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时代与未来

在一次父母工作坊中，我展示了我们对男孩学习关系进行的研究，并告诉与会父母，在这项研究中，极少有男孩报告说他们在某个时间修复了与教练或老师之间业已破裂的关系，实际上根本没有人报告。我解释说，我们的结论是，老师和教练必须假设他们自己是“客户关系经理”。说到这儿，一位父亲有些恼怒地举起手。“对不起，打断一下，”他抱怨着说，“那么他们的勇气去了哪里？按您研究中描述的那种方式宠溺男孩，我们岂不是会让他们变得更消极，更依赖别人？”我和他有着同样的担心，于是补充说，我也很害怕这项研究会在男孩中间滋生更多权利。我说，我告诉老师们要从我们的研究中学会两点。

首先，男孩无力承担关系学习的责任，这个问题是现在的基准线，而不是最终目的。它反映出目前男孩的处境如何。老师们不应屏息静气地等待男孩发表意见、寻求帮助，或为他犯下的错误道歉。在关系变得紧张时，自然而然地会由成人和专业人员来解决这个问题。

其次，在处理比较困难的关系时，男孩往往缺乏积极性，这种现象代表了他们社会化过程的逻辑结果。如果教育工作者们不对此采取行动，就不能指望这种情况会有所改观。当男孩感觉自己与那些帮助他们学习的人失联时，他们并非因生理的原因无法承担修复的责任，而是大多数人不打算这么做，不想给自己惹更多麻烦。

同样是社会化进程导致很多男孩在学校里在人际关系上受挫，从而造成其整体教育表现欠佳。性别成绩差异可以一言以概之：很多男孩不“买账”。因为学习是一种伙伴关系，需要学习者的积极认可。只要老师愿意，他们可以劝诱、鼓励、威胁，但最终男孩有权利说：“我不想跟你学”。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只有相互尊重的关系才会让男孩同意尝试。

一旦我们承认，老师们的情绪劳动(1)如果得到适当的支持，他们是可以帮助任何一种类型的男孩走向成功的，那么限制因素就从某个男孩或老师，变成了教育体系的问题。很多男孩在学校表现不好，这透露出的并不是男孩的问题，而是我们自身的问题。父母、老师、教练、导师——所有与男孩有关系的人，都需要提升自己的水平。只有对男孩作出正确的假设，即他们是关系的学习者，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操作，才能有望找出教育他们的正确方式。教育男孩的真谛，同时也是关怀他们，引导他们发展的真谛。

怎样才能把这件事情做好呢？首先，人们对男孩存在一些旧观念：这些观念从来没起过什么好作用，但却得到了文化神话的庇护。其次是文化引导的不足，教授和教育工作者要以理论依据，而不是以空想和伪科学为基础开展研究和实践，社会需要向男孩宣扬更好的理念。我们对男孩的看法受到了“神话传说”和错误观念的影响。

我们对男孩的看法会影响他们对自己生活和世界的看法。争取更大平等的运动让一代代传承下来的期望变得过时，在这种情况下，年轻人就会发现他们正处于人生的十字路口，茫然不知所措。但男孩很难理解这些显而易见的危险，部分原因是他们所接收到的关于“游戏规则”的信息并不统一。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的社会学家芭芭拉·理兹曼认为“性别眩晕”普遍存在于千禧一代中，并指出了人们四种不同的回应方式，即完全相信者、摇摆不定者、突破创新者和反抗权威者。最大的群体是摇摆不定者，即“对自己不十分确定”，这反映出了这个时代的“中间精神”。

完全相信者和一些摇摆不定者在经历起伏时会坚持传统角色。这种盲然的反应会因为一些思想领袖的影响而得到强化，比如心理学家、作家和演说家乔丹·彼得森推崇“男子气概正在遭受攻击”的观点，并提供解决方案，以便回归“永恒价值”。在他写的《十二条人生法则》中，他将陈腐的男子气概修辞转换了说法，而这些建议无助于年轻人以开创性的方式应对他们在学习、工作、约会和家庭中遇到的切实挑战。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拥有大学学历的好处开始飙升。随着制造业工作的逐渐消失，一些经济学家发现，作为合伙人，那些知识储备不足的人不怎么受欢迎。未婚生育率创历史新高，在所有出生人口中占到了40%以上，而结婚与生育比例则整体下降。按照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大卫·奥托尔所说的那样：“你不会想嫁给一个经济条件不太好的男人，因为婚姻不是免费的午餐。”通过连篇累牍地大力宣传，人们越来越清楚，在学校偷懒、沉迷于电子游戏、在大学里酗酒，或接近拥有性权利的女性最终会导致什么。

但有些年轻人对此还是不信服。社会学家乔安娜·佩平和大卫·科特发现，对于“男性社会地位”的恐慌促使很多人退回到了“男子气概的象征”。他们写道：“在人人平等的观念持续了将近二十年之后，高中生们对于丈夫的权威和家里劳务分配的想法又开始变得趋于传统”。在男女收入大体平衡的家庭里，政治学者丹·卡西诺博士发现：“男性可能会通过强调传统女性角色的重要性来进行补偿。”

青年男子性格脆弱，身上充满了不确定性，他们会以更严重的方式被误导。我第一次听说“非自愿独身现象”这个词是因为一个21岁的问题青年埃利奥特·罗杰。他把自己称为“处女杀手”，2014年在加利福尼亚犯下6死14伤的严重罪行。在实施暴行之前，他曾在YouTube视频网站上抱怨说自己孤身一人，是个处男：“女孩们都不要我，生活太不公平了。”他的这种观点在非自愿独身的网络群体中十分流行。2018年4月，另一个年轻人在多伦多市区人行道上开货车故意撞击行人。阿莱克·米纳茜安也对女人和女权主义进行了谴责，在脸书发表的帖子中，他险恶地发出警告：“非自愿独身者的反叛已经开始了！”

只要非自愿独身者声称自己有权与女性发生亲密关系，就会有与此相关的团体倡导完全不同的观点。选择生活在“男人空间”（Manosphere）网络社区的男性组成了一项名为“男人自行之路”(2)的运动。

不管这些男人对女性平等进行如何猛烈的抨击，从男孩那里传来的却是好消息。在某些人极力美化男权至上时，很多青年男子也正在重塑男子气概。例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健康访谈调查结果显示，2015~2016年，有超过1/4的加州青少年自称“性别不适”，即男孩觉得自己更加女性化，而女孩觉得自己更加男性化。《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的一位作者萨拉·里奇对此做了一个有趣的解释：“对于‘真正的男人’该是什么样子，极少有正面的变化，以至最年轻的一代人表现出重塑男子气概的迹象时，他们唯一能使用的词就是‘性别不适’。使用这个词表明，没人知道该怎么称呼这些在男子气概方面产生的变化。”

尽管男孩竭尽全力地想重塑自己的男性形象，但在重塑形象的过程当中，还是会利用一些自己认为很有男子气概的鲜活案例作为参照。不久之前，又有一篇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文中将陷在消极形象中不能自拔的男人与坚持保持正面形象的男人作了比对。

2017年5月，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发生了一起悲剧。一个和命运进行长期抗争的三十多岁的男人，一个漂泊无依，因多种重罪被判刑入狱，自称“虚无主义者”和“白人至上主义者”的男人，在当地的通勤列车上对两个有色人种的年轻女性发表种族主义言论，其中一位女性戴着穆斯林头巾。三位年轻的乘客过去支援那两位女性，那个男人用刀刺伤了他们，造成两死一伤的悲剧。其中一位受害者是职业军人，刚刚退休，他有4个孩子，都是十多岁。另一位受害者只有23岁，是个应届大学毕业生。死前，他神志清醒地躺着，等待着救护车的到来，他对帮助他的一位女性说：“我想让列车上的所有人都知道，我爱他们。”

第三位受害者是位诗人，时年21岁，险些被刺中颈动脉。他接受了紧急手术。出院后，他发表了自己的诗作：

我还活着。

我在仇恨的眼光中活了下来。

这是我们必须为对方做的。

我们要为对方活着。

表面上，这三位男性——一位诗人，一位大学毕业生，一位职业军人，个体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对于怎样做一个男人，他们有着相同的看法。他们将勇气、同情和服务他人的美德牢记于心。另一方面，对女性散布种族和仇外言论的那个男人，表现出了极端的男性特权主义，极端的自我和暴力，尤其是在那些因为流离失所而恼羞成怒的“愤怒的白人”当中。

这些极端案例代表了在这个变化无常的时代，男孩和他们的家庭能够获取到的可能性范围是如此广泛。面对如此多的剧变和矛盾的信息，很多男孩始终如一地坚守自己的内心，却很少有人迷失方向，这一点十分引人注目。每个年轻人在少年时代时都会经历一些“眩晕”。而让一个男孩保持稳定并帮助其坚守内心的，是直击心灵的那些声音。那些末日预言家们，用青少年时代的损失作为回归古老传统的依据，与此不同，男孩则已经为了迎接这个新世界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很多人从这种不确定性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机会，并因此爱上了冒险。

事情可以朝不同的方向发展。可以重新塑造男孩的童年，培养他们茁壮成长所需要的品质——重视学习、培养情感能力和关系处理能力，活出自己的价值来，也可以继续逼迫男孩，让他们越来越远离成功。正如澳大利亚社会学家瑞文·康奈尔所说，男孩会如何设想自己在当代世界的生活往往拥有“天马行空的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