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工作着是美丽的
早在1942年,梁思成就接受“国立编译馆”的委托,编写一部《中国建筑史》。
这也是林徽因、梁思成早在英美留学时的夙愿,由他们执笔的《中国建筑史》,将是第一部中国人自己写的建筑史。为了这部书的写作,实际上他们在几年前就开始收集资料了。
林徽因的肺病越来越严重,经常大口大口地咯血,梁思成的身体也垮了下来。他的脊椎病复发,写作的时候,身体支撑不住头的重量,只好找一只玻璃瓶垫住下巴。
病情稍微好些的时候,林徽因便躺在小帆布**整理资料,做读书笔记,为梁思成写作《中国建筑史》做准备。那张小小的帆布床周围总是堆满了书籍和资料。
林徽因只是从窗外景物的变化上感受着季节,夏天来临了,小屋里的气温骤然升高,闷得像蒸笼。宝宝放了暑假,空闲下来的时候,她便教宝宝学习英语,她用的课本是一册英文《安徒生童话》。暑假结束,宝宝已经能够用英语很流畅地背诵那些故事了。
小弟也上了小学,虽然生活环境艰苦,可是这孩子的个头儿还是长了不少。这里一年到头,他几乎一直打着赤脚,快上学的时候,外婆才给他做了一双新布鞋。
病中的林徽因,躺在小帆布**坚韧地工作着,承担了《中国建筑史》全部书稿的校阅和补充工作,并执笔写了书中的第7章,五代、宋、辽、金部分。这一章共有7节,分别为:五代汴梁之建设,北宋之宫殿园圃寺观都市,辽之都市及宫殿,金之都市宫殿佛寺,南宋之临安,五代、宋、辽、金之实物,宋、辽、金建筑特征之分析。
在这一章中,她介绍了宋、辽、金时代,中国宫室建筑的特点和制式,以及宗教建筑艺术、中国塔的建筑风格、辽、金桥梁建设乃至城市布局和民居考证。
大量资料来源,是他们数年来考察中国建筑获得的第一手材料。仅是中国的塔,她就列举了苏州虎丘塔、应县木塔、灵岩寺辟支塔、开封开宝寺铁色琉璃塔、涿县北塔及南塔、泰宁寺舍利塔、临济寺青塔、白马寺塔、广惠寺华塔、晋江双石塔、玉泉寺铁塔等数百种。她细心地研究了它们各自的建筑风格、特点和宗教意义,成为集中国塔之大成的第一部专著。
另外,林徽因还以翔实的资料,分析了中国佛教殿宇的建筑艺术,对正定县文庙大成殿、山西榆次永寿寺雨花宫、辽宁义县大奉国寺大殿、山西五台山佛光寺文殊殿、正定龙兴寺摩尼殿和转轮藏殿、宝坻广济寺三大士殿、山西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及海会殿、善化寺大雄宝殿、河北易县开元寺毗卢和观音以及药师三殿、少林寺初祖庵大殿、山西应县净土寺大雄宝殿、河南济源奉仙观殿、江苏吴县玄妙观三清殿等殿宇的建成年代、廊柱风格、斗拱结构、转角铺作诸方面进行了论证与分析。这些都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
在这部书稿紧锣密鼓进行中的时候,林徽因给费正清去信,为下一步图书出版寻求帮助:
思成有一个想法,把一些关于中国建筑的图版做成黑白片子,加上中英文说明,在完成以后送到你那里做成缩微胶片寄到美国去出版或找到出版社资助。英文的文字稿随后出,中文稿在中国出版。这样,我们的一书两套著作就可以在战争结束之前或者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面市。这样,这里的工作人员就会有些盼头或者说我们明年的工作就会有一个确定的目标。有这么多单位给我们写信,问我们有没有关于中国建筑的书出版,看来我们过去没有在印刷方面做更多的努力真是可惜。
费正清给林徽因、梁思成回信,表示愿意给予帮助。他在接到这部11万字的书稿后,很快做了安排,把建筑图画做成缩微胶片,共复制了两份,受梁思成委托,将其中一份寄到华盛顿保存。
1944年,梁思成、林徽因经过几度寒暑,草木枯荣,《中国建筑史》终告完成,结束了中国没有建筑史的缺憾。李庄没有铅印条件,他们只能用蜡纸在钢板上刻印了几十份,题名为《中国艺术史建筑篇》,装订成册,上送“国立编译馆”。
这部书稿林徽因没有署自己的名字,但全部文字都经过她加工润色,融注了她的心血。
与此同时,他们又用英文写成了《图像中国建筑史》一书,这部书以图片为主,加以文字注释,也是他们夫妇在李庄合作的另一部著作。梁思成在《图像中国建筑史》前言中说: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同窗林徽因。二十多年来,她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从在大学建筑系求学的时代起,我们就相互为对方“干苦力活”,此后,在大部分的实地调查中,她又与我做伴,有过许多重要的发现,并对众多的建筑物进行过实测和草绘。近年来,她虽罹重病,却仍葆其天赋的机敏与坚毅,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归功于她。没有她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能成功的。
在李庄印刻的学社会刊
《图像中国建筑史》告罄,同样融注着林徽因的心血,梁思成从实地考察、学社维持、文字撰写等方面,对这位妻子、同事和同窗,给予了全方位的评价和赞誉。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战前一直在北京出版,是学社一本业务性刊物,学术在李庄印刻的学社汇刊性很强,抗战开始就停刊了。为了把学社抗战期间的考察研究报告发表出来,以传薪火,林徽因、梁思成和大家一起商量恢复营造学社已经停了几年的社刊。
抗日战争时期的四川,出版刊物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在李庄乡下。没有印刷设备,他们就用药水、药纸书写石印。莫宗江的才华得到了最大的发挥,他把绘制那些平面、立体、刨面的墨线图一揽子包了下来。他描出的建筑图式甚至可与照片乱真。从抄写、绘图,到石印、折页、装订,学社的同人一起动手,最紧张的时候,连家属和孩子们也都参与了劳动。一期刊物漂漂亮亮地出版的时候,大家高兴得又笑又跳。
林徽因翻译撰写的《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长文,刊登在汇刊的第7卷第2期上,全篇洋洋洒洒4万多字。
继抗战前的6期汇刊之后,第7期刊物便诞生在这两间简陋的农舍里。
工作着是美丽的。林徽因、梁思成在写作中获得了极大的快慰,他们在创作的时候,便进入了忘我的境界。
他们梦想着等战争结束了,他们的身体好起来,能再去全国各地考察。梁思成说,他做梦也想去一次敦煌,如果上帝给他以健康,他就是一步一磕头,也要磕到敦煌去。林徽因说,她最向往的是对江南民居的考察,在南方待这么多年,没有来得及实地考察真是太遗憾了。
1945年夏天,费慰梅作为美国驻华使馆文化专员来到中国,并与在重庆的梁思成相逢。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全国人民欣喜若狂,八年的离乱终于结束了,好像陷进古井里的人一下子看到了阳光。可是梁思成当时不在李庄,他正在重庆与两位年轻的作家在美国大使馆食堂共进晚餐。费慰梅与梁思成相约,到李庄去看望分别数年的林徽因,把这个喜讯第一时间告诉她。
林徽因庆祝的方式是极其特别的,她拖着病骨支离的身体,坐轿子到茶馆去,这是她四年来第一次离开她的居室,以茶代酒,庆祝抗战的胜利。费慰梅、梁思成乘美军飞行员的飞机到宜宾,然后赶回李庄,他用家里仅有的一点钱买了肉和酒,还请了莫宗江等一起相庆。林徽因也开了不喝酒的戒,很痛快地饮了几杯。
乘着酒兴,梁思成大声教宝宝和小弟朗诵杜甫的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做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宝宝看到将要随父母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北平了,也雀跃起来。
中秋节就要到了,这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捷因在英国一家博物馆当馆长,是来考察中央博物院的,下榻在李庄的张家祠堂,这个外宾自然由李济和他的夫人陈启华招待。林徽因考虑,李济一家三代同堂,特别是李济的父亲李权(1868年—1947年)老人曾是清政府的命官,旧式文人,中秋节家团圆,家中出现一个高鼻蓝眼的“毛子”,内心的不平衡就可想而知了,于是她在中秋节的前两天,给李济和他的夫人为捷因节日吃饭的事写信:
济之先生、李太太:
昨晚你们走后忽然想起廿日是中秋节,晚上你们有老人也许要家宴,有外客实在不便。我们这里已经有了一个外客且为她已备几菜晚饭,加入一人倒无所谓。有了费太太(注:慰梅),熟人在一起,为此外人计,他也可以不拘束一点。所以想当晚就请那位捷因先生过来同我们过节。晚上再派人用火把把他送回,在那一段吃饭时间内,也给你们以喘气机会。珠罗小帐已补好,洗好(老妈病了,自己动手),今晚即可送来。如何请决定,一切我们都可以配合起来,省得大家有何过分不便及困难。
匆匆
徽因敬上
一信刚送,林徽因怕事情没有说清楚,或怕李济不在家,又给李济夫人陈启华再写一信:
李太太:请您千万不要客气,告诉我一下老太爷是不是希望中秋节有个家宴,多个外人与你们不便?
我们这边的确无问题。老妈虽病,做菜请客事素来可以找学社工友,与老妈无关(如果客人在此住,则早饭方面因我们不能跑厨房,自己房间又得先收拾出客人才有坐处,则必狼狈不堪,招架不来,我说实话)。现在客人住你们那里,我希望能够把他请来吃晚饭,让你们家吃团圆饭,方便清静许多。真希望你们不要客气同我直说,我可以分配对付这毛子,不要害得你们中秋节弄得不合适。
这边人极少,且已有费太太,费又同捷因很熟,故在一起过节连老太太、莫宗江等才八个人,可以完全合适毫无不便之处。
至于找思成及费太太过去吃晚饭事,如果不是中秋我想我一定替他们答应下来。因为是中秋,而思成同我两人已多年中秋不在一起,这次颇想在家里吃晚饭,所以已做了四五个菜等他。不要笑我们。
如果客人在此吃饭,与你们的过节,方便两边都极妥当。饭后思成可送他回去,一路赏月,且可到江边看看热闹,陪同济之先生一起招呼这洋人也。
请千万不要客气,随便决定,因为我们这边菜饭一样准备了。帐子如果真的有,我就不送过来,但请千万不要客气,昨天我只补了几个洞,小姐帮着洗出,毫不费力,只因未大干故未送来。
对不起,我信送得太晚,济之先生已上山,两下不接头,但一切等济之先生决定,反正不影响任何事情。
徽因敬复即
为了这件小事,林徽因可谓设身处地,考虑得细致入微,亦可看出患难中两家人的友谊。
然而,在抗战胜利前夕,林徽因看到和听到的消息,使她心中非常不安,虽然日寇已经投降,可是歌乐山上空依然是战云密布,蒋介石调兵遣将,准备打内战。
1946年1月,她从重庆写给费慰梅的信中说:
正因为中国是我的祖国,长期以来我看到它遭受这样那样的罹难,心如刀割。我也在同它一道受难。这些年来,我忍受了深重苦难。一个人毕生经历了一场接一场的革命,一点也不轻松。正因为如此,每当我察觉有人把涉及千百万人生死存亡的事等闲视之时,就无论如何也不能饶恕他……我作为一个“战争中受伤的人”,行动不能自如,心情有时很躁。我卧床等了四年,一心盼着这个“胜利日”。接下去是什么样,我可没去想。我不敢多想。如今,胜利果然到来了,却又要打内战,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我很可能活不到和平的那一天了(也可以说,我依稀间一直在盼望着它的到来)。我在疾病的折磨中,就这么焦躁烦躁地死去,真是太惨了。
在这同时,林徽因为另一桩事心情一直很沉重。营造学社经费来源完全中断,已无法再维持下去。梁思成觉得,中国古建筑研究,经过营造学社同人数年努力,已基本理清了各个历史时期的体系沿革,可以告一段落,战后最需要的是培养建设人才。
他们一家商量着,先到重庆看看病,再到昆明会会老朋友,建议西南联大负责人梅贻琦在清华大学增设建筑系。
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搭乘历史语言研究所一辆去重庆的汽车,一大早就上路了。去之前,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朋友们劝她:“林小姐,还是到协和医院去治疗吧,重庆毕竟不是北平。”
到了重庆,她大部分时间待在聚兴村中研院招待所里,那时费慰梅来华在美国大使馆当文化专员,继李庄相会不久,她们又第二次在重庆见面。费慰梅有时开车带她到城里去玩,有时开车到郊外南开中学去接在那里读书的儿子小弟,有时开车到美国大使馆食堂一同就餐,有时到她和费正清刚刚安顿下来的家里小坐。在重庆,费慰梅还请著名的美国胸外科大夫里奥·埃娄塞尔博士检查了她的病情。林徽因的身体条件允许的时候,费慰梅还带他们全家去看戏和电影,林徽因和儿子小弟还参加了马歇尔将军在重庆美新处总部举行的一次招待会,在那里见到了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周恩来,“基督将军”冯玉祥等名人。
后来,他们又找了一家比较好的教会医院再次检查,梁思成说,咱们一定要把身体全面检查一下,回去路上心里也踏实。
X光检查以后,医生把梁思成叫到治疗室说:“现在来太晚了,林女士肺部都已空洞,这里已经没有办法了。”
梁思成如五雷灌顶,一下子跌坐在椅子上。他不知自己是怎么和林徽因走出医院的。
林徽因却很坦然,安慰梁思成:“现在我觉得好多了,回到北平,很快就会恢复过来。”这话如一把刀子扎在梁思成心上,全身每一个器官都在流血。
在重庆他们商定,梁思成先回李庄处理北返事宜,费慰梅同林徽因乘机去昆明。
重访昆明的住所是军阀唐继尧后山上的祖居,那祖居的窗户很大,有一个豪华的大花园,几株参天的桉树,枝条垂下来的芳香随风摇曳。
长期的分离之后,又有张奚若、钱端升夫妇、老金等老朋友聚集在她的身旁,她欣喜若狂,床边总是围绕着没完没了的话语。这年2月28日,林徽因给费慰梅写信,报告了她昆明之行的情况:
我终于又来到了昆明!我来这里是为三件事,至少有一桩总算彻底实现了。你知道,我是为了把病治好而来的。其次,是来看看这个天朗气清、熏风和畅、遍地鲜花、五光十色的城市。最后并非最无关紧要的,是同我的老朋友们相聚,好好聊聊。前两个目的还未实现,因为我的病情并未好转,甚至比在重庆时更厉害了——一到昆明我就卧床不起。但最后一桩我享受到的远远超过我的预想。几天来我所过的是真正舒畅而愉快的日子,是我独自住李庄时所不敢奢望的。
我花了11天的工夫才充分了解到,处于特殊境遇的朋友们在昆明是怎样生活的。……加深了我们久别后相互之间的了解。没用多少时间,彼此之间的感情就重建起来并加深了。我们用两天时间交谈了各人的生活状况、情操和思想。也畅叙了各自对国家大事的看法,还谈了各人家庭经济,以及前后方个人和社会状况。尽管谈得漫无边际,我们几个人(张奚若、钱端升、老金和我)之间,也总有着一股相互信任和关切的暖流。更不用说,忽然能重聚的难忘的时刻,所给予我们每个人的喜悦和激奋。
尽管昆明的海拔高度对林徽因的呼吸和脉搏有不良的影响,但她周围有许多老朋友同她做伴,有看不完的书,还有女仆和老金热心周到的照顾,她心里感到十分惬意。林徽因还给费慰梅写信讲述了住在唐继尧“梦幻别墅”的感受:
一切最美好的东西都到花园周围来值班,那明亮的蓝天,峭壁下和小山外的一切……房间这么宽敞,窗户这么大,它具有戈登·克莱格早期舞会设计的效果。就是下午的阳光也好像按照他的指令以一种梦幻般的方式射进窗户里来,由外面摇曳的桉树枝条把缓缓移动的影子泼到天花板上来。
不管是晴天或者下雨,昆明永远是那样的美丽,天黑下来时我房间里的气氛之浪漫简直无法形容——当一个人独处在静静的大花园中的寂寞房子里时,忽然天空和大地一齐都黑了下来。这是一个人一辈子都忘不了的。
梁思成的建议很快得到了梅贻琦的支持。梅贻琦答复,首先在清华大学工学院开办建筑系,并聘他为系主任。梅贻琦还告诉他,清华大学不久就要返平,让他也做好回去的准备。
这年7月,西南联大教工北返,林徽因、梁思成一家也跟他们一起,乘坐一架改装的军用飞机,由重庆顺利地回到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