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彼岸的友情

林徽因夫妇和费正清夫妇在北平洋人办的美术俱乐部看画展时不期而遇，从此便结下了他们一生难忘的友谊。时在1932年的秋天。

费慰梅大学毕业后，于1932年5月来华与未婚夫费正清在北平相聚，他们借住在西总布胡同21号美国人翟孟生寓所，由赫约翰牧师主持婚礼结婚，后又一同到朝内大街81号加利福尼亚语言学院学习中国语言，这座棕色的砖砌三层大楼，与四处低矮的灰色平房间恰成鲜明对比，呈现着典型的欧美风格。于现代化的北京，仍不失当年巍峨风姿。

林徽因、梁思成夫妇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结束东北大学的执教生涯，受聘于朱启钤先生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不久他们的家便迁来东城北总布胡同3号居住。这个胡同是东总布胡同的一条支巷，向南亦可到长安街。然后去中央公园营造学社上班。20世纪70年代小院等被拆，盖成高楼。后来在文物部门呼吁下，大楼又被拆掉，恢复3号小院的原貌，只是门楼移到东边，归文物部门管理。

梁思成、林徽因与费慰梅合影

梁、林一家在此住了7年，成为北平当时有名的“文化沙龙”——是个作家、教授、经济学家等星期六聚会的地方。活动时吃饭大多在金岳霖的后院。两个院落虽有一个门相通，但金岳霖另有出入的大门。

费正清、费慰梅是稍后进入北总布胡同3号的外国友人。然而林徽因的母亲却不放心这对年轻夫妇，总是用一双异样的眼神盯着这对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每当他们叩响梁家的门环时，仆人把大门打开一道小缝，从上到下地把他们打量一番，然后才让进入院子。而林母踮着小脚一直把他们追到客厅为止。林徽因又把母亲推着送回她自己的房里。

费慰梅回忆，那时候他们夫妇怀揣着“美国人在北京”的矫情住在四合院里，吃火锅、喝豆汁，过道地北京人生活，“一有空，我们就去紫禁城和香山寺庙探奇”，更吸引他们的还有北京高耸的城墙和门楼。

随着他们友谊的加深，费慰梅经常骑自行车或坐人力车到梁家去，林徽因的一班朋友与她也渐渐成了朋友。金岳霖住在梁家院后面小房子里，徐志摩一到他的居所便惊奇地发现，新月社时期自己用父亲的钱买的那张地毯，不知什么时候“美美地躺在他的客厅里！”周六梁家聚会，老金必到无疑，还有坦率豪爽的政治家张奚若、国际问题专家钱端升、不苟言笑的经济学家陈岱孙、考古学家李济、社会学家陶孟和他的夫人沈性仁等。他们大都是留美学人，费氏夫妇的加盟自然受到大家的欢迎。有时这样的聚会在老金家举行，他有一个做西点的厨师，“星（期）六碰头会”吃的是咖啡冰激凌，喝的是按他要求浓度配制的咖啡。中晚饭到前院与梁家一起用餐。有时也到“湖南餐厅”（金岳霖家）活动和聚餐。

许多年后，北总布胡同3号院子里的垂花门，丁香、海棠和马缨花树，以及明亮的客厅和悬挂着的梁启超手书对联，还在费慰梅记忆深处闪光。

在聚餐会上，差不多每次林徽因给大家讲一段开心的故事，而故事的主角往往是她自己。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林家的仆人陈妈，一天惊慌地跑来报告说，在梁家毗邻的西院，房顶开了一条大缝，因为那家房客穷得修不起屋顶，想托林徽因向房主求情，让东家出钱修房。林徽因马上去找房东，得知房客住的几间居室每月只付50个铜板房租，而且房客的祖上从乾隆年间就租住这所房子，已经有两百年了，每月房租至今没有涨过，房东也没有能力维修这所房子。事情的结果是林徽因自己捐钱修好房顶了事。

大家听完故事都开心地笑起来。费慰梅也因林徽因的公益之心竖起大拇指。

费慰梅回忆说：“天才诗人徐志摩当然是其中一个。林徽因不时地对我谈起他，从来没有停止过思念他。我时常想，我们之间用流利的英语谈着各种题材，那些充满**的话语，可能就是徐志摩和林徽因之间生动对话的回响。我想，她永远忘不了他，当她还是一个小女孩，在伦敦，徐志摩为她打开了一个更宽广的世界，引导她认识英国文学和英语的精妙。”

那段日子，是林徽因一生最为美好的时光。她不仅与这一班朋友聚会交流，谈天说地，还与梁思成一起到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北正定兴隆寺，山西汾阳、赵城，河南安阳等处考察古建筑。受现实生活的激发，她写的散文《窗子以外》成了有名的代表作。最能代表她闲适、安逸心情的是北总布胡同三号那首《静院》的诗，每当夕阳西下后，院子的“美”与“静”，“有不有清风，轻得那样/没有声响，”读后令人神往。

尤其是比这一班人更年轻的费慰梅，受林徽因的影响，竟热情偾张，围绕着她热爱中国的艺术专业。早在读书期间就对中国山东武梁祠的汉代拓片情有独钟，她到北京后第一个行动就买了一套武梁祠的拓片，每天花几个小时观察它，甚至对画中每个人的官阶，从服饰上就能够清晰地辨识出来。因着梁思成、林徽因外出古建筑考察，无疑也深深地打动了她。

便是在梁、林到华北考察的同时，费慰梅和另一个位美国女友决定到山东省嘉祥县武梁祠去，一探石刻的究竟。武梁祠地处嘉祥县城南30华里的武翟山下，全称武氏墓群石刻，俗称武梁祠。东汉末年，嘉祥武氏世代为官，桓帝建和元年（147年），他的后世子孙在墓前开始建造祠堂，数十年后建成。武梁祠居中央，前室为武荣祠，后室为武开明祠，左室为武班祠。全部祠堂为石刻建筑，有石阙、石狮、墓碑、画像等。石刻在宋代欧阳修、赵明诚已有著录，后经历洪水漫淤淹埋地下。清乾隆时官方勘察发掘得石20余块，特为捐资保存，是研究东汉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增建陈列室，设文物管理所。

费慰梅这次在山东考察两周，先乘火车到达济宁，再乘公共汽车到嘉祥住下。第二天又徒步走了30里路，才到紫云山下的墓地。许多年后她回忆说：

武梁祠的石块，在大平原上的一座小房子里存放着，大小不一。有些只是一边有雕刻，有些则在前后或前边和旁边有雕刻，还有独立的石柱。最令我惊奇的是那些有三角顶部的大石块。我原先期望看到石刻展览，结果不然。这不是艺术展，而是建筑物件的大杂烩！建筑！什么样的建筑？地上的还是地下的？有多少？有可能重建它们吗？

这等于说，费慰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跑到嘉祥来，见到的只是一堆石头，根本没见到武梁祠的建筑面目，所以她发出“有可能重建它们”的呼唤和期盼。

过了几年，她与费正清从北平回到她的家乡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把武梁祠的出版物，经过细心剪裁，像七巧板那样拼接，才凸显武梁祠的本来面目。

1941年又写了一篇36页的长文，最先提出“重建实体的构想”，使她在美国学术圈声名大振，也让她兴奋了好久！她不无感慨地说：“这里显然有梁氏夫妇的影响，我深深地感谢他们。”

1934年夏天，费正清夫妇又与梁氏夫妇到山西汾阳等地做过一次调查。

为了和林徽因一家交往，不久，费慰梅和费正清把家搬到北总布胡同向西的小羊宜宾胡同，这样离林徽因家更近，向北拐便是北总布胡同3号。

从那时起，他们维系了一生血浓于水般的友情。晚年的费慰梅回忆他们相识时的感受说：

当时他们和我们都不曾想到这个友谊今后会持续多年，但它的头一年就把我们都迷住了。他们很年轻，相互倾慕着，同时又很愿回报我们喜欢和他们做伴的感情。徽（whei）——她为外国的亲密朋友给自己起的短名——是特别的美丽活泼。思成则比较沉稳些。他既有礼貌而又反应敏捷，偶尔还表现出一种古怪的才智，俩人都会两国语言，通晓东西方文化。徽以她滔滔不绝的言语和笑声平衡着她丈夫的拘谨。通过交换美国大学生活的故事，她很快就知道我们夫妇俩都在哈佛念过书，而正清是在牛津大学当研究生时来到北京的。

往往真正的友情开始于心灵的奇遇，而这两对夫妇的相识却完全没有故事，他们在一次聚会上认识，并互相吸引，一交谈，才知两家居然是相距不远的近邻，这使他们喜不自胜。

新的友谊给林徽因的生命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当时她和梁思成刚刚由沈阳迁回北平，开始在中国营造学社的工作，百废待兴，而繁重的家事又给她平添了若许烦恼，费慰梅怀念这段日子时记叙道：那时徽因正在经历着可能是她生平第一次操持家务的苦难，并不是她没有仆人，而是她的家人，包括小女儿、新生的儿子，以及可能是最麻烦的、一个感情上完全依附于她的、头脑同她的双脚一样被裹得紧紧的母亲。中国的传统要求照顾她的母亲、丈夫和孩子们，她是被要求担任家庭“经理”的角色的，这些责任要消耗掉她在家里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

应该说，作为一个西方女性，费慰梅对林徽因的感知是深层次的，她在中西方文化的节点上，一下子找到了她的中国朋友全部痛苦的症结，费慰梅说：

林徽因当然是过渡一代的一员，对约定俗成的限制是反抗的。她不仅在英国和美国，而且早年在中国读小学时都是受的西方教育。她在国外过的是大学生的自由生活，在沈阳和思成共同设计的也是这种生活。可是此刻在家里一切都像要使她铩羽而归。

她在书桌或画报前没有一刻安宁，可以不受孩子、仆人或母亲的干扰。她实际上是这十个人的囚犯，他们每件事都要找她做决定。当然这部分是她自己的错。在她关心的各种事情当中，对人和他们的问题的关心是压倒一切的。她讨厌在画建筑的草图或者写一首诗的当中被打扰，但是她不仅不抗争，反而把注意力转向解决紧迫的人间问题。

林徽因把她的心扉全然向她的新朋友费慰梅敞开了。那段日子，费慰梅经常骑着自行车或坐人力车在天黑前到梁家去，穿过花园去找林徽因，两个人在起居室一个暖和的角落里坐下，并泡上两杯热茶，便开始了推心置腹的倾谈。她们有时比较中国和美国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有时谈文学艺术，并把对方不认识的朋友的回忆毫无保留地告诉对方。林徽因谈得最多的当然是徐志摩，她给费慰梅大段大段地背诵徐志摩的诗，从她闪着泪光的眸子里，费慰梅读出了那一份深深的思恋。

1935年10月，日本人侵占华北在即，费正清夫妇离平回国去意已定，大约还有6个星期的时间。突然有一天传来《大公报》停办的消息，代替它的是《联合亚洲先锋报》，林徽因听了心中一惊，这家报纸还向她发来约稿信。她很生气，随之将它投进火炉。在这忧愁中，费慰梅帮不上什么忙，遂建议林徽因去外国人马球俱乐部骑马。

林徽因听了欣然接受，于是二人在马童指定的地点，相邀到城外上马，出发到附近乡村踏青。那时候，城外的农作物一直长到城墙边，把灰色城市和灰色尘嚣远远地甩在灰色的心情之外，眼前出现的是另一种赏心悦目的景观。

一望无垠的大平原上的庄稼，一直绿到城墙脚下，那蓬蓬勃勃的绿，散发出一种鲜嫩的气息。高高低低的土屋，错落在万绿丛中，远处的西山和北山，淡得如同一抹灰蓝色的烟迹，透过稀稀落落的树木，隐约可见远处的塔影。天空蓝得像一匹缎子，一丝丝云彩在小月河里飘**着，元代的土城墙逶迤如一条灰蛇，起伏在纷乱苍莽中。

林徽因策马前行，她在马背上的坐姿真是棒极了。后来林徽因信马由缰，沿着古老的灰色城墙，一会儿便纵马飞驰起来，她那条红色披巾，在风里飘**如一团燃烧的火焰。

因为经常去骑马，林徽因索性买了马鞍、马裤，穿上这身装束，她俨然成了一位英姿勃发的巾帼骑师。

那段日子，带给林徽因的印象是新鲜而美好的，费氏夫妇回国后，她在信中对往事的回顾，依然是那样神采飞扬：

自从你们两人在我们周围出现，并把新的活力和对生活、未来的憧憬分给我以来，我已变得年轻活泼和精神抖擞得多了。每当我回想到今冬我所做的一切，我都是十分感激和惊奇。

你看，我是在两种文化教养下长大的，不容否认，两种文化的接触和活动对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你们真正出现在我们（北总布胡同）三号的生活中之前，我总感到有些茫然若失，有一种缺少点什么的感觉，觉得有一种需要填补的精神贫乏。而你们的“蓝色通知”恰恰适合这种需要。另一个问题，我在北京的朋友年龄都比较大也比较严肃。他们自己不仅不能给我们什么乐趣，而且还要找思成和我要灵感或让我们把事情搞活泼些。我是多少次感到精疲力竭了啊！

今秋或不如说是初冬的野餐和骑马（以及到山西的旅行）使整个世界对我来说都变了。想一想假如没有这一切，我怎么能够经得住我们频繁的民族危机所带来的所有的激动、慌乱和忧郁！那骑马也是很具象征意义的。出了西华门，过去那里对我来说只是日本人和他们的猎物，现在我能看到小径、无边的冬季平原风景、细细的银色树枝、静静的小寺院和人们能够抱着传奇式的自豪感跨越的小桥。

隔着岁月的投影，费氏夫妇仿佛听到大洋彼岸那座古城墙下，疾风般的蹄鼓还在敲击着记忆的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