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漂泊的青春

当下的年轻人能清楚地意识到，他们需要在人生的某个时间点完成从青春期到成年的过渡。这种意识本该成为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产生热切期望的源泉，但对其中大多数人而言，带来的却是隐约不祥的预感 ，或是更糟糕的、让人耗费精力的焦虑，并进而让个人的发展止步不前……

在当下时代，一个年轻人的生活前景是如此的充满不确定性。仅仅在几十年前，几乎所有的年轻人在青春期快结束时，都会知道他们将在何处生活、将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以及自己会跟谁结婚。而如今，大多数年轻人直到已步入成年，对于这些问题仍没有清晰的答案。经济全球化带来了更多的机会，也带来了更多的压力，很多年轻人要离开家乡，到远方去寻找发展的机会。甚至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也会花数年时间去从事一些临时性工作，而不是投身到一个稳定的职业领域。事实上，“永久性职业”这一概念已经为人们所质疑，因为很多职业正在演变成一连串相对“短期”且“不是紧密相关”的工作。至于说组建个人家庭，世界各地的年轻人结婚的年龄都在延后，或是完全拒绝婚姻。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选择不婚的年轻人的数量还会持续增多，或者他们要等到快过了生育年龄再走入婚姻。

面对如此的变化，当今的一些年轻人很乐于接受，并且会拥抱其中所蕴藏的新机会。这样的年轻人已为未来构建了清晰的愿景，他们有着很强的自我驱动，充满活力，积极乐观，并且为实现个人抱负制订了切实的计划。对自己充满自信，他们享受着探索世界的过程，以及对个人潜能极限的不断挑战。不再需要任何的保护和激励，他们会跨越遇到的任何阻碍。总之，他们找到了一种很强的目标感，而这一感觉不断激励着他们，并指引着他们前行的方向。

然而，他们很多同龄人的内心却仍在经历着痛苦挣扎。在步入成年，面对一些重要的选择时，他们感到自己在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方面好像处于一种“漂泊状态”或者被“卡壳”了。现在，相当多的年轻人在接纳成年生活角色，如“父亲或母亲”“职员”“丈夫或妻子”“公民”时，都会迟疑不决。

从美国到日本再到欧洲，年轻人“延迟承诺”的现象在工业文明世界都普遍存在。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有报道称，意大利大多数30岁的年轻人还跟父母生活在一起，他们既不结婚，也没有全职的工作。在美国，一项针对18～24岁的年轻人的研究通过调研发现：“对他们大多数人而言，婚姻、家庭和孩子不是想要追求的‘成就’，而是要去规避的‘风险’。”1

英国首先在政府层面注意到“未就业的青壮年”日益增长的现象，在5年前的一份国家报告2中，首先提出了“年轻啃老族”的概念（“既不‘在读’，也没有‘就业’，又没有‘参加就业辅导’”）。日本政府报道称，有近百万年轻人成了“啃老族”，并对此发出明确的警告，而这是在一个以“稳固的世代工作伦理”而著称的社会。在这两份报告中，都没有提到“经济放缓”问题。欧洲、亚洲，美国以及其他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都在保持快速增长，给年轻人提供了充足的就业机会。但是很多年轻人仍犹豫不决，或许是因为面对生活的不确定性而感到气馁，或许是因为他们畏惧作选择带来的所谓“风险”，又或许是提供的这些工作机会和发展前景在他们看来是毫无意义的，无法激发他们的兴趣。年轻人的种种“迟疑”背后隐藏的原因，令很多父母和教育工作者百思不得其解，甚至开始为这些还没有找到什么方向和决心可以让生活变得更好的年轻人感到担忧。

很多父母还表达了他们的担心：他们的子女可能变成“回巢一族”，在本该展翅高飞的年纪，却又回到了家庭的巢窠，父母们一开始还能以幽默的方式谈论这件事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幽默就变得越来越少。我把它称为“如何才能让我那乖女儿从地下室搬出去”问题。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会对子女“花比一般人更多的时间自谋生路”感到困扰。这个问题存在积极的一面：它暗示了一种亲密关系，而这种亲密关系在过去几十年中都是被很多家庭忽视的。现在，已成年的孩子还是感觉待在家里比较舒适。他们也确实喜欢待在父母身边，与上一代人相比，他们更能开放地与自己的父母沟通。

这个问题因媒体的报道而为更多人关注。在2007年5月的《财富》（Fortune）杂志上，纳迪拉·希拉(Nadira Hira)用轻松愉悦的笔调写了一篇关于“婴儿潮一代的孩子们”的报道，她认为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她以客观的笔调赞扬与她同时代的年轻人拥有的过人天赋、活力和创造力，并以例证说明，“我和同龄人遇到的所有问题和质疑，将引领我们去探寻一些重要的答案”。同时，随着困惑和自我探索期的延长，也就延迟了向“永久性工作”和“建立个人家庭”的过渡，这种“延迟”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希拉援引了一份对2000～2006年间美国大学生的调查，该调查表明，每3个学生中有2个在毕业后搬回了父母家，其中一半以上的人在家里待的时间超过一年以上。她引用了一个28岁的年轻人（他写过关于这一主题的书）的描述：“如果不喜欢一份工作，我们就辞职，最糟糕的情形不过是又重新搬回家里，这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我们的妈妈最喜欢做的，莫过于给我们做可口的肉饼。”另一个24岁的女生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我认为父母也希望感觉到自己被他人需要，我是很独立的孩子，在我请求帮助时，他们会非常开心。”

父母对孩子的爱是世界上最无私的奉献，幸运的是，事实上大多数父母都乐于做所有事情以尽可能帮助子女成长。同样，大多数子女也可以充分信任地期望父母满足自己的需求，这也是一件好事。但是我并不确信，绝大多数父母都希望把自己最好的年华用在满足孩子的基本需求上，也不相信这样做对子女来说是真正最有益的。真正能给他们带来益处的，是帮助他们找到一条人生道路，让他们能为自己的家庭，甚至为这个世界作出贡献。

最根本的问题，不是父母应该在子女生活中发挥什么作用，而是子女应该如何实现自我价值。在青春期阶段，进行一些反思和尝试是有益的。青春期是发展的过渡阶段，就像是个体走向拥有成熟的自我认同之路上的一个中转站。这一生命阶段据说是以进入青春期为起点，以对成年人的社会角色（如上文所提到的父亲或母亲、丈夫或妻子、职员及公民）作出郑重承诺为终点。在向成年过渡的关键时期，年轻人花些时间来审视自己、思考未来，寻找到最符合个人志向和兴趣的机会，这是明智的。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可能都有必要在青春期经历更长时间的自我探索和反思，以便建立充分的自我认同和寻找积极的人生方向。这就是著名心理学家爱利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曾描述的建设性的“延缓偿付期”(1)。的确，在某些人的生活中，为了更好地完成“身份认同”，他可能会经历长达数年的选择延缓期。

然而，当今很多年轻人的延迟，呈现出了一系列让人担忧的特征，最主要的问题是很多的年轻人似乎并没有在积极寻求解答。他们的延迟，可以说更多的是优柔寡断，而不是积极反思；更多的是方向迷茫，而不是追逐明确目标；更多的是矛盾心理，而不是内心坚定。缺乏方向感，无论是从个体发展还是社会角度来看，都不是建设性的“延缓偿付期”。缺乏方向感，机会会转瞬即逝，并可能由此造成自我怀疑和偏执。不良的习惯开始逐渐生根，而好的习惯却无法建立。当然，这并不是说存在一个关键期，只有在这一时期才能获得使人生丰满的方向感。我所强调的是，在本应做好准备的阶段过度延迟会带来严重的风险，年轻人可能把“寻找积极方向”“在这一方向上坚持”“培养实现方向性目标所需要的各种技能”等任务都统统抛到脑后。

当下的年轻人能清楚地意识到，他们需要在人生的某个时间点完成从青春期到成年的过渡。这种意识本该成为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产生热切期望的源泉，但对其中大多数人而言，带来的却是隐约不祥的预感，或是更糟糕的、让人耗费精力的焦虑，并进而让个人的发展止步不前。延缓接纳成年人的社会角色，事实上也是在缓解焦虑和抑郁。但如果年轻人不去承担任何职业、家庭及其他重要的社会责任，他就无法获得走上正轨的支点。这种责任的脱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让人越来越难以忍受。它会一直持续下去，并极大地耗费人的心力。

我并不是想要暗示现在大多数的年轻人都已深陷困境，或者面临着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事实上，从大多数指标来看，现在年轻人的幸福感要比10年前或15年前的更高一些，至少不低于之前的水平。在美国，现在青少年出现早孕的可能性比10年前要低一些；暴力和犯罪倾向有所下降；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不易受到毒品的**；出现主要饮食障碍的情况有所减少（肥胖症除外，与成年人的情形相似，肥胖症在青少年中仍呈上升趋势）。大多数学生在学校待的时间更长了，并且出勤率也有所提高。学生们更加努力，学习更多的东西，至少从最新的测验成绩上来看是如此。很多年轻人的日程表上排满了各种活动，从体育运动，到艺术活动，再到徒步和露营俱乐部。尽管近10年来多次登上美国媒体头条的“青少年问题”仍未得到很好解决，但它们已不再呈现恶化趋势，并且在很多地区逐步获得了改善。的确，就像我在一开始所说的，今天的很多年轻人正在茁壮成长。

但是一些年轻人只是表面看上去过得很好，其中很多人似乎被“卡壳”了，他们漫无目的，不知道生活中到底该做些什么。他们可能没惹麻烦，并且也完成了我们交代给他们的事情，但实际上他们处于一种漂泊状态，没有明确的方向感。他们看上去走在人生的正轨上，但距离脱离或者冲出这一轨道只差一步之遥。还好，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意识到生活中似乎缺少了什么，尽管很多时候这种意识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比如对于焦虑（“压力太大了!”）、玩世不恭（“这关我什么事!”）或冷漠（“无所谓，随便怎么样吧!”）的表达。年轻人身边却鲜有人知道困扰他们的是什么，除非出现极端的情况，无法茁壮成长的危机将“缺乏目标感”这一无可回避的原因暴露出来。

年轻人身上常常缺乏的——并不是说普遍如此，只是在当今极少数年轻人身上较为明显——是对一件事情全身心地投入，或是可以衍生出一系列目标的兴趣，以及可以赋予生活意义和方向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