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毛泽东留给我们民族最可宝贵的遗产是以他名字命名的科学思想体系。今天，人们愈来愈深切地认识到，要当之无愧地继承这笔极其丰富的精神财富，首先必须对它作出全面正确的理解；而获得全面正确理解的重要渠道则是把这一思想体系同毛泽东一生波澜壮阔的革命实践以及这一实践依据的中国特殊历史条件有机地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只有这样才可能深刻领会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内涵和精神实质，从而真正掌握他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正因为如此，对毛泽东生平的研究日益成为毛泽东思想研究领域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研究毛泽东的生平是一项非常重要而又难度很大的工作。无论从什么角度看，毛泽东都是20世纪最杰出的历史人物。作为革命家，他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农业大国中成功地领导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大大加快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作为思想家，他以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和追求真善美的理论创新勇气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一种符合中国历史要求的思想体系，为落后民族走向社会主义前途开拓了一条崭新的思路；作为军事家，他依据对人民革命战争特殊规律的深刻认识，制定了高超的战略战术原则，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创造了以弱胜强、以小胜大的战争奇迹；作为诗人，他留下了一篇篇气势恢弘、才华横溢的千古绝唱；同时，他又是一位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像常人一样具有自己独特的性格、气质和情感，体验着人生的喜怒哀乐。这一切，构成了毛泽东的历史人格。此其一。毛泽东以其毕生奋斗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和世界的政治格局，在中国现代史半个多世纪风云变幻的进程中，他始终处于时代潮流的中心，中国革命的轨迹同他的个人经历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烙上了他作为领袖人物的不可磨灭的个人印迹。可以说，不懂得毛泽东，就不会真正理解中国现代革命史，反之亦然，要真正理解毛泽东，也必须对中国半个多世纪血与火的艰难历程有一个透彻的理解。此其二。毛泽东的一生全部奉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发展事业，他的功绩无与伦比，但是他在晚年也出现过一些严重失误，尤其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某些重大问题上，他的真知灼见和错误言行交织在一起，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状况。此其三。至少是由于以上三点，完整地、准确地、生动地再现毛泽东这位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并对其功过是非作出令人信服的评说，无疑是一项相当艰巨浩繁的工程。
研究毛泽东的生平，对中外史学界都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重要课题。多年来，国外学者出版了许多研究毛泽东生平的传记性著作，我们这里作为《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第六辑介绍给读者的这部由迪克·威尔逊撰写的《毛泽东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在这个领域中的研究状况。
迪克·威尔逊先生是国外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知名学者。他早年就读于英国牛津大学，后在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性刊物《中国季刊》担任主编，现在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从事有关研究工作。威尔逊先生在研究当代中国历史和人物方面有一定造诣，除这部毛泽东传记著作外，他的主要著述还有《周恩来传》《长征，1935年》《亚洲的觉醒》《人类的四分之一》等。他曾数次访华，同我国学者进行学术交流。
我们在本书编辑过程中感到，威尔逊先生是以学者态度从事这项研究的。毛泽东一生留下了大量著述和讲话稿，这是研究他的思想和活动的基础资料。此外，还有许多有关历史文献和回忆录对于了解毛泽东的个人生活，革命实践及其历史背景也是非常重要的。详尽准确地占有这些文献史料是对毛泽东生平进行科学研究的前提条件。但由于种种原因，这无论对于国内学者还是国外学者都是一项有相当难度的工作。可以看出，威尔逊先生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充分利用了他所能收集到的各种材料，这是本书具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的原因所在。
尽可能全面地掌握有关文献史料是研究毛泽东生平的必要前提，但仅此还远远不够。毛泽东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参与历史活动的，在存在不同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的当今世界上，人们从各自的立场和角度出发，对他的言论和行动无疑会作出不同甚至相反的分析和评价。毛泽东晚年出现的严重失误，往往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威尔逊先生不是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毛泽东的。但是，作为一位学者，他比较能够尊重事实，尊重历史，力求从他的角度对毛泽东作出比较客观的描述和评价。
威尔逊先生在本书的结构安排上采取了以毛泽东的政治生涯为主线，兼顾他在其他领域中活动，同时穿插其个人生活的写法。这种有主有次、有详有略的全方位考察，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再现毛泽东极富特色的个人风貌，使本书具有可读性。
当然，毋庸讳言，像国外许多这类著作一样，本书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由于在收集和理解文献史料方面存在的众所周知的困难，作者不得不大量利用第二手材料，甚至某些道听途说的东西，但又没能进行严谨的考证或鉴别，便据此作出某些推测性的叙述，这就难免出现一些不准确或失实之处。
另外，作者采用的某些研究方法在我们看来也不够妥当。
其一是所谓心理分析法。威尔逊先生很注重分析毛泽东的性格结构，并试图用他早年形成的个性特征作为解释他的政治倾向和历史活动的重要因素。这在西方传记作者中是带有相当普遍性的现象。毛泽东作为一位现实的历史人物无疑具有与他人不同的个人特征，这种特征在他作出反应或选择时肯定也会以某种方式发挥作用，因而确应加以研究，但是，毛泽东作为革命者所走过的道路毕竟是以他对中国革命特殊规律的理性认识为依据的，他的动机和方式只有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以及生动的革命实践中才能找到其最深刻的根源。应当说，历史塑造了毛泽东这个人物及其性格，而不是相反。否则，过分强调他早年经历所形成的性格，往往会使毛泽东的革命生涯蒙上一层命定论的神秘色彩。其二是权力斗争的观察视角。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漫长过程中，党内斗争无疑是毛泽东政治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通过这种斗争，毛泽东带领全党克服了革命队伍内部存在的种种错误倾向，保证了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当然在晚期，特别是在“**”中，他在这种斗争中也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但是，无论在正确地进行这种斗争还是在出现失误时，在毛泽东看来，这种斗争的实质都是事关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成败的原则之争。国外学者一般都对研究这种斗争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他们往往过多地从个人的角度、从权力斗争的角度去观察和认识问题，这就难免混淆事情的本来面目，无法正确地分析这种斗争的真实意义和功过是非。应当说，在威尔逊先生的这本书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种倾向。
在本书中译本的翻译、校订和编辑过程中，我们对其中有些疏漏和讹误之处做了必要的订正和注释，但未对所有细节一一加以核对，请读者注意。对于作者叙述中过于冗长的、游离于主题之外的或属于道听途说的文字，我们作了必要的删节。作者在英文原版中对所引文献史料没有一一注明出处，只开列了每章的参考书目，现在中译本的注释是译校者参阅作者的书目查对现有中文资料后注出的。本书原中文译本为《历史巨人—毛泽东》，此次重印改为现书名。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理论研究组《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负责组织本书的翻译、校订和编审。参加这一辑编审工作的是石仲泉、张宁。杨凤城和张爱茹参加了本书的统稿和校订工作。张宁和张爱茹负责本书的编辑工作。参加翻译工作的有：杨凤城（第17、22、23、24、25、26、27、28章和结论）、范琦勇和刘红卫（序、第1、2、3、4、5、6、11、12、13章）、刘一皋（第7、8、9、10章）、毋稷祥（第14、15、16章）、温乐群（第18、19、20、21章），刘晓、刘晶、王树荫、陈先奎参加翻译了第一、三编的部分内容。
由于水平所限、本书的翻译、校审和编辑工作难免有疏漏之处，敬请读者予以指正。
《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
(1) 此段话未查到中文资料。—编注
(2) 此处引文与中译本文字略有出入。—编注
(3) 从作者的介绍看，这个孩子是毛岸青。—译注
(4) 指俞平伯。—译注
(5) 指蓝翎、李希凡。—译注
(6) 应该是1954年夏天。—译注
(7) 老鼠、麻雀、苍蝇、蚊子。由于捕杀麻雀，虫灾日益严重。麻雀被移出害虫范畴后，臭虫填补了它的空位。
(8) 德文，意为“壮实的小痞子”，马克思曾在其著作中用这个词组代表人民。—编注
(9) 指陈玉英。—译注
(10) 《红楼梦》中的一个典型短语。——译注
(11) 指北伐战争。—译注
(12) 华任省委书记是庐山会议后。—译注
(13) 此段话未查到中文原文。—编注
(14) 指孙冶方。—译者
(15) 这段话并不是《海瑞罢官》剧本里的，而是吴晗《海瑞骂皇帝》一文中的话。此文最初以刘勉之的笔名发表于1959年6月《人民日报》上，后收入中华书局1963年版的《海瑞的故事》一书。—译注
(16) 疑有误，似应为北京。—编注
(17) 李达。—译注
(18) 以上两段话未查到中文原件。——编注
(19) 黄作珍时任北京卫戍区政委，陪同接见“四大学生代表”。——编注
(20) 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译注
(21) 《问题与研究》，台北，1977年9月，第101页。—译注
(22) 马尔罗曾担任法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职务。—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