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暗处，朝他丢了石头
一个正常人，
何以从旁观者变身施暴者？
白蚁是个少年，他真的很喜欢女生的内衣裤，不只拿来闻，还拿来穿。
别误会，他并不想变成女人；相反地，穿上内衣之后，好像就有一种女人直接住进身体，摇醒他性欲的感觉。白蚁平常不太擅长与人沟通，也没交过女友，因此不可能光明正大地买套女性内衣回家，于是他选择用偷的，不仅方便，而且内衣一旦沾染了人的气息，有了肌肤之亲，那套内衣就会活过来。
对于一个异装癖（Transvestic Disorder）来说，有什么比“会呼吸的内衣”更值得收藏？
某个清晨，白蚁又顺手偷了一套红色内衣，但他并不知道，那会是他最后一次偷内衣。
几天后，他收到一张光盘，来源不明，是直接塞进信箱里的。光盘里有几段用手机拍摄的影片，他第一次成为影片的主角，却是以不太光彩的脚本登上舞台。白蚁拿出光盘后马上关了灯，躲在书桌旁，他不知道这是一种警告还是戏谑，于是他把那两箱整理得井然有序的窃来的内衣塞进了垃圾袋，隔天一如往常地去上班。
接下来的日子，白蚁过得非常不安。
他在工作的书店里扫视着每一位客人，很希望自己的隐形眼镜具有某种辨识系统。
他回到作案现场，循着拍摄角度寻找幕后人，但一无所获。他只好在社交网站留言，暗讽那位正义魔人，而那段留言也彻底发挥作用，隔天，他又收到第二张光盘，于是白蚁崩溃了。
他直接把光盘挂在胸口，当成一面照妖镜，不断在作案现场徘徊，希望能靠它筛选出凶手。很可惜，这样做只能筛选出认为他是神经病的人。多亏老天眷顾，后来被他找到两名手持相片、形迹可疑的嫌犯，他二话不说便动手将那些相片悉数撕毁。只可惜他撕毁的是两个无辜文青的摄影竞赛资格，因而遭到一顿痛殴与辱骂。然而相较于被打，他更想向这个世界辩白：“我不是个变态！”
于是，他不断对空吼出这句话。
但周围早就没人了。
白蚁回到家，想起小时候在妈妈的房门口目睹的一切。那时妈妈正与她的男友**，对于孩子的窥视浑然不觉。白蚁的震撼不是来自感官的冲击，而是瞬间确认了亲情的叛离。原来在爸爸过世后，除了自己，妈妈心里还有别人。自此，他在真实世界里丧失了所有权，只有女性内衣能让他夺回一些想象。然而这样就是变态吗？他想起自己虽然恋母，但并没有害过任何人，想起大家都在假装正常，想起无论再怎么掩饰，自己终究被当成怪物──于是他拿起剪刀，一刀一刀，把自己的头发剪成了“鬼剃头”。
他不想被了解，但也不想被误解。只是他还年轻，不明白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人们对于不了解的人，往往都是以误解收场。
白蚁觉得身上很多东西都在流失，干涸的身体让他变得很敏感。第二天上班时，他对每一件事都看不顺眼，就像他最在意的书序仿佛被谁弄乱了。在结束与客人的争执后，白蚁被老板赶回家，心神不宁的他，过斑马线时没注意交通信号灯，突然间就被撞死了。
在一旁看傻的你，仿佛是整起车祸的目击者，但你很清楚，自己其实才是肇事者。
那天清晨，你蹲在前男友家门口，不想接受被分手的事实，百无聊赖之际，发现露台底下有个变态正在偷内衣，于是顺手拍了下来。
你无心念书，生活索然，写着无关痛痒的报告，念着没有未来的专业，情感的空窗，让你只能隔墙偷听室友**的声音。直到有一天，你再度在路上遇见那个男人，于是你跟踪他，一路跟到书店，从胸前名牌得知他的名字，再跟踪他回家，最后在社交网站查出他其实是你学长。
乏善可陈的人生，自此露出一线曙光，出现一片明朗。
你不想把光盘交给警方，只想给这个道貌岸然的“变态”一点教训，因此决定跟他玩个小游戏。或许是为了正义，更多时候是想填补情感的空虚。你不想花力气去确认这个人的背景，你只需要确认这样的行为是一种罪，这样的动机，让你忘了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伤痛，都有自己的理由。
你看着那具尸体，根本没想过这样做会害死谁，你只是要为这个世界出一口气。
即便你根本不认识他。
没错，认识一个人太花力气，更何况对方还是个变态，给他定罪就轻松多了，正如前面提到的，这正是电影《白蚁：欲望谜网》(15)告诉我们的事。
而所谓的定罪，大抵上就是用激烈的语言去重复宣示他的罪行，一句一句堆栈，透过正义的包装与号召，演变成一种不落痕迹的暴力、问心无愧的霸凌。
一个正常人，何以从旁观者变身为施暴者？答案在1971年的加州。那里有所大学叫斯坦福大学，里头有个长得很像演员李罗的心理学教授，叫作津巴多（Philip Zimbardo），这个家伙进行了一次举世闻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闻名之处在于它既混乱又失败，但最后却成功地产出了五个字 ：“路西法效应”（The Lucifer Effect）。
实验是这样搞的：老津想知道一个正常的好人，有没有可能因为“体制”或“权威”的压迫，让他丧失判断力，投入邪恶的施暴行列。于是他把斯坦福中心广场的一部分改造成监狱，招募了24个心智正常的大学生，每个人看起来都是相信世界和平的嬉皮士。接着把这群人随机拆成两组，一组当狱警，一组当囚犯，每天都只要蹲在假牢房就能轻松地领到15美元，然后大家一起开欢乐派对度过接下来的两周。
怎么可能。
囚犯组在第一天就被剥夺了一切，包括他们身上原本的衣服、一切能对外通讯的方式，以及他们的名字。他们发现老津是动真格的，自己的存在只是一组号码。狱警组成了匿名的矫正官，他们被赋予的任务很简单：“尽量像个真正的狱警。”而这个指令，吹响了这场混战的号角。
第一天，两组人马还能练肖话。第二天，狱警们开始觉得自己不太受到尊重，于是试着加强对囚犯组的规范。接下来几天，他们开始对囚犯的各种生活细节挑刺，在不伤害对方身体的原则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惩处。因为在狱警眼中，人名一旦转换成号码，对方的感受就变得不太重要了，更何况，他们还是获得授权的。
想当然耳，囚犯组也不是吃素的，他们很清楚自己进来的目的，就是轻松地赚 15 美元，而不是进来没事被罚几百下俯卧撑或徒手刷马桶。于是一部分人起身反抗。但他们愈是如此，愈让狱警们投入到这场实验中，因为狱警充分感觉到：“这真的是囚犯会有的反应。”
自此，两组人马开始往极端的方向靠拢，一方享受施虐，一方习得无助(16)（Learned Helplessness），在真实与模拟失去界线的同时，善恶开始变得分明。
但就在囚犯组陷入绝望之际，老津突然终止了实验，因为他被女友疯狂暴捶后幡然醒悟，然后出了一本叫《路西法效应》的书，探讨好人如何在一夕之间变成坏人，善恶之间的界线如何经由体制的压力被抹杀。
由此可见，建立一场霸凌，只需要三个条件：
第一，“体制”的许可。一旦获得制度授权，我们就能心安理得，因为一切都是奉命行事，执行者只是经办人，经办人只是通道。
第二，偏见。只要设定好所谓的“敌人形象”，建立制式的模板，就不用花时间去了解他的背景，箭靶不需要任何背景。
第三，从众。经由群体的背书，保障了整个过程的正当性。
于是，当某条令人发指的实时新闻跳进手机页面时，出自心中的善，让我们感到愤怒，当媒体帮大家设定好敌人的形象后，愤怒找到了出路。它让我们不问因果，不做判断，直接用文字或语言制裁对方。
人类自从发明了键盘，“猎巫”(17)就变得简单。在狩猎的过程中，我们并不觉得自己正在被风向带着走，我们没有试着推敲始末，厘清敌人的形象，因为这样做实在太煞风景，太故作清高，不如把自己埋进群体，放下定见，顺风走势又获得一波集体**。
荒谬的是，当热潮退散，我们才会发现自己连敌人的来历都不太清楚，就像影片中被撞死的白蚁。
我们领着舆论的许可，踩在道德的制高点进行轰炸，整场定罪行动就像一组被默认的流程，对象是谁根本不重要，重点是大家宣泄了生活的苦。
仔细回想，我们跟斯坦福监狱里的狱警根本毫无二致，仰仗体制，以善之名，执行问心无愧的霸凌；只不过身处网络时代，多了一张匿名的保护伞，让人得以隐身在暗处，然后朝有“罪”的人丢石头。
只是，到头来，我们究竟实现了什么？
如果没有具体的答案，我们是否该考虑，什么样的决定，才能让眼前的局面不再恶化？我们可以跟大家一起为情绪找个出口，也可以选择不妄下评论，增加对幽微人性的理解。热血不代表蛮横，冷静也不代表矫情，但不管决定为何，我们都必须为接下来的举动负责，也逃避不了可能造成的波及。
我始终相信，当我们面对计算机屏幕，准备在页面上留下文字之际，一定还有其他选项等着我们。
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18)曾说过一句话：
现代社会的悲剧，是一场善与善的战争，无论哪一方获胜，结局都让人心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