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男孩

一门心思想着自己还有哪些需求没满足的年轻人，通常不能理解那些做出反社会行为的人。自恋者和反社会者都爱摆布甚至剥削他人，除了怎么能让自己得到更多的利益之外，别的任何事情都动摇不了他们。除非他人是他们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否则他们绝不会对此感兴趣。这两种人可能都很有魅力，令人信服，尤其是当他们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到一个重要目标上时，而且很有可能都是男性。

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特点是“普遍无视他人的权利”。精神病学家唐纳德·布莱克在其著作《坏男孩，坏男人》（Bad Boys,Bad Men）中总结说：“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最显著的流行病学特征，几乎完全是男性障碍”但在男性的条件反射中，对他人漠不关心的反社会态度不足为奇。童年时处于激烈竞争的大环境下，很多男孩在行为上表现为对他人漠不关心。其特点是欺骗、好斗、易冲动和无所顾忌的行为模式，不受社会规范或法律的约束。

幸运的是，行为不当的男孩在逐渐成熟的过程中，其自我管理和移情抑制会慢慢增长。在男青年中，大多数的不良行为都与朋辈的负面影响有关，并随着逐渐成熟和年龄增长有所减弱。实际上，60%的男孩在青春期有某种形式的违纪行为，这一现象证实了男性压力对其造成的影响。

我遇到过很多行为不当的男孩，他们被忧心忡忡的父母带到这儿来，或被这样那样的权威机构提起。德里克就是这样一个男孩，在被抓到故意损坏公物之后，学校强制他进行心理咨询。我和他共同探讨了当他做出如此具有破坏性的行为时是怎么想的，以此试图发现他行为背后的动机。我看得出来，他与身边一小撮同龄人厮混在一起，并陷入那些令人激动的反权威煽动力量中不能自拔。除了深深的愤怒或扭曲的思想外，没有任何东西表明，除了缺乏自我判断和自我控制，还有其他因素导致这一问题的出现。威斯康星大学的心理学家特里·莫菲特估计，只有5%的男性确为反社会型人格障碍。

但在我从事住院部工作期间，遇到过一些成年男子，这些人对我们高度结构化的治疗方案中所涉及的奖惩措施反应迟钝。病房层级制建立在严格定义的目标和有意义的特权基础之上，旨在培养积极的朋辈压力和关系影响力，而对于这些成年男子而言，却收效甚微。不管他们是赢得了与第4级相关的奖励（即外出或参观游艺厅的自由，饭后在餐厅里溜达，等等），还是1级的惩罚（即被控制在上了锁的病房内），对他们而言似乎只是一个是否方便的问题。他们能够忍受消极制裁。尽管他们有时候也会建立真正的关系，但最后我们意识到这种关系仅仅是一种工具……“我们能从这种关系中得到什么呢？”事实是，我们都被耍了。只有在帮助或阻碍他们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时，别人的看法才变得有意义。

有些男孩超然物外和操控他人的程度之深令人胆寒。在青少年入院治疗病房内，病人们的问题多种多样。有些人因为抑郁和自杀倾向而被收治住院；有些是因为在家、学校、附近等各种场所，因某些原因行为失控。有些人因犯下了诸如偷盗、故意损毁他人财物、入室盗窃、毒品交易、攻击他人等罪行而被少年司法体系强制接受治疗。每当我因为入院评估接触到一个新病人，我的第一印象都会为他的身份提供数据支持。当我听到一个年轻人变得那么超然而冷漠时，我的头发都会直立起来，因为我知道，除非是害怕被人抓住，否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管束住他。没有任何关系之锚可以将其锁定在道德范畴之内。

有个年轻人叫乔，英俊潇洒，笑容颇具感染力，看起来很朴实，但事实证明，他是我所遇到的最大的麻烦。他明目张胆地阻挠各项规章制度的实施，对负面结果无动于衷。影响他的那些常规方法都不起作用。有一次，他用一把从餐厅偷出的刀子在他房间的石膏板上挖了一个洞，可以直通隔壁房间，而那个房间正好住着一位女性，她因长年受到性侵犯而入院治疗。不知他用了什么方法，说服了这位女性，让她通过墙上的洞为他**。当他的团队指责他缺乏对这位女性的尊重时，他只是耸了耸肩，没有任何感受。

在我职业生涯的最初几年，曾试图找到像乔那样的男孩受到伤害的关键点，是什么让他们最终放弃了对别人的希望。我希望自己可以帮助他们面对极度的失望，正是这种失望让他们远离了真实的关系，希望能支持他们改变自我挫败的格局，因为这种格局让他们远离生命中真正的满足。我对康复的力量非常乐观。很多年之后，人类克服各种创伤的精神令我更加感动。同时，有些男孩遭受的重创程度之深也让我更加冷静，并有感于创伤痊愈所需要的一切，比如勇气、极富耐心的深入沟通，以及自信。

在针对男孩如何发展成为反社会的一项研究中，学者们将目光转向了生物学。但反社会人格模式形成的原因似乎很多。遗传变异、器质性损伤、童年时期遭受的虐待和忽视，所有这些都会导致布莱克博士所说的“在多种环境中萌芽和繁荣的状态”。但关于反社会型人格障碍也有好消息，即反社会模式是可以被攻克的，尽管一个男孩通往反社会行为的道路有可能根植于其早期所经历的权利剥夺和伤害。布莱克写道：“我们知道，变化是有可能发生的。不管什么原因，有些反社会者出现了好转迹象。”

在考虑种族、阶级以及男子气概如何结合在一起，从而产生反社会行为这个问题上，上述这一令人欢欣鼓舞的预言尤为重要。在推动犯罪和违法行为的诸多因素中，必定包括受社会压迫的经历。黑人男子被判入狱的可能性几乎是白人男子的5倍；在五个州中，种族差距的比率超过10∶1。“审判项目”是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一个倡导刑事司法改革的研究中心，根据其所提供的一份报告，这些种族差异性会使毒品判决获得更严厉结果，在司法态度中呈现种族偏见，给少数族裔家庭带来系统性的不利影响。换句话说，有色青年男子遭遇了一种内在偏见，这种偏见更倾向于对其进行惩罚，而不是提升和康复。

对这些男性而言，监狱只是以学校为起点的人生道路上的一站。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些男孩都知道，无论他们去往何方，种族偏见都会阻碍他们的生活。斯坦福、哈佛和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共同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来自同一社会经济环境的男性，黑人男孩一贯比白人男孩的情况更糟糕。实际上，有些最广泛的黑白人种差异存在于高收入水平人群中。据《纽约时报》报道，“这一研究更清楚地表明，黑人男子面临的障碍中有很独特的东西。”

马萨诸塞州史密斯学院的安·阿内特·弗格森教授针对市区一家小学开展了一项为期三年的研究，描述了一群被学校工作人员认定“必定会坐牢”的年轻人如何通过种族偏见的哈哈镜看到自己的扭曲形象，并将其内化。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史蒂文森提到了那些不被看作男孩而只被视为社会威胁的孩子所具有的“超级脆弱”（hyper vulnerability），夸大了反抗和补偿这样的刻板印象。

奈尔斯是我在家庭法庭日遇到的男孩，我对他的感觉，就是“大男子主义”和“超级脆弱”之间的矛盾统一体。庭审中，我看到的是一个敏感而且有艺术倾向的年轻人。他顶住了以街头形象示人的压力，对自己的选择作了权衡。当我们等着他的听证会时，新的指控纷至沓来——持有毒品、盗窃车辆、入室盗窃，我意识到，我和他共同制定的备选方案，需要与更多的迫在眉睫的压力相抗衡，这些压力来自他的家庭、学校和邻里。在我的眼皮底下，他正在逐渐变为每个人都能预料到的坏孩子：在被制伏之后，即使站在牢房内，他还是对斗争充满**，勇敢面对威胁和暴力，这种**甚至连他自己都意识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