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黑 手（1966~1970）
1966年底，从电视屏幕上可以看到毛身体两侧各有一名护士扶助着走路。西方报道说，毛不得不被带往医院检查。在文化革命的这个关键时刻，毛庆贺了自己的73岁寿辰。他曾经告诉蒙哥马利，73和84是难以平安度过的年龄。毛未活到84岁，但可以断定，73岁这年是他掌权多年来处境最为困难的一年，他必须决定在支持青年人，替换老练而狡猾的人这方面要走多远。
毛发动的这场运动的主要牺牲品是他的老同事刘少奇。没有刘的合作，毛很可能在40年代就无法取得党的主席的职位。江青和红卫兵准备比毛走得更远，他们利用刘的女儿来打倒刘。
1月上旬，在比较激进的上海，红卫兵接管了报纸，工人造反派接管了工厂。毛完全赞成这些夺权活动，他热情地欢呼：“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
在北京，周恩来力图使“**”保持在一种平和状况中。当红卫兵大喊“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时，周以背相向。只是在红卫兵高呼“打倒刘邓反动路线”时，他才转而面对其听众。他告诉红卫兵：
刘和邓仍是政治局常委成员。你们要求打倒这两个人，我很难办。毛主席给我的任务是要说服你们不要那么干。你们可以彻底批判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你们不能把他们揪出来斗争……
你们打算包围中南海揪斗他们，党中央和毛主席建议你们不要采取这种行动……由于你们现在从早到晚包围中南海，在扩音器里气冲冲地讲话，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在他领导下工作的同志不能安静地专心致志地工作。
在另一次红卫兵集会上，江青和陈伯达号召按照巴黎公社的路线在北京建立一个人民政府。毛赞成这一思想。2月初，上海首先建立了这样一个公社。但此时毛又改变了主意。
离京两个月后，毛返回首都，并立即召见上海领导人张春桥和姚文元讨论有关问题。这些问题在毛的文化革命思想中证明是关键性的。张、姚二人在上海的行动代表着一种比毛愿意认可的更激进的观点。
毛不同意建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原因之一是国务院总理将失去首席权力。
他评论说：“这是极端的无政府主义，是极端反动的……现在都不愿叫某某长，叫勤务员、服务员。其实这只是形式，实际上总是还要有长，要看内容。”
毛决心反对普遍地改换名称。“这像是我们的红卫兵，他们几乎把北京的街道名字都改了，弄得我们没办法记住，只好记以前的名字……我认为，应当稳妥些，不要把所有名字都改了。”
想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改成中华人民公社一类的名字也是一样。“这会引起改变政体的问题、国体的问题和国家名称问题……如果改了，接着将是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我想苏联不会承认……不敢承认，因为承认了可能会引起俄国人的困惑。怎么出了个中华人民公社？对他们来说那是相当难为情的。但资本主义国家可能会承认。如果统统改为人民公社，那么党怎么办？把党放在哪里？……把党委放在哪里？总该有个党嘛！要有一个核心，不管我们叫它什么。
在会谈过程中，毛对一些口号进行了批判。他说：“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是反动的。”他还禁止再引用他1919年的话，“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红卫兵曾经极为成功地利用过这句话。毛声明“自己也记不住了”。他开始退却。
特别令毛失望的是，他给红卫兵的清楚解释和指示一直受到忽略。
2月，他给周恩来写信说：“最近以来，许多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认为是武斗的一种形式……（但他又说）这里我顺便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凡动手打人应依法处置。
关于青年造反派对待2月份来北京访问的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过分行为，毛公开表明了自己的观点。“现在红卫兵帮助我们，但也有不可靠的，有的戴黑眼镜、口罩，手里拿着棍子、刀到处乱搞，打人，杀人，杀死了人，杀伤了人。这些人多数是高干子女。”
然后，毛对造成这种状况的以往工作中的疏忽提出了意见：
好几年前我就要洗刷几百万……他们不听话么！毫无办法……看来我这一套在中国不灵了，因为大中学校长期掌握在刘、邓、陆手里，我们进不去，毫无办法。
我们过去只抓个别问题，个别人物，53年冬到54年斗了高、饶，59年把彭德怀……整下去了。此外，还搞了一些在……农村、工厂的斗争，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都没有解决问题，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的、全面的自上而下的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所以这次要搞**。
在一段有趣的离题话中，他又说：“选举我是不相信的，中国有2000多个县，一个县选举2个就4000多，4个就1万多，哪有那么大的地方开会？那么多人怎么认识？我是北京选的，许多人都没看见我么！见都没见，怎么选呢？
到2月中旬，**几乎超出了毛的控制。红卫兵不分青红皂白地攻击老一辈人。毛同意周恩来的意见，保护剩下的政府高级官员免受攻击。只是在这个决定作出后，周才第一次出来公开谴责刘少奇。然而，周的一些同事却拒绝做出策略性的姿态并继续诚实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像人们所知晓的那样，“二月逆流”实际上是一次涉及9位杰出领导人的公开抗议行动。他们突然站出来反对毛及其新助手—特别是张春桥，还有江青和康生—所操纵的文化革命。9个人包括陈毅、李先念、叶剑英、谭震林等人—他们都是地位颇高的老资格的领导人。
他们的愤怒在2月16日召开的一次会议期间迸发出来。谭震林吼道：“我没有犯错误。我不需要别人的保护。”9位经验丰富的领导人的怨恨积蓄已久。徐向前将军“一小时内敲了20次桌子”；叶剑英甚至因猛敲桌子而划破了手指（他的女婿，一位钢琴家的手指被红卫兵打伤了）。另一位将军聂荣臻断言：“对待高干子女的政策是不教育就枪毙。
上述这些领导人假如因此做过自我批评，那一般也是不被接受的。在“**”中林彪曾经对朱德说：“你的野心很大。你的自我批评极其荒谬。有些人说你自动作了自我批评。不是这样。那是因为党中央决定你应该‘一层一层地剖析自己’……朱德不听毛主席的。他企图自己当领袖。
毛解决红卫兵过激行为的办法是把他们置于军人手中。3月7日，他给军队发出了扩大其作用的指示。
他写道：“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与关于开学……的工作。3月10日，毛又发出新的指示，极力主张，现在应当在造反青年、老干部和军队三结合的基础上建立革命委员会。
如果说毛在此期间的活动合法，那是最为勉强的。1967年3月政治局常委开会时，他只能聚集5个支持者（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李富春）；对立面也有5人（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朱德和陈云）。只是在作为主席的毛自己投票时，他才能使自己成为多数派。
毛要求在红卫兵完成清除其党内对手的任务前，不许回学校。4月6日，他又对红卫兵保证说：“不要怕乱，菜上得越乱，吃的时间越长，越好。无秩序和混乱往往是好事，能澄清事实……但永远不要动武。开枪永远不是好事。
似乎是觉察到了毛内心的想法，3天后，一队30人的红卫兵冲入刘少奇的卧室，强迫他妻子跟他们一起去清华大学，在那里她身穿紧身旗袍，脚踏高跟鞋，头戴草帽，脖子上挂着涂成金色的刻有骷髅的乒乓球项链，接受30万青年人的声讨。红卫兵给王的打扮是对她与刘访问印尼及其他亚洲国家期间，在某些公开露面的场合中的穿着的讽刺性模仿。江青，这位在毛作为国家主席期间从未和丈夫一起公开露过面的夫人，通过此举满足了某种复仇心理。
世界上再也听不到刘少奇的声音了。刘本来可以作出与毛战斗的选择。中央委员会的多数人站在他一边，这是个很好的机会。但是，由此导致的内战对中国将是灾难性的，刘摒弃了这一方向，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显示了他的尊严和勇气。刘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毛在政治统治方面的最高权力。
1967年5月1日，毛向阿尔巴尼亚军队的高级来访者发表谈话，反复地讲到接班人的问题：
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解放十几年来，文化教育界是修正主义分子把持了，所以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
然而，毛真的知道自己的追求吗？6月初，他否认红卫兵存在着无政府主义。三个星期后，《人民日报》引用了他的话，大意是：“我们共产主义者，不是要做官，是要革命。”毛太了解青年造反派的真正辛酸了。有个学校的红卫兵在7月份发行的一个小册子里对此作了绘声绘色的叙说：
“17年来，我们学校一直被资产阶级统治着。我们再也不能让它继续下去了！……老少先生们，我们坦白地告诉你们，你们坏透了，你们不是别的，只是腐臭的垃圾……以前你们处在特权地位上，坐在我们头上，摧残我们以显示你们的至高无上……你们认为可以利用现存的资产阶级教育作梯子向上爬，成为白色专家，进大学，与‘教授、专家’为伍。你们心目中追求的是小汽车、现代小房子、白大褂、图书馆……享有舒适、影响、好名望、高工资……真正的坏蛋！我们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想改造，如果你们继续反动，我们不会饶恕你们！……你们的阶级仇恨将碰在我们的刺刀尖上，你们的心脏将被挖出来……
老年的毛感到进退维谷。他又去旅行了，先到南方，后来又去了北方和东部。3个月的旅途所见令他灰心。
他告诉周恩来：“我认为这是一场内战。国家分成了‘800个王国’。”在江西，他评论道：“这么多的干部倒台了，是好还是坏？你们研究过这个问题吗？……我们应当批判打倒一切的思想。”
在另一场合，他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他们为什么要分成两大对立的组织呢？我不理解。
当毛正在旅行的时候，武汉军区司令员起而反对中央政权并逮捕了两名北京派来的要求他恢复秩序的密使。现政权要想摆脱十分棘手的危机—由红卫兵提出的长期挑战所酿成的权力危机，就需要周恩来的外交才能。
8月，毛准备同意恢复正常秩序。他在《人民日报》上写道：“现在的**，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
苏联共产党的新代言人勃列日涅夫到现在可以发出一份令人生畏的声讨文化革命的檄文了。
“中国的最近事态表明，毛泽东及其追随者正在破坏中国人民的革命成果……原党的机构和国家组织机构实际上已经停止了活动。企事业单位、青年团和公共组织已经瘫痪。许多卓越的令人尊敬的党和政府领导人、中国革命的著名参加者、杰出的军事将领、文化和科学领域中的主要代表人物正在遭受诽谤，正在受到非人的压迫。”
（此后，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至少到1969年还和毛、周保持着一条“热线”，以便在紧要关头使用。）
9月下旬，毛视察完各省后返回北京。他批评了妻子江青和陈伯达在他离京期间所做的工作，并要求他们写检讨。在这期间，没有做过自我批评的人几乎没有，甚至毛自己在1969年也稍稍做过检讨。江青发现自己有必要休息7个星期。
恰恰就在毛返京前的一次会议上，江讲道：“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毛主席的小学生，广大群众的小学生。我必须向亲爱的同志们学习。同志们，为人民做点好事是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我只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
在文化革命中，毛的两个女儿也是“小小的螺丝钉”。长女李敏成为国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核武器的发展及其他事务）的领导人。后来，她贴出一张反对负责国防科技工作的聂荣臻的大字报。次女李讷成为《解放军报》的代理主编，这个时期，此报是中央委员会亲毛派的主要喉舌。
与此同时，林彪仍然在一味地努力宣讲，关键是不折不扣地遵守毛的指示。有一次他说：“毛泽东思想必须贯彻执行，不管我们理解还是暂时不理解。”8月，他写道：“毛泽东思想必须被当做衡量一切的标准。对于毛泽东思想，不管什么时候，什么问题，我们都要毫不犹豫地坚信。
毛泽东的非正式讲话和谈话，未经他本人同意，林彪便以《毛泽东思想万岁》为书名出版了。毛通过周恩来和江青的帮助得到了一本。他几乎是看到此书的最后一人，尽管它仅以6角钱的价格在全国发行。
12月，毛给林和周写信，要求他们给个人崇拜降温。但在年底，他的74寿辰刚过，一尊巨大的、高过真人三倍的毛泽东塑像在韶山—“太阳升起的地方”揭幕。
在1968年初的一次高级会议上，毛的同事发现面临着一个非同寻常的问题。
有位干部报告说：“交通警察把《毛主席语录》当做指挥棒。这怎么能允许呢？它不能被当做口令……”
林彪不信，他问：“他们把《毛主席语录》当指挥棒？这么宝贵的书怎么能用作指挥棒？”
江青权威性地指出：“《毛主席语录》不能当指挥棒，或者‘一、二、三、四’的口令。因为报纸上报道了，我们要调查此事。”
康生插话：“我听说你们吃饭的时候也要学习《毛主席语录》……
正像毛如今发现的那样，文化革命的困难在于有那么多的人缺乏良好的判断力。他说：“我们的人眼睛不亮，不善于辨别好人和坏人。我们善于辨别在正常情况之下从事活动的好人和坏人，但是我们不善于辨别在特殊情况下从事活动的某些人们。
春天，毛极度渴望解决正困扰着红卫兵的派性问题，以改善他们和军队的关系。但到7月底，他不得不遗憾地派出军队和工人进驻北京大学以结束那里的红卫兵之间的战斗。接着，他召集红卫兵领袖和他的同事开了一次困难而又痛苦的会议。毛与最先进屋的四位造反者一一握手并打量着他们说：“都是年轻人。”
在同第五位握手时，他继续说：“你是黄作珍吗？我以前没见过你，你没有被杀？”(19)
“好久没见到你了。”江青加了一句。
毛接着说：“上次在天安门我们见过，可是那时没有机会和你谈话。太糟了！你们这些人除非有重要的事情，不然不会来看我。可我看过你们的所有报告。我非常理解你们的处境。蒯大富（那位坦率直言的清华大学的学生领袖。对于他，刘少奇曾经说过要当“活靶子来打”。—著者）没有来。是不能来还是不愿意来？”
一位年龄较大的头头说，他不愿意来。
“不，”有位红卫兵—一个姑娘插话，“此时，如果他知道和中央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开会，他会哭的，因为他错过了会见主席的机会。我肯定他是不能来。”
“蒯大富要抓黑手，”毛说道，这样他便把要进行说服的主题机智地引了出来，“那么多工人被送到学校去‘镇压’和‘压制’红卫兵。谁是黑手？黑手还没抓住。黑手不是别人而是我。蒯没有来。他应当来抓我……
“如果你们解决不了问题，我们要实行军管，让林彪下命令……问题总要用一种方式或者另一种方式来解决。**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斗是斗，但那是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北京居民不高兴。你们学校里的大多数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这样能团结整个国家吗？”
毛继续说：“谁也没想到这种武斗。原计划是停课半年。报纸上就是这么宣布的。后来停课延长到1年，1年不够又延长到2年，最后是3年。我说，如果3年还不够，那么需要多少年就给他们多少年。”
谈话突然扯到了题外，但最后毛又回到正题上来：“今天我请你们来谈谈这件事，以便你们有所准备。以前，我从不用录音机，但今天我用了。你们回去后可以按照你们希望的方式解释我今天说的话。如果你们那么做了，我就要回过头来打开这个录音机。你们最好讨论一下，一旦我放这个录音，许多人都会戒备起来。”
毛又说：“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反，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
会上还讨论了谁曾不失时机地为一派红卫兵说过情的问题。有人说，是毛的妻子江青。
江青解释道：“我特别不喜欢师范大学的驻军。天气这么热，你们切断了他们的水、电和食品供应。夏天3个月，不许他们见阳光。你们怎么能这样做呢？当我听说此事时，我忍不住哭了。他们有数百人，至少有数十人。他们毕竟是群众……无产阶级应该奉行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这几十个反革命分子毕竟是年轻人。他们想绞死我。我也不怕油炸。我听说北京大学的井冈山红卫兵组织要油炸江青。”
姚文元及时插话：“油炸只是一种说法。”
毛提到一位对周恩来怀有敌意的年轻红卫兵领袖，但又为他进行辩护。
毛说：“人们说总理宽宏大度。我和总理是一致的。这些人本不该抓起来。由于我点头，抓的人太多了。”
安全保卫负责人谢富治坚持说：“这和主席没关系，是我进行的逮捕。”
毛责备道：“不要企图为我开脱错误，或者为我做掩盖。我命令抓人，也同意放人。”
“您没有让我抓这么多。”谢申辩说。
后来，毛说小孩们正在收集大字报当废纸卖。
他问：“几分钱一斤？”
谢回答：“6分。孩子们挺走运。”
这时，迟到的蒯赶来了，毛站起身走上前去与他握手。蒯流着泪解释说，清华大学正处在危险中，因为黑手操纵下的工人正开进校园镇压学生。
毛像刚才和其他人谈话那样，挑明了自己的观点。
他戏剧性地开口说：“我已经成为黑手了，带我去卫戍部队司令部吧。”
然后，是短暂的意见交换，结果，谄媚包围了毛。毛的前秘书陈伯达突然喊起来：“紧跟主席的教导；绝对执行主席的教导。”
毛尖刻地说：“不要谈教导了。”紧接着，毛的妻子的亲信姚文元说道：
“今天，主席的话有着深远意义。”
然后，他们把目标集中到狼狈不堪的蒯身上。
毛声称：“要让蒯大富清醒。”
陈伯达重复道：“蒯大富应当清醒，悬崖勒马。你走上了危险的道路。”
从来善于鹦鹉学舌的林彪跟着说：“悬崖勒马。允许你犯错误。”
“不要用‘允许犯错误’的话。”毛训斥道。
林对蒯进行了说教，但是，他却把极为明显的二难推理的窘境带给了自己。
他说：“今天，毛主席显出了他个人对你的关心，作出了最重要、最正确、最清楚、最及时的教导。如果你听而不闻，就会犯严重的错误。在**期间，你们红卫兵起过重要作用。现在，全国许多学校已经取得了革命大联合的胜利。大联合关系重大，有些学校落后了，你们应当赶上来。你们没有认识到在运动的不同阶段，需要也不同。”
有位女红卫兵为蒯解围。她说：
“我非常爱蒯大富，我也意识到只要我和他在一起，就会参与许多事情这一事实。但我感到必须尽力保护他以免他垮下来。他的命运同全国红卫兵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
江青告诉她：“我批评过你几次了，你从未坦白过自己。”
“不要批评她，”毛以少有的对妻子的责怪口气厉声说，“你总是批评别人；从不批评自己。”
“我是说她太缺乏自我批评精神了。”江青辩护道。
毛说：“年轻经受不住批评。她的性格有点像我年轻时候的性格。孩子们的主观主义很顽固，非常顽固。他们只批评别人。”
“蒯大富现在笑了，”江青注意到，“放松一点，不要那么紧张。”
毛告诉蒯：“如果你想抓‘黑手’，那‘黑手’就是我。你能对我干什么呢？我们同情你们一方。”
毛要结束这次讨论了。
他说：“你们都还没有睡觉。你们几个人一块去韩爱晶那里休息一会儿，开个会……蒯大富，你的行为是反对中央吧？……连市革命委员会的会议都无法让你停止行动。我也没有办法，但是还要伸‘黑手’。我发动工人去阻止你们武斗。武斗已经继续那么多天了。工人带着锣鼓开进校园，你还没有注意起来。你脱离了群众、工人、农民、士兵、大多数学生和你自己的人。很多人在说你的坏话。”
年长者极力压迫蒯与其他派别妥协、与党的领导妥协。
毛坚持说：“联合是必要的。我们需要蒯大富。没有蒯大富，联合就不能实现。”接着，会议在没有任何结论，或者说在顽固的蒯未作出任何改变其立场的承诺的情况下结束了。
如今，毛开始谈论的问题，是运用他的权威恢复文化革命期间信誉扫地的某些基本制度。7月底，毛写道：“大学还是要办的，”—尽管他又说，“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
8月，毛结束了他和红卫兵的蜜月，声称，红卫兵在文化革命中的主导作用已经过去。他召集中央委员会通过了解除刘少奇党内一切职务的决定，接受了由毛派准备的一份新的党章草案。这个草案重新把毛的思想置于第一位，甚至提出林彪做毛的接班人。党章说：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毛评价了文化革命，把它描绘成“社会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他也承认，文化革命没有取得最后胜利，将来还要搞。“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1968年底，毛告诉那些曾经帮助他将党内的主要对手驱除掉的年轻人回家。“青年造反派必须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是必要的。”应当说服干部和其他城市居民把高中或初中，学院或大学毕业的儿女“送到农村去”。
1969年4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战胜刘少奇和其他右倾分子的会议。但是，这次会议也埋下了党内进一步分歧的种子，特别是新党章用党的文件的语言指定林彪为毛的接班人，以提供“我们的党和国家永不变色，毛泽东思想永被坚定地遵循的……基本保证”。再也没有什么比这对人类理性，或者民主思想和社会主义的更粗暴的侮辱了。毛明显地不喜欢这样。他自己的讲话显出方寸已乱的迹象和对处处提防的一种新的厌倦。
他讲道：“我的话是些老话，就是大家知道的，没有什么新话。无非是讲团结……”
他指出，文化革命期间中国容易受到外来攻击的伤害。人们特别是军队一直关切的中心是：中苏边界的紧张状况这时已达到了顶点。“人家打来，我们不打出去。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看你是小打还是大打。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中国这个地方不小……”
然而，主要的问题还是国内政治问题。“过去不是讲过两句话吗？地方的问题在军队，军队的问题在工作。”
毛又重提过去的问题和理想。“多少年我们都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叫三钱油，五钱盐，一斤半米就了不起了。至于菜呢？大军所过，哪里能够到处搞到菜吃呀？现在进了城。这个进城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这些地方了；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
然而，现在已经是共产党进城20年了。中国怎么能不把毛看成是生活在过去中的一个人物呢？
在向毛的思想发出冗长的令人厌倦的赞美方面，林彪丝毫没有感到不安。在一段14次提到毛的名字的文字中，他坚持说，每个革命委员会都“……必须在各项工作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一切都要归功于毛主席的英明领导……”
从某个方面来讲，毛很高兴听到这些话。一部有关这次代表大会通过新党章情况的电影显示出，当毛提议表决时，他带着明显的高兴之情环视着所有高高举在空中表示一致通过的“红宝书”，并兴奋地宣布“通过”！他两旁的林和周，不时地几乎是偷偷地瞥上他几眼以观察他的动向并及时作出反应。
“九大”后，中国报刊在毛的名字上落下了波折号，很明显，这是为了让毛的名字能更容易地和共产主义统治集团中的欧洲圣人马克思和列宁排在同样位置上的一种文体上的简化形式。但它只适用于毛的名字，而不能用在其他人的名字上。
毛的妻子后来断言，这期间毛的家庭正受到林彪安插在住所里的人用慢性药进行的毒害。据她说，毒药对她的神经产生了影响，损害了她的大脑和记忆力。当时，她毫无察觉，直到两三年后。她还说，毛也曾因毒药病倒。
在随之而来的夏天里，毛泽东思想在官方的宣传中成了红太阳。得益的不仅仅是毛，因为它也为那个接班人继承其衣钵打开了大门。林已经把自己塑造成为比毛更好的毛泽东思想的阐释者！一家省广播电台在10月份声称，林“……最听毛主席的话。林副主席学习毛泽东思想最好、最好，领会得最深、最深，钻研最彻底、最彻底，应用得最全面、最全面……林副主席的每句话都包含着对毛主席无限深刻的无产阶级感情……我们第一次聆听毛主席指示的时候，有可能不完全理解。但是，一经林副主席解释，就容易理解了，或者理解得更深刻了”。
在此期间，毛的妻子出去游览中山公园的一座寺庙，发现毛的一张半身照片夹在佛像和孙的遗照中间，于是她下令把它取走。过后，她又去了排云殿—颐和园的一处建筑，发现那里有6英寸多高的大字是按照林彪的笔迹设计的。那些字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林正在大张旗鼓地树立对毛的个人崇拜，以便能够利用它为自己服务。毛面临着最后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