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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的，在刚开始时，邓小平颇为赞许这项运动。因为它承袭“天安门事件”，推动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而邓小平认为“天安门事件”是革命事件，而非反革命事件，这一事件使他成为英雄，使他的政敌成了反派角色。邓小平坚信党应随时了解群众的要求，这是一条正确的原则。但是，随着这一运动的不断深入，他开始察觉到了危险。继续容忍这一运动，可能在政治上对他造成伤害。他政治上主要依靠的是一批在“**”中受到迫害的人，如陈云、彭真。而这些人一直对党领导之外的政治运动持怀疑态度。另外，这一运动可能会破坏一些社会秩序，而邓小平以为，稳定的社会秩序乃是实现现代化的基础。

邓小平并未急着采取行动。事实上，在他拟定现代化的整套政治理论之前，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在完成了他这套理论之后，他发表了一篇演说，这篇演说跟他在1956年向八大所作的报告同样重要，都可视作是他个人的政治声明。这篇演说补充了他在12月工作会议上所发表的演说，并且提出一些指导方针，而这些指导方针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方针。这些方针集中体现了邓小平思想的精华，因而非常值得我们进行探讨。

邓小平是3月底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这篇谈话的。他首先回顾了逮捕“四人帮”以后的形势，认为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形势基本上是好的，接着谈到了所面临的困难。由于有这些困难，因此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是很艰巨的。邓小平说，他想说的是思想政治方面的问题。接着，他直截了当地谈了自己的想法：

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接着说，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我们要同怀疑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不论它是“极左”（例如林彪和“四人帮”）的还是右的：

现在有一些人散布所谓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言论。一定要彻底驳倒这种言论。首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绝大多数人决不允许历史倒退。其次，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现在还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事实。但是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从根本上说，是解放以前的历史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

邓小平还解释了为什么在社会主义阶段还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已经作了大量的宣传，说明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时期内不可能完全消

灭。同他们的斗争不同于过去历史上的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他们不可能形成一个公开的完整的阶级），但仍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对于这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仍然必须实行专政。不对他们专政，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这种专政是国内斗争，有些同时也是国际斗争，两者实际上是不可分的。因此，在阶级斗争存在的条件下，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设想国家专政职能的消亡，不可能设想常备军、公安机关、法庭、监狱等等的消亡。

关于党的领导，邓小平强调没有党的领导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

离开了中国共产党，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党的领导当然不会没有错误，而党如何才能密切联系群众，实施正确的和有效的领导，也还是一个必须认真考虑和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是这决不能成为要求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的理由。我们的党经历过多次错误，但是我们每一次都依靠党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今天的党中央坚持发扬党的民主和人民民主，并且坚决纠正过去所犯的

错误。在这样的情况下，竟然要求削弱甚至取消党的领导，更是广大群众所不能容许的。这事实上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

在谈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那一段，邓小平划分了毛泽东本人与他的思想，毛泽东本人的思想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差异：

难道不是毛泽东思想才使约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并在1949年获得全国解放，在1956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吗？这一系列伟大的胜利不但根本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的形势。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如果谁在对待这样严肃的问题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那么，他就会受到党和群众的责难。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

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

邓小平这篇讲话后不久，中国当局取消了西单民主墙。

中共官方1991年8月的党史指出，邓小平在1978年12月的中央会全上成为党的领导“核心”。但在1979年春天，对邓小平本人和他在政治局内的支持者来说，却绝对不是这种情况。

据一位内幕人士说，在3月间一次气氛相当不好的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就受到批评。当他在会上号召审慎处理民主运动时，他发现，只有少数政治局委员支持他。而且，还有人借着不久前人民解放军在进攻越南时损失惨重一事，猛烈地攻击他。他当时之所以很快而明确地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可能是因为他觉察到华国锋和他的支持者可能会借民主运动打击他。这不是说，他在那篇讲话中所表达的不是心里话，而是说他发表这篇讲话的时机与讲话的核心内容受到了当时党内斗争的影响。

无论这一说法是否准确，总之1979年秋天，华国锋和“凡是”派陷入了守势，其最主要的原因是华国锋提出的十年发展规划在当时已被证明是空想。十年发展规划规定，十年内石油产量要增加4倍，钢产量增加2倍。然而，当时许多计划中的新油田并没有勘探出来，而要实现钢产量增加2倍，就必须进口大量炼钢设备，而当时的中国是负担不起这种进口的。由于增大投资规模，特别是对重工业的投资，导致了通货膨胀，增加了农村的压力，农村要向城市提供更多的粮食。当时担任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陈云主持召开了为期三周的工作会议，决定放弃这一计划，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历史因此再度重演。“大跃进”失败后，实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华国锋的“洋跃进”失败后，接着出现的也是几乎完全相同的补救策略，而且前后两次担任挽救任务的都是陈云。

邓小平把这项工作会议的大部分工作都交给其他人处理，他自己则全心全力处理“四个现代化”的问题，而且他也跟陈云一样坚决认为，华国锋的十年发展计划一定会造成反效果。但他当时最主要的工作是利用政策，而不是制定政策。在当年9月和1980年3月的中委会会议上，他施加压力，终于达到他所希望获得的结果。在这两次会议结束时，华国锋在政治局内的四个主要支持者—包括汪东兴和吴德—已经淡出政治局，胡耀邦出任总书记。

在1980年当中，邓小平把他的全部精力和心思全都花在处理政府方面的问题上面。他的策略是提出建议，要求党的高龄领导人（包括他自己在内）辞去他们的职位，而由较年轻的人接任。华国锋对这项提议可能多少有所抗拒。但即使如此，也很快被否决了。决定政府高层人事任命的是政治局，而华国锋这时在政治局内已经被孤立。8月间，他被迫辞去总理一职，丢掉了他在1976年争取得来的三项职位中的第一项。

在名义上，华国锋继续担任中委会和军委会主席，直到1981年6月为止。但这只是名义上的。1980年11月和12月，在连续举行的九次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在原则、政策和公共行为方面频频遭到攻击，造成他最后精神崩溃，而主动要求解除他在党内的职务。没有人提出异议，并且由政治局作成决定，由胡耀邦和邓小平实质代理华国锋的职务，直到中委会接受华的辞职为止。但不知为了什么原因，中委会竟然一直等到七个月后才再度开会。也唯有到了这时候，绝大部分的中国人（以及全世界）方才知道，毛泽东的指定继承人早已经下台。但华国锋的政治生涯还有一段小终曲—他继续担任党的副主席，一直到1982年9月卸任。但在这之后，他的命运跟37年前的王明及博古一样，只保留了中委会委员的头衔而已。他从大众面前失去了踪影，报纸上再也看不到他的姓名。

邓小平为什么会对华国锋采取这种态度？邓小平算不算是背叛了华国锋？对这段时期的中国大陆历史作过深入研究的哈里·哈丁博士就是如此认为。或者，邓小平这样对待华国锋是应该的？

从表面上看，不赞成邓小平这样做的人认为，邓小平在1976年10月和1977年4月写给华国锋的信中都曾表示要全力支持华国锋。同时也在第二封信中承认他在1975年犯了错误，这表示他无意在华国锋领导下推动以前受到毛泽东批评的他的那些政策。而赞成邓小平的人则认为，在华国锋同意邓小平复出之前，他就已经明确表示，他无法、也不愿意接受“两个凡是”。

在政治上，表面上看到的并不能代表所有的一切。

哈丁还说，邓小平是个有使命感的人。他下定决心，要拯救党和国家，消除那些曾给党和国家带来巨大伤害的思想。当华国锋还是一个党的县级领导干部时，他就已经是党的总书记了。邓小平的同辈和同事大多数认为，他是党和国家需要的领导人。还有，令人不忍苛责的是，他的做法和自从彭德怀于1957年(3)被斗倒以来所流行于党内的权力斗争手法比起来，是相当温和的。例如，他并没有鼓励报纸攻击华国锋本人，而华国锋却在1976年容许报纸攻击邓小平。同时，邓小平在获得胜利后，也不曾坚决要求华国锋作出当年毛泽东强迫彭德怀、刘少奇和他所作的那种屈辱性的自我批判。

从《邓小平文选》处理他在1976年10月和1977年4月写给华国锋的两封信的方式来看，第一封信只是被提到而已，并未选录信的内容，第二封信也只选用了部分内容。由此可以看出，对这件事是有所隐瞒的。

在纠正过去的历史错误方面，1980年和1981年有几件主要的事情：为刘少奇平反，审判“四人帮”，全面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给“**”定性。

在党内外，刘少奇一直都不是一位特别受爱戴的领导人。虽然，抗日战争时期他曾担任新四军政委，但在60年代，很多党员认为他不够资格接替毛泽东任军委主席，有些人甚至怀疑他能否胜任党的主席。人们对他在“**”中的遭遇只是表示遗憾，而不像对待其他受害者那样感到痛心。同为其他人平反相比，诸如同彭德怀、彭真的冤案相比，他的案子很敏感。为二彭平反不用去否定“**”，也不必直接去谴责毛发动“**”的做法。但是，刘少奇的地位很高，他是被当成“叛徒、内奸、工贼”开除出党的，因而为他平反就没那么容易了。

邓小平想为刘少奇平反是因为他想彻底否定“**”。他准备面对全面评价毛泽东的功与过所造成的后果，而且他也一定认识到，不为刘少奇平反，自己的复出与平反就不彻底。直到1980年2月底，他才促使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撤销了对刘少奇的一切指控。华国锋当然反对撤销对刘少奇的决议，而且，似乎还有几位党的高级军事领导人，可能包括叶剑英在内也同样反对。同年5月为刘少奇举行了追悼会，被关押了10多年的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又重新出现在公共场合。她是一位有知识、有魅力的女性，她的出现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那将是一个丰富多彩、不再充满恐惧的时代。

对“四人帮”、陈伯达以及林彪的支持者的审判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实践上的一个创举。斯大林曾把他的政敌送上法庭，东欧的一些共产党领导人也曾经这样做过。但毛泽东从来没有打算让法庭来审判“反党”、“反革命”分子。这或许是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党的地位远远高于国家；或许是因为他觉得很难像对待谋杀、抢劫犯那样，为反革命分子定罪。邓小平没有这么多的顾虑。事实上，他要明确区分毛泽东所说的“犯错误”和“四人帮”、林彪所犯的“罪行”之间的差别。

对“四人帮”的审判是1980年11月底到1981年1月底在公安部以前的办公地举行的。事先就已经给10名罪犯定了罪，只是将最后的审判程序公开了。被告中只有江青试图为自己辩护，张春桥一言不发，其他八名罪犯或俯首认罪，或把过错推给同伙。江青主要说的是她只是按照毛的指示办事（她说“我是毛主席的狗”），现在审判她的法官当中有许多人和她一样，也参与了对刘少奇的批斗，而且在“文革”期间，法律已失去了作用。她的表现引起法庭内外的阵阵**，许多观看电视的人不得不承认她有点精神。然而，各种文件和口头证词表明，“四人帮”的活动折磨死了成千上万的人。江青本人对于了解她过去历史的人，都毫不留情地进行了迫害。

江青和张春桥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两年后改判为无期徒刑）。其他罪犯也都被判了很长的徒刑。陈伯达和林彪的一些支持者在80年代被释放，不过此后就不曾在公共场合露过面。

邓小平对所有这一切是否都感到满意，不无疑问。江青不接受她的“罪行”和毛泽东的“错误”应该分开来的说法，而且法官对她的质疑也没有提出合理的回答。她同时也让人觉得，这次审判似乎是夺权成功者利用司法来审判失败者，有点公报私仇的味道。邓小平在后来的谈话和演说中，很少提及这次审判之事。但他对这次审判的过程和后果，一定留下很深的印象，所以，当赵紫阳在1989年被撤去总书记一职时，他就主张，不可以把赵紫阳送交审判。

历史决议完成得比较顺利，这个决议是由胡乔木主持的一个小组负责起草的，决议经过了多次修改，最后才让邓小平对它完全感到满意。邓小平和胡乔木等人至少讨论了九次，主要是讨论毛泽东作为革命领导人的功与过应如何评价的问题。决议的最后定稿文字清晰易懂，用词极为谨慎。

决议的开头首先回顾了1921年至1979年中国革命的历史，中间部分论述了毛泽东的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特征：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决议》对“**”的评价非常明确：“1966 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它没有否认毛泽东个人对“**”应负的责任，指出“这场‘**’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对于“**”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决议》还分析了毛泽东犯错误的主要原因，以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决议》把毛泽东塑造成一个悲剧人物，认为他是自己所犯错误的受害者，周恩来也是：

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

但这项决议也凸显出很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为什么党的其他领导人未能阻止毛泽东发动“**”。而且它也完全未提到“大跃进”失败后发生的大饥荒。但是它至少取得了同1945年党的历史决议一样的成功。它结束了党内对过去一些问题的争论，正确解释了一些问题，为党今后的正常生活提供了依据。它没有令什么人感到不对劲的地方，在现有的中共领导人当中，也没有什么人想要对它进行修改。

(1)此处有误，应为儿子。——译注

(2)1978年12月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而1977年7月召开的是中共十届三中全会。——译注

(3)应为1959年，此处作者有误。——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