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的男孩

在阐明男性和女性的情感规则有多么不同这件事上，愤怒是个特例。女孩被教育成要在愤怒中依然保持克制，表现得“友好”，而男孩则常常被允许将愤怒释放出来。基于这个事实，男孩可能更具有攻击性、更不好惹，同时也更可能走向偷窃，并演变出其他种种反社会行为。这些情感规则对那些关心男孩的人来说可谓是难解之谜。如果愤怒是允许男孩表达情感的唯一方式，不管是恐惧、伤害、失望，还是失落，怎么做才能提高他们的情商呢？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斯蒂芬妮·希尔兹是《说出心里话：性别与情感的社会意义》（Speaking from the Heart：Gender and the Social Meaning of Emotion）一书的作者，她在这本书中写道：“愤怒的问题是女性情绪化和男性非情绪化这一刻板观点的基本悖论。对女性的刻板观念就是情绪化，而对愤怒作为一种典型情感的刻板观念则专属于男性。”

她接着谈到，“当我们认为我们曾经或未来可能被剥夺了我们以为理应属于自己的东西时”，愤怒就会产生。与悲伤不同，愤怒是一种行动情感。愤怒的个体浑身充满了纠正不公正的冲动，在这个条件下，采取攻击和行使权利都是正当的。社会地位高的个体更容易感到愤怒，而社会地位低的个体则更容易在有所失去时表现为悲伤或内疚。

愤怒既被视为一种性格特征，也被视为一种状态。作为一种性格特征，某些人看上去比其他人更容易生气。以这些男孩为例：男孩在练习一项技能或一项运动时，经常会大发雷霆，他的沮丧情绪终于有机会被点燃了，这个年轻人身旁的其他人都不得不小心翼翼，他们害怕他捉摸不定、怒气大发。无论大卫的父母对他做了什么，或者学校打来的一系列电话，举止不端、成绩下降、和他的妹妹打架、不遵守宵禁和互联网使用协议，都不可避免地导致大卫的情绪迅速滑向失控的深渊。不出所料，他的沮丧和失望爆发了。另一方面，查德的愤怒只是因为一个男孩的言语越界。男孩中表达强烈愤怒的方式分别有两个不同的源头：被冤枉时表达愤怒的自由，以及更普遍的有愤怒的资格。

作家梅根·博勒是多伦多大学的一名教授，她也发现：愤怒有两种不同层面：道德层面和防御层面，它取决于愤怒被激发的环境。当一个男孩认为他在一件不公正的事件中是受害者时，愤怒的情绪就会从愤慨和正义中升腾而起。但当一个男孩感受到威胁时，他愤怒的反应则更多地是出于恐惧。我曾经遇到了这样一个男青年，他和他父亲间的关系非常冷淡，在一次争论中，因为过度紧张，他的身体开始抑制不住地颤抖。不难看出，父亲对他自控能力的倾轧是何等强大，以至于激起了他如此强烈的情绪。博勒写道：“看起来，防御性愤怒的两个关键基础性特征是：因为变化而恐惧，因为失去而恐惧。在大多数恐惧的案例中，人们更容易以愤怒作为回应，而不是去感受一个人的脆弱。”

社会学家迈克尔·基梅尔在他2017年出版的《愤怒的男人：纪元末的美国男子气概》（Angry White Men：American Masculinity at the End of a Era）一书中写道，男性的权利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历史现象。由于性别和种族愈加平等，有些男性在觉察到机会减少时，展现出“权利受到侵害”的情绪。这些男人们非但拒绝承认恐惧和失败，反而表现出正义和愤慨的模样。曾属于“他们的”东西被夺走了。在我的儿子所在的足球队中，从那些被裁掉或转为替补队员的男孩身上，我也发现了类似的反应。不仅不从自身找原因，有时他们——乃至有时他们的父母——反而常常抱怨，之所以落得这步田地，是因为教练剥夺了“他们的”比赛时间。

男孩表达愤怒的方式常常取决于对风险的估计。“我会不会是在自找麻烦？”“我敢不敢承担愤怒的后果？”学校不良行为中巨大的性别差异，凸显了男孩表达愤怒的自由度究竟能有多大。对男性学生来说，挑衅和故意作对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愤怒又不肯合作的外在表现形式。专家发现，在家庭中，男孩受到更严厉的管教也是出于类似的原因。

我实习中曾遇到过一个男孩劳伦斯，他的故事就展示了愤怒和行为不端往往相伴而生。他是一个几乎无时无刻都感觉饥肠辘辘的中学生。从冰箱里拿出三明治、打包午餐这些事都是他自己负责。有一天早上，忘了带饭的他径直来到自助餐厅，发现自己的午餐盒空空如也。他身无分文，而且近几周一直向朋友们讨钱花，早就耗尽了大家的慷慨。他把一腔怒火全部撒在了妈妈身上，头脑一热就把冲动转化为了行动，不管三七二十一，他穿过自助餐厅的长队，给自己拿了一堆想吃的食物，又猛地冲出队伍，从收银台前冲了出去。直到他因为偷窃被捕并被停课，他才得以与母亲交谈。在接受惩罚后，劳伦斯意识到，挫败感是如何强有力地影响了他的判断力。

男孩的愤怒和随之而来的不端行为时常令人困惑。尽管从未有研究支持过这一观点，但历经数代，人们都认为荷尔蒙冲动是令男孩和女孩的情感和行为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男孩表达愤怒的感觉是因为他们有能力表达，还因为表达其他感觉更为困难一些。很多男孩在发觉自己无法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时，比如无法逃离一个环境，或无法情绪崩溃，就会吵架。

一天早晨，我正在家事法庭工作，法警传唤我前往地下室。就在我们搭乘电梯下楼的时候，他对我说：我需要和“我的”儿子谈一谈。电梯门一打开，这层楼中间唯一一个单间里正坐着我的来访者奈尔斯。他脸色阴沉，还鼻青脸肿。在我们的每周例会上出现的那个敏感、可爱、充满艺术天分的男孩，摇身一变，成了一个顽固、愤怒的男人，他甚至几乎没有认出我来。原来，奈尔斯在去参加每周一次的例行会面时和一群来自敌对帮派的男孩打了一架。虽然奈尔斯先发制人，但最后还是被撂倒在会客大厅。扭打中，他掏出了之前塞在裤子里的双截棍。

我很费解，为什么奈尔斯会在一个即将决定他命运的司法系统面前选择暴力？我明白，他对其他男孩的反应与其说是失去理智，不如说是出自本能。他只是做了他觉得必须做的事情。不计后果、负隅顽抗、怒火攻心都不过是为了掩盖表达恐惧和羞愧的复杂心情。实际上，他的反应表达的是他很愤怒。

儿童心理学家丹·金德伦和迈克尔·汤普森共同定义过“残忍文化”（culture of cruelty）一词：每个男性都必将拥有足够的经历，以锻炼自己勇敢地面对霸凌，捍卫自己去抵制公开的羞辱。男孩子们表露在外的感情往往与他们的内在感受相悖。对很多男孩来说，焦虑和不确定、羞耻感和羞辱感始终在内心世界盘桓。在公共场合，情感规则要求男孩不畏恐惧，永不退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