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香山如故

从1949年3月到9月，中共中央驻香山虽然只有半年时间，但却是中国革命最胜利活跃、最意气风发的时期之一。在这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做了三件大事。

（一）打仗：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第一件大事，打仗。这得从1948年说起。1948年，是大打仗的一年，也是打大仗的一年。这一年，在硝烟战火中度过，这一年，打出了中国大地上的日月乾坤。战场捷报励士气，敢教日月换新天。尤其是三大战役的胜利，环环紧扣、一气贯注、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给了蒋介石反动统治以毁灭性的打击，其军队主力已被消灭，作战部队仅剩下100多万人，并且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和漫长战线上，蒋介石赖以发动内战的资本基本上输完了。

然而，《汉书》有曰：“帝王之兵，以全取胜，是以贵谋而贱战。”正如毛泽东在1949年1月14日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所指出的：“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在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和伪法统、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等八项条件的基础上，同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

毛泽东的声明得到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各阶层群众的热烈拥护。但一个星期之后，蒋介石却宣告“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次日，李宗仁表示，愿与中共进行和谈。实际上，蒋介石仍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幕后指挥者。他规定和谈的限度是划江而治，同时强调“备战要旨”，应“以整饬军事为重”。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争取3至6个月时间，在江南重新编练200万新兵，以便卷土重来。可见，国民政府所谓同意和谈是假，争取反攻时间却是真。

4月1日，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开始同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国民政府代表团进行谈判。经双方多次交换意见、多方协商后，中共代表团在4月15日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送交国民政府代表团，并限国民政府在4月20日前就协定表明态度。但遗憾的是，国民政府当局又玩弄惯用的伎俩，于最后期限日表态称：拒绝签字。谈判宣告破产。

言不和，即打降。事实上，就在此次谈判一开始，新华社就播发了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宣告中外：“只有这一次机会了，不要失掉这个机会。人民解放军就要向江南进军了，这不是拿空话吓你们，无论你们签订接受八项条件的协定也好，不签这个协定也好，人民解放军总是要前进的。”(3)即是说，“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已是既定目标。既然“国民党反动派决心将他们发动的反革命战争打到底”，那么，人民解放军就必须“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4)于是，就在国民政府拒绝签字的第二天，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便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遵照进军命令，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结束了国民党在中国22年的反动统治。当毛泽东在北京香山临时住所从报纸上看到解放南京的消息后心潮澎湃，挥笔写下不朽的诗篇《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诗作清晰地表达出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随后，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继续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全国各地胜利大进军，分别以战斗方式或和平方式，迅速解决残余敌人，解放广大国土。到1949年9月底，除西南和广东、广西部分地区外，全国大陆绝大部分地区获得解放。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终于被人民赶出了中国大陆。

（二）奠基：论人民民主专政(5)

第二件大事，奠基。在香山，毛泽东发表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这也是他1949年发表的唯一一篇署名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正是这篇文章，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

1949年4月下旬南京解放后，全国革命形势迅猛推进，政治上人心归顺，经济上“四面八方”政策已经明晰，外交上向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一边倒”政策逐渐形成。到6月中旬，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加紧了筹建新中国的步伐。这段时间里，国内外瞬息万变的局势，让毛泽东处于日理万机的状态，他一面指挥解放西北及国内其他零星战场的战斗，一面频繁接见各界人士、协商建国大计。同时，还派出由刘少奇、王稼祥等人组成的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争取最大共识和支持，并请周恩来牵头起草《共同纲领》，完成新中国政治设计。

1949年7月，历经沧桑的中国共产党将迎来28岁生日。在这样重要的时刻，总结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理论上阐明新国家的构想，系统宣传党和国家的内外政策，是一个经过长期革命考验、即将执掌全国政权的政党必须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所以，毛泽东便开始酝酿写作一篇纪念性的文章。1949年6月24日，毛泽东写信给胡乔木，把起草文稿的任务布置给了他：撰写一篇纪念“七一”的论文和拟一单纪念“七七”的口号。对交稿的时间，毛泽东在信中也做了规定：“此两件请于六月最近两天内拟好，以便于六月二十八日发出，六月二十九日各地见报。”接到任务后，胡乔木立即对写作任务做了安排并于27日交了稿，稿子的题目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关键何在？——纪念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八周年》。毛泽东读后试图修改，但几经思考总觉得内容不贴合形势，时间紧迫，毛泽东决定文章由自己来写。

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毛泽东几乎足不出户。他废寝忘食，连续伏案，写出了一篇8000字的文章，题为《二十八年》。

文章完稿后，毛泽东要求工作人员出过两次竖排铅印清样稿。在第一次清样稿的基础上，他增加了很多内容，最后将标题改为《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年》，亲笔署名“毛泽东”。在第二次清样稿上，他又用毛笔做了一些修改，又增加了一些内容。文稿经其他中央领导研究定稿，于1949年6月30日由新华社发表。7月1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头版全文转载。这比毛泽东原先预定的时间整整晚了两天。

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给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完整模式。这是中国共产党28年革命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立建设新中国的主要纲领。“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6)可以看到，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在此时尤其强调其统一战线性质，包括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和国际的统一战线。

所以，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具有极大的适应性，即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也可以继续保持有效性。当然，在内外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其具体内涵也必将发生变化。比如我国现行宪法序言规定:“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这里所阐述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任务，人民民主专政所依托的阶级基础和统一战线。总之，就像毛泽东说的那样，我们之所以选择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就是因为只有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并且只有同时实行最大范围的民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成最为广泛的统一战线，才能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功，推动我们的事业不断前进。

（三）团结：建设大计，亟待商筹

在香山，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做的第三件大事就是团结。团结，是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必然方式，也是为了更好地建立建设新中国。

时间可以再次回溯到1948年。就是在这一年的元旦，由国民党各民主派别联合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在香港成立，民革《行动纲领》规定：“当前之革命任务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之独立、民主与和平。”元旦开篇映照人心。历史证明，发生在1948年元旦这一天的大事，也征兆了国共双方最终的命运。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民革的成立，即是说明其已然公开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于国民党而言，本来是“自己人”，却变成了“对立面”。人心向背，显而易见。

于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审时度势，认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建立新中国的各项事宜，不但“业已成为必要”，而且“时机亦已成熟”。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中，公开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五一”口号，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

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心走人民革命的道路，拥护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国，这是民主党派走的一条新的历史道路。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这是实践的教育，因为只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有效地发挥积极作用，才有光明的前途。这就是团结，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这样就有了后来一个更加团结、更加感人的时间表。

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写信给留居在上海的宋庆龄，邀请其参加新政协会议。有感于中国共产党的诚意，宋庆龄最终同意北上。

1月22日，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的无党派民主人士55人联合发表《对时局的意见》，恳切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成立以毛泽东为主任的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起草共同纲领、拟订政府方案等，全面展开筹建新中国政权的工作。

1949年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决定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从1949年3月至9月，一大批著名民主人士受邀到达北平。百川汇流，人心归向，这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做了人事上的准备；与此同时，许多全国性的人民团体相继恢复或建立起来，这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各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和特邀代表662人。会议首先由毛泽东致开幕词，特邀代表宋庆龄、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等也进行了发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三部重要法案。会议还广泛征求意见和方案，反复讨论，通过了关于国旗、国歌、国都和纪年的决议。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全国委员会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全国委员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