常自豪，能收藏一位专业艺术家的“广播”录音，不过迄今我还没有按这机器应有的用途来做什么，只是让孩子们闹着玩的谈话。我觉得好像乾隆皇帝在接受进贡的外国钟表。我敢说他准让嫔妃们好好地玩了一阵子。

更有意思的是梁思成从美国带回的那辆银灰色Crosley（克罗斯利）小汽车，车特别小，清华的师生全叫它“小臭虫”。

梁思成的归来，是林徽因最大的慰藉。然而，林徽因一直发着低烧，梁思成诚惶诚恐地去问大夫，大夫建议，手术时间后延。

等待的日子是难熬的。宝宝去年通过了入学考试，秋天进入北大西语系。她平时住北大女生宿舍，只有周末和节假日才能回清华陪母亲。她每次回来，家里往往高朋满座，有老朋友、年轻教师和学生，简直成了一个聚会的中心。张奚若、金岳霖、周培源教授及其家人是这里的常客，他们的谈话没有固定的目标，海阔天空，侃侃而谈，什么人文趣事、政治风云、艺术见解、科学发现、学术前沿，话题十分广泛。而林徽因总是聚会的中心，她语言犀利，博学雄辩，诙谐机智，吸引着所有人的目光，在那天马行空的灵感中，不时迸发出惊世骇俗的语句。在一次聚会散去的时候，她对张奚若说“你再听我讲一句话”张奚若也说“你也听我再讲一句话”，于是二人一个门里，一个门外，这“一句话”整整讲了40分钟。可是到了晚上，她咳嗽、气喘，整宿不得安闲，难以成寐。梁思成、女儿起来为她捶背，倒水吃药。林徽因如堕五里雾中，自言自语地说：“怎么白天讲起课来好像病好了，一到晚上又……”

为了驱赶林徽因心灵上的荫翳，梁思成常为她安排一些户外活动。如到颐和园游玩，梁思成在星期天给她雇好了轿子，让儿子和女儿陪着，到昆明湖、十七孔桥、湖边长廊去走一走，看一看，吸纳一下大自然的新鲜气息，补偿一下透支的身体。

又如到梁思庄家看新房子，常常又是一番宏论。她告诉梁思庄，窗帘单色的好看，如果是花的，最好是大花。她反对复杂和豪华，自己的家一定要cosy（舒适），要简单。她的主张得到梁思庄的响应，用剩下的黄底加橘黄及红色大花窗帘布给旧沙发做了罩子，地毯虽旧，客厅却熠熠生辉。林徽因再看时得意地说：“你看多cosy！”

生活如细雨点点滴滴地浸润着她瘦弱的身躯。

然而，林徽因在心中多次勾勒过的北平景象，并没有因归来而使她的心情明亮起来，反而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九年的浪迹萍踪，使她的身体永远失去了健康。

眼前她奉觞期待的，便是剪去因发烧而留在面颊上的那两抹淡淡的潮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