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论

毛泽东尽管有五卷“选集”和一副学者的外貌，然而从本质上讲，他是个重于行动的人。他对社会变革的结果比对隐藏其后的理论更有兴趣。有位易动感情的学者曾经对他说，共产主义很可爱。毛泽东答道：“不，同志。共产主义并不可爱；共产主义是我们消灭敌人的铁锤。”

最初推动毛投身于民众生活之中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他在晚年评论说：“社会把我们这些人推上政治舞台。以前谁想到搞马克思主义？听都没有听说过。听过还看过的是孔夫子、拿破仑、华盛顿、彼得大帝、明治维新、意大利三杰，就是资本主义那一套……”始终催毛奋进的是对一个必须推翻的不合时代潮流的社会结构所束缚着的人的尊严和平等的关心。

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是位粗莽的哲学家。他对理性建树颇有兴趣，但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彻底的伟大思想家。他对共产主义理论的贡献就是用普通民众和教授都能理解的方式进行表达，同时使之地方化，以便中国人民能和欧洲人民懂得一样多。

的确，毛具有长远意义的成就之一，是把共产主义从其欧洲无产阶级的发源地中解放出来，并将它的基本原理应用到其他大陆、其他国家和其他复杂的社会现实中来。毛泽东力图用适用于人类社会所有发展阶段和可以为各种类型的革命变革提供依据的普遍性范畴来重新表达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他把农民放在提前为工业无产阶级的精英们准备好了的马克思主义地图上。他告诉马尔罗(22) ：“你知道在我们之前，人民当中没有人向妇女和青年发表演说。自然也没有人对农民演说。这是第一次，他们每个人都卷入了生活。”在这方面，毛是代表整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第三世界来讲话和行事的。

推动毛前进的内在力量是对最残忍的家伙们的憎恶，它出自毛个人的反抗意识。他的父亲就拒绝在理论上把他当做一个平等的、独立的人来看待，如果这在实际上受到局限的话。他和父亲的争吵逐渐闻名乡里。毛决定从他生长的村子韶山出走，决心要证明父亲错了，证明自己的判断比父亲高明。另外，毛泽东也想借机提高自己的学识和品格。10岁的时候，他肩上挑着一点东西，第一次企图逃离祖祖辈辈居住的家乡。

一踏入社会，他便备尝各种父权人物的歧视—它们来自社会地位较高的同学、传授知识的老师、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培育较多的共产党同仁，以及拥有中国人所缺乏的各种技术和特权的外国人。

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状况看，毛当时是位引人讥笑且无足轻重的人物，他唯一的渴求是弥补受教育的不足。正如毛泽东自己在伤感的回忆当中叙述的那样，在北京没有人肯为一个年轻的“说南方土话”的图书管理员花费时间（令人惊异的是，拿破仑、斯大林等都有过类似的坎坷）。

在此情况下，毛并未仅仅停留在气愤上，因为他意识到了自己不为中国精英、中国传统、中国社会制度所接受，他决心在它们的歧视中和农民打成一片。只要他被接受为领袖，农民就有机会变成现代的不受束缚的人群。但是，一旦他的领导遭摒弃，农民的利益就会被忽视。在“**”期间的一次会议上，他说：“我是个被别人五次赶下台又请回来的人。所以，群众领袖不是自封的。他的地位是在群众斗争中得来的。”这个明确的鉴定人的标准在最初几年里是毛泽东博得拥戴者的广泛热爱的因素之一。

外交部长陈毅说：“毛主席是一个……受过污辱、冤枉和虐待的人……他被撤过职，受过党内审查，被宣布为机会主义者，蒙耻受辱，被送往后方休养。没有人去看望他，因为谁也不敢接近他。”

中国共产党内其他潜在的领袖，在或多或少地遵循传统的中国民众的生活习惯的同时，总显出有更多的兴趣让他们的莫斯科老师们高兴。但毛泽东却说什么也不追随俄国人，他开创了一种新的大胆的领导方式。《水浒》里的罗宾汉式的英雄的浪漫的平均主义思想给予他的鼓舞同欧洲马克思主义理论给予他的鼓舞几乎相差无几。他教导说，人是平等的，即使他们完全没有受过教育也一样—这在中国是个全新的概念。毛最精彩的论述之一是他在“文革”初期的阵痛中所作的一次讲话，其中谈到，愚民对暴君有利，而让人民聪明起来则对我们有利。毛为妇女的权利而战，为青年学生有权利对他们受教育的制度发表意见而战。

所有这些都是认为共产主义应当建立在一个由获得了解放的个人构成的社会基础上的远见卓识的一部分。20世纪40年代后期，毛详细地阐述了共产党将在必须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所遵循的纲领。甚至在共产党人掌握了政权以后，他仍然认为要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在个人的解放完成后，要让人民准备过现代生活。实际上，1945年甚或1949年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不成熟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毛写这些东西是展示给美国观众看的；当然也是在寻求解除中国右翼势力中潜在对手的武装。但他的理论中有一点是真挚的，当1949年以后实现社会主义的力量积蓄起来时，他无疑调整了自己的观点，辩论说社会主义和个性—假如你喜欢可以称为集体和个人的现代化—作为中国人生活中的两项革命应该同时展开。然而，这一合理化进程中的缺点他却从未承认和探究过。

困难在于中国人顽固地拘泥于他们过去的行为方式，在新的合理的替代方式培植起来以前，毛的许多精力不得不花费在努力改变不合理的传统上。他的“红宝书”中的撒母耳微笑成分便是一例，读者会发现其中的某个段落在一份《人民日报》的顶端曾大加宣传过。毛的声音出现得那么经常，当他的革命在由旧社会塑造的个人构成的基础上展开的时候，这声音是正确而合理的。

例如，在1956年他说：“要教育出国同志，要老老实实，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好的、坏的、中间的都给人家看……我国有小脚，别人要照相，让他们照，衣服穿得不好，不怕难看，在外国人面前撒谎，总有一天会揭穿的。”任何访问过中国的人都会认识到，这些话是多么需要说出来，又是多么需要不断地重复。

然而，毛忘记了自己也应当是一个与别人平等的人。这并不是说他有腐化现象，在物质生活方面，他比起任何同僚都更朴素、更无追求。的确，他作为领袖因为经常穿着带补丁的衣服、磨破了的袖口、松松垮垮的短袜出现在人们面前而闻名世界。不过，使他难于与人相处的是他的孤僻。他始终与其他人保持着一定距离。甚至既是他的妻子又是他的政治伙伴的江青最终也不得不承认，她既不理解他，也无法了解他。萧三在学生时代就认识了毛，后来他虽站在共产主义的对立面，但仍与毛生活了一段时间。萧承认，“毛是我们当中最复杂的人物……没有人真正了解他。我比其他人认识他的时间都长，但我从未摸清他的底蕴。”

陈毅解释说：“当他掌权时，所有同志都把与他的分歧掩盖起来。他也不准别人向他道歉。”这可以作为毛的品格的证明。但实际上恰恰相反，他不准备和这些人开诚布公，过去他受到过他们的伤害，他担心将来会重演。

通过不允许同僚在理性和原则的基础与他有分歧，毛确立了自己一贯正确的前提，从而强行建立起一种个人专制。他告诉马尔罗：“我的理想没有实现。我总感到是这样。”毛泽东喜欢辩论上的短兵相接，宁肯与对手直接对垒，而不愿搞不端之举或退缩不前。他曾经说过：“思想要交锋，你一刀，我一枪。不交锋，就缺乏明确性、彻底性。”但是，毛从来忍受不了失败，他是一个糟糕的失败者。

毛泽东在加入中国共产党的56年间，还把很大一部分精力花在了声势日减的所谓党内“十次路线的斗争”上。在1949年以前的历次斗争中，甚至在50年代初期的高岗事件中，毛反对其对手的行动可以说是出于保护党独立于苏联人的控制之外的需要。可是，当1959年他转而反对彭德怀元帅时，他便开始犯严重错误了。彭对“大跃进”中经济政策的批评切中要害，而且表达了党内广泛存在的看法。后来，毛的某些拥护者对刘少奇的责难更令人发指。刘是位忠实而坦诚的人。当然，为了避免招致党内的混乱，他一直忍辱负重，听凭毛的训使。

在“大跃进”和“**”—毛泽东的两项最大的实验都失败以后，毛只能和一些二流人物—林彪、陈伯达、江青待在一起了，当然还有个别例外。大概可以预见，毛或者寻求打倒他们，或者寻求约束他们的行为。

上面说的那个例外是周恩来，毛和他的关系是极其微妙的。周没有毛的领导魄力。但周身上有一种能使其成为他人思想的执行者，成为一位大臣而非君主的品质。确切地说，他可能更愿意去做别人让做的事情。自1935年遵义会议上，周把指挥棒交给毛以后，周一直是毛最好的外交家和助手。

毛可能富于报复性，但是，他对待反对者并不残忍，至少以其他中国统治者和共产党统治者的所为作尺度来衡量的话是这样。整肃在规模上没有苏联那么大，在导致死亡和肉体侵犯的程度上也不及苏联。毛希望对手们能从自身的经历中吸取教训，改变立场和观点，甚至允许他们从监禁地或接受再教育的农村返回，清除错误思想，治病救人。

毛的缺点是无法和对自己的判断缺乏信心且不因毛说什么而改变观点的人共事。他越来越不喜欢这样的同僚，有时甚至以个人的好恶报复他们。但毛的个人专断不是那种导致杀戮的或者监禁同僚的过分的个人暴虐，而是表现为不善于和真正有才华的人合作。

尽管毛有着光辉的思想，有和农民打成一片的真挚情感，后者使他产生了高度自信并决心实现他的理想，但是，毛缺乏让理想和情感发挥效用的实际的政治与管理技艺。他也没有起码的在一群政治家和管理家着手实现其理想的工作中进行指导的能力。促使他登峰造极、稳居领袖高位的精力出自他的个性。而这种个性又悲剧性地妨碍了他信任那些有着同样理想并能和他一起工作来逐步实现理想的同僚。

用毛不可能实现的雄心大志作标准来衡量，他的政治生涯只能说是失败。他的确领导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以前几个世纪的数代人相比，9亿百姓过上了相当不错的生活。由于“**”的客观作用，中国现在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不再温顺地等别人告诉怎么做，而是要坚持满足自己的要求。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未来几代人可能会谴责毛在共产党人统治的第一个四分之一世纪里，没能有效地利用国家的政治安定局面。那个时期，在令人发狂的政治口号喧嚣起来以前，本来可以在斯大林主义模式的基础上做更多的事，建设国民经济。以后的历史学家也许会说，毛在一个很多人并不关切人的尊严的时代过于热心地坚持维护人的尊严—但是，在经济基础建立起来后，它就变得急需了。毛在“大跃进”中对经济做得太多，而在其他时期又大概做得太少了。

如果毛能够把类似“**”和“大跃进”这样两种其中都含有激动人心的积极因素的实验结合起来，如果他能够更好地理解同事并愿意和他们一起共事，中国今天也许可能处在一种更令人欣慰的境况中。一个人不可能完美无缺，对毛这样一位英雄不能过于吹毛求疵。许多中国人明显地为有这样一位英雄而高兴，并且极乐于把对毛的统治的不满意之处归咎于他的下属。

像穆罕默德·甘地—一个在地位上唯一能与毛媲美的当代亚洲人士或世界人士—一样，毛天生就是一位导师。和甘地一样，甚至更甚，毛把改造世界的愿望从教室里带到政治竞技场中。他在解放人们方面是光辉的，但在管理复杂的政治事务方面则是不成功的。与甘地不同，他不愿放弃权力，尽管1958年以后存在着不利的政治条件。他顽强地抱着他的权力，固守着他的信念，如同当年读书时在老师面前错误地抱定《三国演义》不放一样。

最后，谁能否认从韶山到北京乃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历程呢？谁会刻薄到足以说出毛过大于功的话呢？谁会妒嫉毛的声望和传奇生涯呢？他来自中国“受虐待的一方”，没有受过正规教育，所以，他后来非常热爱学习。他所知道的是贫困、堕落、剥削和非正义—他花了整整一生的时间尽最大的努力和这些东西战斗。毛所进行的是贯穿整个中国文明国度的革命，这个国家就像整个欧洲那么大。

毛泽东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武器，是因为他在需要武器的时候，马克思主义正处于时兴阶段。他开始指导自己的党逐渐树立起一种现实的观念，即重视农民的作用。这个阶段构成了中国人口中的庞大多数，并显示过他们是如何战斗的。

毛能使党掌握政权是因为他的敌人腐败，以及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掉以轻心。一旦掌权，毛便迅速地把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变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这一制度抵制欧美的工业化模式，坚持保护人，哪怕以速度和经济比例为代价。

在20世纪40年代击败了日本和蒋介石后，50年代毛又宣布向地球开战，60年代则向人的本性挑战。他总是走极端—企求百花齐放运动中彻底的言论自由，“大跃进”运动中个人的集体主义精神，“**”中领导与被领导的完全平等。每一种尝试都失败了，因为没有党的支持。然而，每一种实验后，总有些沉淀积存下来，它们使中国的共产主义，使中国的国家生活具有了自己的特点。

无论如何，隐藏在成就后面的那个人仍然是个谜。一个精力充沛的人物，蕴含了对权势的憎恶和因教育或教养被社会拒于门外的愤怒，他的一生波澜壮阔，不断从打击中站起，并且这些打击似乎没有给他留下创伤。他说服了许多最亲密的亲戚和朋友参加到他的革命事业中来，然而，他见到的仅是他们一个个地牺牲在为革命成功而进行的残酷战争中。从他的几次婚姻生活中，我们只是偶然瞥见一丝感情的流露。在他的孩子们的儿童时期，他爱他们，但一俟他们成年，他便显得严厉而冰冷了。最后，没有人赢得他的心。对他来说，人的感情是第二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