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天安门（1984～1989）

1984年10月1日，伴随着隆隆的鼓乐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庆典在北京举行。50年代，每年5月1日和10月1日，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习惯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从东到西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游行队伍。沿用这一惯例，邓小平和他的亲密同事们，这天也在天安门检阅了游行群众。游行共进行了三个小时。游行队伍前面是各个不同兵种组成的男女方阵，最后是载有弹道导弹的卡车，中间是工人、农民、学生和知识分子代表组成的队伍。队伍有大有小，人们大多都围绕在造型生动的彩车周围，徐徐地经过广场。由200多人组成的军乐队奏响了国歌，紧接着是各种革命进行曲。广场上，一个由青年人组成的方阵里反复展示各种图案，由图案构造显示出当时的一些口号。游行结束时，成千上万只气球腾空而起。整个游行进程十分规范，有条不紊，远远超过50年代的情景。那天的北京，天空晴朗。整个队伍的秩序、色彩，与摄人心魄的声音相汇合的场面，深深地打动了国外观光者们的心，给人以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正在蒸蒸日上的印象。

像毛泽东当年一样，邓小平在游行开始前也发表简短的演说。随后，他打破惯例，站在敞篷车上，检阅即将游行的部队。他身穿军装，向所检阅的每一支部队敬礼。部队中不断响起“首长好”的声音。刚过完80岁生日才六个星期的邓小平，站在缓行的设有扶手的汽车上约15分钟。他的精力和气魄，与后来发生在这里的许多事一样，令观光者终身难忘。

在讲话中，邓小平充满了信心，或者说是必胜的信心。关于中国的情况，他讲道：

35年前，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这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他宣告：我们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35年来，我国不但完全结束了旧时代的黑暗历史，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也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彻底纠正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陆续实行了一系列适合新情况的重大政策，全国的面貌更是焕然一新。在全国实现安定团结、民主法制的基础上，我们把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我国的经济获得了空前的蓬勃发展，其他工作也都得到了公认的成就。今天，全国人民无不感到兴奋和自豪。

对于国家未来的前途，他也同样充满信心。他说：

党的十二大提出，到2000年，我国的工农业年总产值，要比1980年翻两番。最近几年的情况，表明这个宏伟目标是能够达到的。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要对妨碍我们前进的现行经济体制，进行有系统的改革。同时，要对全国现有的企业，进行有计划的技术改造。要大大加强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大大加强各级教育工作，以及全体职工和干部的教育工作。全党和全社会都要真正尊重知识，真正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这样，我们就一定会逐步实现现代化。

并且邓小平很骄傲地提到和英国就香港问题所达成的协议，他同时宣称“我们主张对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实行和平统一”，他认为这是大势所趋，“祖国迟早总是要和平统一的”。不过，他还提醒：“现在国际局势严重恶化”，并号召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务必时刻保持警惕，不断提高自己的军事政治素质，努力掌握应付现代战争的知识和能力”。他还说，和平统一的政策是众所周知和不会改变的，“并且正在深入全体炎黄子孙的心坎”。这最后一句，充分表现出了邓小平对国家和民族的感情，这比以前在任何场合中所讲的还要突出。

邓小平这种自信的心理是有道理的。1984年，粮食大面积地获得丰收，总产量超过4亿吨，创历史的最高纪录。国内工业产值，超过1978年以来的任何一年。零售价格在缓慢上升，但速度比70年代要小一些。社会上无明显的政治麻烦，也没有任何不满情绪。尽管邓小平也提出严峻的国际形势，但人们也并不担心中国会受到苏联或其他国家的袭击。两年来，众多的海外评论和文章都指出，在世界人口中占有很大比例的中国，已经是充满希望的国家。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发表和中英协议的签订，深受海内外的普遍赞扬。邓小平重申，中国主张用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国际争端，中国说话是算数的。这也是为了排除居住在香港领土上500多万居民对未来的疑虑而必须做的。

邓小平本人似乎也更受到广大人民的爱戴。在游行过程中，当一队大学生经过天安门时，他们突然打开了一条自制的标语，上面写着“小平您好”四个大字。大学生们以这种朴素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他们的感情和对邓小平的认可。这种事在毛泽东时代从来没有过。许多人通过这件事会想到，如果学生们都满意的话，那么，从社会总体来看，不可能会存在不满情绪。

国庆35周年庆典盛况，对中国和中国领导人来讲，都是一个顶点。在这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社会上便出现了明显的不安迹象。一些老干部开始对经济改革所造成的一些后果，对作家、艺术家和出版社失去控制表示不满。学生示威运动再度出现。高级领导人贪污腐化的一系列丑闻被公之于世。新的经济改革措施导致了国民经济出现过热的现象。

对改革成果持否定态度的人批评说，不应该在农村废除国家统购制度，由于统购制度的废除，使许多农户从粮食生产转向经济作物的生产。他们坚决反对缩小计划经济的范围，并大胆地断言，社会主义需要把计划经济放在第一位。另外一些人对在自由的知识界中所表现出来的、对社会主义的方式及其价值持否定态度的现象表示不安。然而，对于众多的批评，邓小平没有作直接的答复。他在讲话中明确地表示，改革绝不能停止，更不能改变方向。并说，他坚信党有能力解决在改革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所有问题。他说：“当然，在改革过程中，难免带来某些消极的东西。只要我们正视这些东西，采取针对性的坚决步骤，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在党的代表会议召开的同一个月，学生在北京举行示威抗议。他们的人数很少，而且，活动范围局限在大学校园内。但这些示威活动的出现显示出，自从“**”结束以来，大致平静无声的学生们，现在再度出现不安的情绪。这也显示出，学生们再度对政治感到兴趣。

学生们在抗议活动中抱怨他们所处的环境和前途，说他们被迫在拥挤、不舒适的环境中生活与工作，而且，他们很多人在毕业后将被分派从事一些待遇低且无法发挥他们才能的工作。他们也抱怨外国尤其是日本的经济侵略，和一些高级领导人和他们的家人所享受的特权，以及高干们的贪污腐化。

腐败行为确实相当普遍与严重。1985年上半年，官方曾发表一篇社论，表示对这一弊病的担忧。此文或许受到一些领导人的支持。社论详细地披露了几个重大的典型案件。这些典型案件大多发生在海南一带。海南属于广东的一个海岛，在那里，许多官员都参与了一种倒卖外国进口产品的活动。他们将国家计划内的进口产品转卖给内地官员，然后由内地官员再转卖给用户，从中牟取暴利。他们利用官方的外汇配给，获取大量的外汇收入。所涉及的货币总量以及产品的数目十分巨大。1984年1月和1985年5月之间进口汽车的总数为9万辆，摩托车12万辆，电视机近300万台，立体收音机25万台，总价值约6亿美元。最后，这些进口物品的绝大多数都流入了内地。

在党的上层机构中发现了这类丑闻，引起对建立“经济特区”构想的抨击，逼得最积极推动此构想的邓小平不得不出面宣称，中国大陆最大的经济特区—位于香港边界的深圳经济特区，只是实验性的。然而，最令老百姓不满的是，政府对涉及这类案件的领导人的惩罚并不那么严厉，最多只不过是降级而已。

到了1985年年底，城市居民最关心的，已经不是贪污，而是通货膨胀。他们时刻谈论着这个问题，甚至超过了腐败问题。出现通货膨胀是由于1984年农产品收购制度的重大调整，使1985年城市商品零售价格迅速上涨。官方最终公布的零售价格的通货膨胀率为9%。但是实际的商品价格，包括肉类和蔬菜的上涨比率比官方公布的高得多。如何抑制通货膨胀当时已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有些国内外学者建议，宜采用固定价格制来扭转和节制国内经济运行。

1986年的政治麻烦就更多了。胡耀邦及其党内领导层中的支持者发起了加速经济改革和全面开放的运动，引起了党内和社会上一些人的不满。要了解是什么原因促使胡耀邦加速经济改革，以及在党内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争论是不容易的。因为加速改革以胡耀邦的失势而告终，他在这一年来的讲话也未被编入官方的文献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事情逐渐清楚了。在一段时间内，胡耀邦主张在政治生活中增加一定程度的自由主义。对于这一点，在邓小平所提拔的人选中，从来没有一个人持有这种特殊的见解。

1986年年初起，中央就开始讨论起草一份对思想与文化领域的决议，胡耀邦这个三人小组就力争要使这一决议在语调上呈现出自由主义的味道。然而，9月份通过的文件却是一个放开和限制条文都有的混合物。它使读者不明白，究竟要放开多大的程度，是否可以宣传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在各种学术讨论会、座谈会和报刊杂志上，他们一再辩称，西方经济理念可以被引用来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而且很有帮助；在一个控制思想的国家里，光是引进西方科技是没有用的；现在应该是明确划分艺术与宣传界线，并允许艺术自由发展的时候了。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两位作家刘宾雁和王若望（他们曾经揭露了“**”的受害者所遭受的心灵创伤）这时主张，文学和艺术对真实生活的描绘与从苏联引进的所谓“社会现实主义原则”无关。

在政治上，最大胆的行为出自方励之。他是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家，安徽省合肥市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他开始给大学生们灌输人权思想。他的讲话被制作成录音带，在各大学轮回播放。他认为，人生来就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享受民主的权利。政治权是人民赋予政府的，而不是相反。这是具有爆炸性的思想。

邓小平对这类言论采取了两种反应。一方面，他反复强调1985年以来所实行的路线，反复强调对中国政治统一和社会安定的最大威胁来自“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其次才是“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9月，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谈到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问题时，他尖锐地批评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他说：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为什么？第一，现在在群众中，在年轻人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还有在那里敲边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议论，台湾的议论，都是反对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搞现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去。所以，我多次解释，我们

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

另一方面邓小平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发表了谈话，他集中谈了政治体制改革，而很少涉及民主与法律问题。1986年6月，在一次正式的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中，他谈到党和政府的关系这个老问题。他说，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由党直接管不合适。法律范围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党要善于领导，不能干预太多，应该从中央开始。这样提不会削弱党的领导。干预太多，搞不好倒会削弱党的领导。11月，他设计出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11月初，他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政治体制改革要向着三个目标进行：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这里说的活力，主要是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在经过整个夏秋之间的思考之后，他强调，改革的目的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而不是削弱党的领导。9月，他在与一些党的领导干部谈话时，明确表示不考虑西方的模式。他说：“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

邓小平关于自由化与改革的这些看法，并未被广为宣传。这一点使人十分不解。其后果是，至少有一部分人会产生这样的印象：不管党中央对思想和文化的决议怎么说，在政策的贯彻执行中，是要放松党对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控制。不少人认为或希望，党已不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了。1983年～1984年冬，反“精神污染”的迅速搁浅说明，那些老革命宣传家已是一股失去效能的政治力量。

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大学生们再一次活动起来。先是合肥方励之的那个大学爆发了示威游行，很快，上海、北京和其他地方的20所大学纷纷响应。他们大多数的要求与他们自身的利益有关，但也有很多的要求与政治有关。他们表示强烈不满的是，他们用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的学生代表，在进入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时，受到上级的歧视，并遭拒绝。很快，许多学生开始用大字报的方式（现在是不合法的），表达他们的不满情绪，并在大字报和小字报中揭露官方对国民所采用的民主选举活动的敌意，认为这一做法是有违真正民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