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收拾善后（1976～1981）

逮捕“四人帮”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宣布，政治局已选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从而更巩固了他的总理职位。但是，逮捕“四人帮”的消息并没有向外界透露，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三位策划者希望这一行动能够继续保密，以便解除地方上“四人帮”余党的武装。“四人帮”在被逮捕前，已将重型武器分发给了上海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民兵武装，王洪文还在中南海设立了特别指挥中心，命令各地的民兵随时准备采取武装行动。

三人在收回上海的控制权方面，并未遭遇太大的困难。曾有人给上海的“四人帮”余党发了一个秘密电话（“妈妈住院了”），暗示“四人帮”的行动计划破产了。但是，他们还是被华国锋等人巧妙地调回了北京，并一一被逮捕。在全国其他一些地方，民兵和正规部队之间的冲突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不太清楚这些冲突有多少是支持“四人帮”的民兵发动的，又有多少是那些试图保住自己势力范围的省级领导人发动的。这些动乱蔓延的范围很广，特别是在长江以南地区。直到1977年底1978年初，中央政府才真正控制了距北京不足一百公里的天津。但是，效忠“四人帮”的正规部队并没有控制首都或其他一些大的地方政权。

10月21日，也就是事件发生的第15天，官方正式公布了逮捕“四人帮”的消息。这消息使成千上万的人欢乐无比，激动地涌上全国各个城市的街头。连续几天，首都主要街道上挤满了游行的队伍。工厂和机关的工作人员几乎全部停止了工作。同春天的那次游行不同，这次的游行是多姿多彩、热热闹闹的，人们有组织地举着标语、敲锣打鼓地走上街头。夜晚，鞭炮声此起彼伏，使得一位西方记者产生了误解，报道说“四人帮”的支持者已经被枪决了。大批被关押在“牛棚”中的人重新获得了自由。在上海，停泊在港口的轮船长鸣汽笛，庆贺胜利。那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也纷纷告别了农村，动身返家。

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立刻回到北京。虽然有很多人建议他留在比较安全的南方，并且躲了起来。他在广东的两位保护者，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广东省长韦国清都是政治局委员，因此，邓小平从他们口中知道了9月政治局会议上所发生的争执。他对叶剑英的计划究竟知道多少，从来没有人知道，他自己和其他人都未透露。但他一定知道叶剑英已经下定决心采取行动，而且他也知道，如果他想让叶剑英的计划成功，他所能帮的最大忙就是自己不被“四人帮”查到行踪及被他们逮捕。

据说，逮捕“四人帮”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一结束，叶剑英就立即打电话给邓小平，因此，他很快就知道了这一消息。10月10日他写信给华国锋，表示“衷心”拥护政治局作出的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并把逮捕“四人帮”说成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胜利。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10月底，邓小平与华国锋见了一面。他们是在去探望邓小平从前的战友刘伯承时在医院遇见的。邓小平告诉华国锋，他，一个“走资派”，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感到非常高兴，并且表示完全支持华国锋。华国锋请邓小平谈谈他的看法，邓小平说，在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时，虽然不应忽视重工业的发展，但是应当优先考虑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他还说在改善“人民的生活”的过程中，“专制”一点也是必要的。这就是海外很多人都觉察到的邓小平自身的一个矛盾。他急于在经济领域进行大胆的改革，但在政治上却持保守的态度。邓小平并没有把政治上的自由化视为经济自由化的先决条件，而是把政治上的自由化看成是对社会、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的严重威胁。

在这次谈话中，刘伯承说，他死后希望由邓小平主持他的追悼大会（刘伯承这时已经82岁，而且双目失明）。邓小平说，这可能有点问题，因为他是犯过错误的人。这时，公务缠身的华国锋要告辞了。临行前他说邓小平一点也没有减少活力。邓小平的回答非常巧妙或者可以说是话中有话，他说，他的精力归政治局使用。

事实上，邓小平已下决心为实现全面政治平反而奋斗。他有许多支持者，其中最重要的是陈云和王震。陈云在“文革”中“靠边站”了，但没有遭受迫害；王震是位老将军，在1972年曾以个人名义代他向毛泽东求过情。然而，对于为邓小平平反，华国锋有很大的顾虑。且莫说为邓小平平反对他本人的权威是一种威胁，至少还要改变官方对“天安门事件”的定论。而如果不对毛泽东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批评，也就无法改变这一定论。华国锋的全部权力是毛泽东给的，批评毛泽东就等于批评他自己。

1977年3月，华国锋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部署该年的工作任务。仅具普通党员身份的邓小平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是，他的许多支持者参加了会议，会上，他们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华国锋却坚持认为“四人帮”是“极右”的代表（毛泽东也曾用同样术语为林彪定罪）；“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定的，批是必要的；“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的。他坚持汪东兴向他建议的有关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他唯一让步的是承认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没有任何关系，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悼念周总理是合乎情理的，认为“在适当的时候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是必要的。

不过，这已经足以让他们两人之间展开谈判。并不清楚是谁主动的，也不清楚他们两人是否曾经见过面。但已知的第一步行动却是邓小平采取的。4月10日，也就是工作会议结束后的第三个星期，他再度写信给华国锋。他在信中说，他支持华国锋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还提到了前一年10月10日写给华国锋的另一封信，表示完全支持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所担任的领导职务。他提议，在全党范围内传阅他的这两封信。邓小平的这一建议显然被接受了。接着，5月底，“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同志”前去拜访了邓小平。可以肯定其中一位是汪东兴，他当时是中央办公厅主任。邓小平对他们说，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不行。因为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他平反（因为撤掉他的职务是毛下的命令），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几天以后，“中央两位领导同志”又去拜访了邓小平，邓又重申了上述思想。

对华国锋来说，这是坏消息。然而，他还是认为，他不能跟邓小平一样固执。在7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邓小平恢复了1976年4月以前的所有党、政、军职务。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对恢复他的职务进行表决之前，邓小平发表了谈话。谈话中，他拒绝接受“两个凡是”，而主张要对毛泽东的思想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以改善党风。在场听他发言的人都听得出来，他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向华国锋提出了挑战。

邓小平此时已经将近73岁，跟毛泽东发动“**”时是同样的年纪。但他看起来并没有比他50岁的时候老太多，而且身体比与他同年龄的人健康许多。他唯一比较严重的毛病是听力差。他很早以前就开始配戴助听器。借助助听器，他可以听得很清楚，甚至在大型会议上也可以掌握会议的进度。他的声音坚强有力，但有些尖利。他可以发表长篇大论的讲话，而不会显露出疲倦。他走路的步伐很快，他在18年前摔断的腿已经完全复原。

邓小平的妻子和继母虽然经历三年的流亡生活，她们的健康情况并未受到太大的伤害。事实上，卓琳回到北京后，身体反而比她当初离开北京时更健康。他的继母夏伯根身体也很硬朗，她是一位船工的女儿，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照顾邓小平及其一家人身上，并且还可以干些体力活。本书在1992年完稿时，她仍健在，是年她89岁。

邓小平的孩子当中，只有邓朴方在“**”中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这一伤害是非常令人痛心的。1972年，他获准住进北京一家设备很好的医院时，几乎已经完全瘫痪。1976年他出院后，被安排在一家电视机厂工作。1977年春，他搬回家住时，邓小平把房子作了一番整修，使他可以坐在轮椅上，自由地往来所有的房间，并可搭乘一部电梯上下楼。1980年，邓小平秘密送他去加拿大治疗，在那里他至少做了两次手术，终于可以再度坐直身体，移动手臂和脖颈，但还是无法行走。80年代以后，为了照顾中国千百万的残疾人，邓朴方建立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自任会长，从此，成为一名受公众关注的人物。

邓小平的大女儿邓林已经结婚，是位画家（她本想当一名音乐家，但在60年代初，她生了一场病，所以没法再上音乐学院附中了）。他的二女儿邓楠也结婚了，她是1971年在陕西插队时遇到她先生的。邓小平的三女儿邓榕（毛毛）是医学院学生，一直住在家中。在邓小平的三个女儿当中，邓榕最像父亲。她活泼好动、精力充沛、大胆敢言。跟邓朴方一样，她也是中共党员。邓林不是党员，她在江西陪伴父母的时间最久。后来，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长文，详细叙述在江西那段日子的生活。

邓质方，邓小平的小儿子，也是最小的孩子，14岁时曾经当过红卫兵，跟邓楠一样，在1967年他的父母被软禁时，被下放到陕西。1973年，他成为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所以，他一定目睹了1975年学生集会反对他父亲的情形。但他本人似乎并未受到迫害。1980年，他被派往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大学研究所学习（他的指导教师和同学当中，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80年代初，他带着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1)回了国，但并没有入党。

“**”给邓小平家族带来了很大的伤害。他的二弟邓蜀平在土改中被没收了在四川的土地，之后入了党。1967年3月他被武汉的红卫兵折磨了好几个星期，最后自杀了。红卫兵批斗折磨他是因为他与中国“第二号走资派”有密切的关系。卓琳的哥哥，50年代他从父亲手中继承来的产业被没收了，随后被强迫劳动了8年，“**”中又被逮捕入狱。

邓小平复职后，有机会重新观察中国的政治。由于重新接触官方的信息，因而比流放前能更准确地把握当时党、军队和政府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当时的社会和经济状况。

当时的社会秩序混乱。犯罪与消极怠工的现象非常普遍，铁路沿线车匪路霸横行。由于大批的知青返城，城市的失业率很高。在农村，很多党的干部变成当地恶霸。20世纪50年代给许多外国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那种勤奋工作的热情已经消失，代之以腐败堕落和悲观失望。

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说，“四人帮”对四个现代化的破坏，已使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80年代中国公布的统计数字表明，“**”对经济造成了很大破坏，但是尚未完全崩溃。1967年到1968年是红卫兵和造反派最为活跃的年代，但就是在这几年，也没有出现“大跃进”以后那种大萧条的局面。1969年的工业产量依然比1962年高，只有钢、水泥和化肥持续减产。1975年，很多产品的产量，包括水泥和化肥，增长了近两倍。“**”时期对工业的投资比例相当高，尤其是重工业，这也是“**”时期工业发展的一个特征。实际上，中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1957年）完全照搬苏联模式。这或许是毛泽东发动一场清除党和国家最主要的危险—修正主义运动的最大悖论。在毛泽东看来，苏联是修正主义的头子。

在农业方面，产量增长得很快。同工业一样，1968年也是农业产量最低的一年，主要是因为缺少化肥。1968年以后，粮食产量持续稳定地增长，1975年粮食总产量达到2亿8千5百万吨，比1966年增加了7百万吨。问题是同一时期的人口增长速度也很快。“**”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农村大量的新生儿出生。20年以后的今天，人们依然可以感受到这一后果所带来的严重影响。

党、军队和政府的情况都相当糟糕。当时大约有党员3500万人，这当中至少有一半的人是在1966年后入党的。许多人都很年轻，还有许多人是造反派。他们不喜欢受到纪律的约束，也忍受不了由“革命”转到“生产”后所面临的单调生活。军队中派系林立，“肿、散、骄、奢、惰”（邓批评军队的用语）。1977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谴责了这些现象，并且呼吁把那些在“**”中搞“打、砸、抢”的“坏分子”从重要的领导岗位上清除下来，领导班子要抓紧整顿。在此前几个月。他更严肃地指出，军队“遇到敌人进攻还能不能打仗？”“我们的军队人数虽然多，但是素质比较差”。邓小平拿人民解放军过去的光荣历史与当时令人失望的状况相比，自然有他的道理，但是“**”期间，军队被当成了政治工具，林彪对军队中的所有老干部都残酷镇压，使得军队士气低落，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政府部门的情况也不好。政府高级部门冗员充斥，许多部委被一些利益集团所把持。许多干部只关心自身的利益，官僚作风严重。这正是20年前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所严厉谴责的现象。

从1977年夏天到1978年底，邓小平直接负责教育、科技、军事和外交工作。

邓小平是自己要求负责教育和科技事务的。他对这些方面早就有兴趣。1961年，他主持起草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在起草报告的过程中邓小平体会到，提高普通教育水平，是促进科技进步的条件，而科技进步是经济迅速发展的条件。“四人帮”认为，在教育方面，不必重视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养。对此，邓小平深恶痛绝。同邓小平一样，“四人帮”也曾经探讨教育与科技、科技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们认为，现代化会破坏他们所提倡的教育，因而是危险的。邓小平对“四人帮”的这种看法深恶痛绝。

因此，邓小平呼吁恢复和改善各级学校，以培养各种专门人才。他严厉驳斥了“四人帮”的谬论，他说：

四人帮”胡说“知识越多越反动”，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把既无知识又反动的交白卷的小丑捧为“红专”典型，把孜孜不倦、刻苦钻研、为祖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作出贡献的好同志诬蔑为“白专”典型。这种是非关系、敌我关系的颠倒，一度在人们的思想上造成很大的混乱。

在军队中，邓小平以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的身份着手整顿他所谴责的不良现象，努力恢复军队的士气和军队的专业化训练。在这方面，他的任务是相当艰巨的。作为一名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军事英雄，邓小平在军队中享有很高的声望。但他周围有几个人在1976年4月是赞同贬黜邓小平的。其中最著名的是政治局里的三位军人身份的委员汪东兴、陈锡联和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暂且不谈政治立场，他们也会以为，邓小平指责军队纪律松弛、宗派林立、专业技术水平低，是在批评他们本人。邓因此不敢肯定他们是否会与他合作，支持他对军队进行整顿，清除部队中的林彪、“四人帮”余党。很难判断他们在最初阶段与邓小平合作的情况。

但可以确定的是，人民解放军在1979年春天与越南为期两周的战斗中，表现极差，证明邓小平批评解放军“素质比较差”是正确的。

在对外事务方面，邓小平的表现也很活跃。在对外政策方面，中国也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1976年，中国没有什么对外政策，有的只是狭隘的排外心理。1976年秋天，毛泽东去世后，苏联主动提出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但遭到了断然拒绝。中国因此陷入了林彪欣赏的对外格局，即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采取同样的敌对态度。这种态度除了可能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军事危机之外，也与邓小平要通过大规模引进国外的设备和技术促进经济迅速发展的雄心不相符。

1975年底邓小平下台后，中美之间的谈判就停止了。现在邓小平要重新打开中美之间的大门，与美国进行谈判。由于历史的原因，邓小平不能在台湾问题上有任何妥协退让的表示，也不能停止谴责美国不去抵抗苏联。基辛格说，毛泽东和周恩来是不会允许美国人“既享用茅台又享用伏特加的”。因此，邓小平在台湾问题和地缘政治平衡问题上都持强硬态度。当时的时机对中国很有利。华盛顿方面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可以牵制苏联，而不致于刺激苏联。苏联此时正在东南亚和非洲实行扩张主义。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邓小平有很大贡献。他促成了美国总统卡特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的中国之行。同国务卿万斯相比，布热津斯基更支持美国同中国亲近。1978年5月他访问了中国，中国的新闻界没有批评他，而一年前万斯访问中国时，则受到了激烈的批评。

1978年12月，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但中美建交时，美国政府却附带发表了一份声明，声称美国保留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权力。但中国方面更看重的是行动，而不是空谈。美国此时已拒绝向台湾出售战斗机。中国的态度越来越明确，首次减少了驻扎在台湾海峡对面的兵力，这是30年来的第一次；中共还公开呼吁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能够采取理智的办法解决统一问题。

这是一项重大的外交胜利。同时开启了中美更亲密的关系，进一步改善了中日关系（此时日本批准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其中包括一项条款，两国承诺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并给驱逐很多华人出境的越南以教训。

上述这一切只不过是邓小平的计划中很小的一部分。他还有更大的计划，那就是要让全党摆脱“**”在思想、政策方面所造成的影响，以经济发展代替阶级斗争，把发展经济作为全党的最高目标，并进行大胆的经济改革。事实表明，毛泽东和“四人帮”的估计是对的，邓小平就是要消除“**”的影响，同时证明他本人1956年所说的阶级对立已经不存在了是正确的。邓小平1956年9月16日说，“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处在消灭的过程中”。同样的，邓小平也慢慢表现出来，他并不接受华国锋是毛泽东或周恩来的继承人这一事实。

一开始，邓小平很谨慎。1977年7月他复职后几个星期，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2)会上他只强调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实事求是”，而避免去提“**”，他没有明确攻击“两个凡是”，并说华是“英明的领袖”。除了在与一些人私下小范围会谈，他也没有批评华在1978年2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制定的十年规划。在那一年的春夏两季，他继续强调“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并且说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准则”。1978年9月他才第一次在同领导层以外的人谈话时批评“两个凡是”。那时，国家的政治气氛已有了很大的转变。

邓小平当然应该对这种积极的改变负责。因为大家也都知道，他积极盼望政治上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不知道他在这一过程中到底主动做了什么，但可以肯定，他一定向他的知己谈及过这种新的开始，也一定向他的亲密战友叶剑英和李先念抱怨过“两个凡是”。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他也许更为积极主动地批评了华国锋及其支持者。即使如此，大多数工作还是他的支持者们做的，包括胡乔木和胡耀邦。1978年3月，胡乔木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并立即着手撰写一篇文章，批评50年代以来的经济政策。胡耀邦从1976年起就同邓小平密切合作，现在则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跟“四人帮”一样，两胡也大量利用新闻媒体。5月初，胡耀邦安排专门面向知识分子阅读的《光明日报》刊出一篇长文，题目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民日报》随即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强调理论应该接受实践的检验，而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华国锋、汪东兴很快就察觉出这些文章对他们的思想地位，也就是他们作为领导人的合法地位构成了威胁。但是，他们无法阻止这些文章的广泛传播，也无法阻止在党和军队的会议上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1978年夏末，这场理论争论转变成为一场政治运动。很多大字报和传单纷纷呼吁要进行各种各样的思想和政治改革，包括要求罢免吴德北京市市长的职务。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吴德是反对邓小平的，而且他应该为镇压1976年4月的示威运动负责。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提议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为中央委员会作准备。

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时，邓小平在国外。他或许是故意缺席的。但无论如何，缺席对他很有好处。如果他出席会议，就要听取对政治局其他成员的强烈批评，和对中央领导集体的指责，因为他也是这一集体中的一员。他避开了这一切，等到会议需要一位领导人作出结论时，他才出现。

邓小平在12月13日会议最后一天所发表的讲话中，充分表现出他不推诿、不搪塞的作风。他首先对这次会议所进行的生动活泼的讨论表示满意，认为这是恢复了党的“民主传统”。对于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的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邓小平提出了四点意见。它们分别是：所有党员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要克服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在经济决策过程中要进一步提倡民主；正确处理在“文革”中犯错误的同志；向前看，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和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联系思想解放，邓小平再次提到了实事求是，提到（虽只是顺便提到）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会议结束前，北京市委宣布了一项重要决定：为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平反。其他的重要决定，则由紧接着召开的中央委员会正式通过。其中最重要的是否定了“两个凡是”的观点，把四个现代化列为“全党工作的重点”，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在邓小平的官方传记中，把第二和第三项决定总结为“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这是很公正的说法，因为它结束了毛泽东1957年以来所制订的基本的政治路线。

华国锋依然保留了他以前所担任的职务。但他最有力的支持者汪东兴却被免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并由胡耀邦担任重新恢复的总书记一职。陈云再次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增选邓小平最坚强的三位支持者邓颖超、胡耀邦和王震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在1975年和1976年指责邓小平的决议也被撤销了。随即开始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为彭德怀、陶铸恢复了名誉；当时还健在的彭真和薄一波也得到平反，并复出任职。

同1966年8月“**”开始时所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的情形一样，这次工作会议也是在民众发起运动的背景下召开的。所不同的是，发起这场运动的是年轻的工人和机关工作人员，而不是大中学生。他们的活动是自发的。他们要求政治改革，用共产党的词汇来说，是右而不是左。同红卫兵一样，他们也反对党的权威。但是他们提出这一要求是希望个人能获得更多的社会和政治自由，以及实现政治多元化，而不是像红卫兵一样喜欢斗争、闹事。

这一运动始于11月中旬，最初是在沿西单一条街一段围墙边举行露天集会。不久，这段墙就被称之为民主墙，从头到尾贴满了大字报，这是当时国家所允许的一种表达意见的方式。这些大字报批评毛、“四人帮”和“一小撮”不愿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高层干部，同时颂扬周恩来和邓小平。后来，人们得知华国锋及其盟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受到批评的消息，加之军队和警察没有对民主墙的活动进行干预，大字报的作者们越来越大胆了，聚集在民主墙前的人也越来越多。到了11月底，大字报上有关民主与人权问题的讨论成了一大特色，一些大胆的人开始散发传单和报纸。三个月以后，这项运动变得更为激进，有些人甚至到政府机构的门前静坐绝食。抗议运动还向其他许多大城市蔓延，而且对邓小平的态度越来越不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