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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谈到了残酷的革命逻辑：

准备革命到自己头上来……现在要把革命进行到底，从这方面锻炼自己，改造自己，这样才能赶上……

有的同志斗别人很凶，斗自己不行，这样永远过不了关。靠你们引火烧身，煽风点火，放不放？因为是烧到自己头上，同志们这样回答：“准备好，不行，就自己罢自己的官，生为共产党员，死为共产党员。”坐沙发吹风扇的生活是不行的。

几天后，毛召集了一次高级领导人会议，决定撤掉前些时候刘少奇派出去执行整风任务的工作队。现在，刘意识到他无疑是毛的敌对目标。刘在客厅里踱来踱去，内心烦躁不安。他告诉女儿：“他们想让我做自我检查，是吗？如果他们让我去你们学校做自我检查，我会去的，因为没有什么可怕的……你应当参加点劳动，帮助写墙报，擦地板。这样，同学们就不会指责你的行为像个官僚和贵族了。”

不管怎样，这个女儿是站在其造反同学一边的。这是由于毛的作用，而非她父亲的作用。当她提出父亲的错误不是“偶然的”时，她妈妈怒气冲冲地开口道：

“你父亲身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有许多事情他不能告诉你。可你总是给他施加压力。”

刘对女儿说：“如果你感到这个家庭对你有害，你可以与它脱离关系；如果你在经济上还不能独立，我可以给你钱。”

几天后，刘向女儿承认，他“犯了方向和路线错误，表示愿意重新改造自己”。

与此同时，毛正在鼓励红卫兵。8月1日，他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告知他们所送的大字报已经收到，你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地支持”。

最后，毛进行了讨价还价：“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予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

8月上半月，毛主持了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以微弱的多数通过了进行“文化革命”的决定。一年后，毛告诉一些阿尔巴尼亚的来访者：“通过争论我才得到半数多一点的同意，当时是有很多人仍然不通的。苏联人宣称，全部中央委员会委员的91人中仅有56人，89名候补中央委员中仅有33人，参加了会议，走廊里则充塞着年轻的红卫兵。

会议第一天，林便定下了奉迎的调子。他告诉同志们：“我最近的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不称职的。我意料是要出错误的。但是要力求减少错误，依靠主席……以毛主席为轴心，我们作磨盘……他……有许多想法，我们是不理解的……我没有别的本事，就是依靠群众的智慧……一切按主席的指示办事……

第四天，毛严厉地声讨了他的对手们：

我感到危险。他们指示学生革命，但当人们发动起来时，又想压制。所谓方向和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克思主义，都是假的，存在很多年了……

即使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也应当允许群众请愿、示威和争论。另外，言论、集会和出版自由是写进宪法里的。从压迫学生的**这一行为来看，我就相信没有真正的民主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第二天，毛精力充沛地踏入竞技场，亲自写了一张大字报，标题为《炮打司令部》：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刘少奇紧跟着坦白说，只是在读了毛主席的大字报之后，“我才开始认识自己这次所犯的错误……在此之前，我还不知道我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

8月8日，中央委员会接受了毛指导“**”的十六条纲领，它是这场运动的蓝图。“十六条”说：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了进攻……

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误的，哪些做法是正确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确的。……

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产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无产阶级**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据出席会议的一位省委书记讲，毛自己在“十六条”原稿上加了话：“要文斗，不要武斗。”

毛来到北京的大街上，鼓励过往的行人把“**”进行到底，以此庆祝他在中央委员会里取得的胜利。

一家共产党报纸报道这一情景：“无法说清有多少只手伸向他。许多眼睛里充满了幸福的泪花……许多同毛主席握过手的人逢人便说：‘过来和我握手！我的手刚刚触过伟大的毛主席的手！’”

8月18日，百万红卫兵分列在天安门广场上—这种史无前例的集会共有8次，这是第一次。毛向他们行礼致敬。报纸评论道：“我们将打碎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大海航行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的太阳。”有些红卫兵领袖采用了新的名字—卫东，意即保卫毛泽东。

毛鼓励全国的红卫兵串连以交流经验。他敦促说：“现在坐火车毕竟不要钱，不是吗？

但是，事态的发展并非尽如人意。周恩来告诉清华大学的学生，毛发现“全国几乎90%的工作犯了方向性根本错误”。武汉大学的校长(17) ，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不得不求助于毛制止红卫兵对他的迫害。然而，禁止对这位老学者进行体罚的官方指令被年轻的造反者置之不理，几天之内，他便死去了。

最初，毛对年轻革命者的过激行为采取了容忍的态度。他宣称：“应当允许年轻人犯错误。”他甚至对他们结成派系并相互攻击的倾向也采取了宽容的姿态，“年轻人可能会这样或那样地看问题。看法相同的人经常聚在一起，这没有什么不正常的。”毛为“各地的所谓动乱”辩护，并在8月下旬的一次工作会议上说：“我的意见，乱他几个月，坚决相信大多数是好的，坏的是少数。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哩！……”

“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学生开了10万人大会，把凶手抓出来，惊慌失措。北京太文明了……”

但是，当毛的朋友，比如，老将军徐向前等人受到红卫兵不公正的死亡威胁时，毛的对策是把他们邀进中南海的家中，直至危险过去。

现在，林彪实际上已摆脱了控制，他把对毛的崇拜推到一个显然荒谬的地步。江青后来说，毛在1966年中期，已开始觉察到了林的公然不忠。9月18日，林在一篇关于加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讲话中说：“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我们要打破洋人比中国人高明的民族自卑感……洋人、古人哪里有毛主席高？哪里有这样成熟的思想？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

毛所处的地位并不令人羡慕，他不得不依靠并非忠诚的盟友来战胜党内的顽固对手。许多知识分子所持的观点和毛大不相同。9月份失去生命的诗人老舍，据说留下了一纸自杀的遗书，谴责毛背弃了世界社会主义。与此同时，武昌的一派红卫兵指责毛谎报了一份不真实的出身证明，他们的结论是“毛主席出身于富农家庭”。

在10月份的一次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和邓小平承认了他们在派遣工作队问题上的错误。刘少奇还通报了自己以前的错误—40年代没有充分支持土地改革中的“左”的倾向，50年代对合作化缺乏足够的热情，以及60年代的右倾机会主义。

毛以他对刘及其领导下的政府的一系列不满回答上述坦白，这不仅仅是因为刘少奇等人所承认的错误，而且还因为他们在一些问题上没有请示过毛。毛总结道：

**只搞了5个月，最少待5年能得出经验。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连，谁也没有料到，连我也没有料到，弄得各省市呜呼哀哉。学生也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我们这些老爷们犯了错误……

毛继续说：“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我想在我没死以前，树立他们的威信，没有想到反面。”

广东党的第一把手陶铸评论道：“大权旁落。”

“这是我故意大权旁落的，现在倒闹成独立王国……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

毛继续说：“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6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你们不是说他很有能力吗？”

但毛又回忆说，刘少奇在过去的党内斗争中曾站在他一边。“……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煞。他们有错误就改嘛！改了就行。回去振作精神，大胆放手工作。

毛用一个对他从领导第一线退下来表示痛惜的讲话结束了会议。毛也力图克服由“**”带来的突发性混乱和不安定：

……时间很短，来势凶猛……红卫兵信还没有发出，全国红卫兵都动了起来了，一冲就把你们冲了个不亦乐乎。我这个人闯了这么个大祸。所以你们有怨言，也是难怪的。上次开会我是没有信心的，说过不一定执行，果然很多同志还是不那么理解……

我看冲一下有好处，多少年没有想，一冲就想了，无非是犯错误，什么路线错误改了就算了。谁要打倒你们，我也是不想打倒你们，我看红卫兵也不要打倒你们。

你们过不了关，我也不好过，你们着急，我也着急。不能怪同志，时间太短。

几天后，在红卫兵的第七次集会上，毛抓紧麦克风喊道：“同志们万岁！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搞得更好。这是毛在整个“**”中面对面地直接向中国民众发表的仅有几句话。

红卫兵的最后一次集会在11月25日。数次集会使中国的铁路系统几乎陷于瘫痪，同时也把对神人的敬畏带给了北京市民。另外，集会肯定使各省的年青一代感到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参与中国的现代化。但是，毛对其指示的贯彻情况并不满意。

他告诉红卫兵领袖：“你们贬低了我，也让中国的工、农、兵感到失望。

最后一次集会后的第二天，毛前往南方，并且长达两个月不与外界接触。他把陈伯达和江青留在北京，以保证工作的顺利进行。江青的讲话特点可以从下面这段文字中窥其一二，它出自毛刚刚离开北京后江的一次讲话：

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没落和腐朽的资本主义。现代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和资本主义的变种。它们不可能产生任何好的著作。资本主义有几个世纪历史了，但只有少得可怜的几部经典……另一方面，却有一些东西真正泛滥于市场，比如摇滚乐，爵士乐，**，印象派，象征派，抽象派，野兽派，现代派—不一而足……一句话，都是毒害和腐化人的心灵的低级趣味的和猥亵的东西……不要打人家，打他们。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他们的灵魂。

最令江青着迷的是她作为受到公众欢呼的毛的信息传达人的新角色。她告诉面前一张张兴奋的脸：“毛主席向你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你们肯定都想知道毛主席怎么样了。让我告诉你们，他非常健康。”(18)

然而，林彪继续歪曲毛的教诲的意义。12月份，在“红宝书”—《语录》第二版前言中，林写道：“为了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要反复学习毛主席的许多基本观点，有些警句最好要背熟，反复学习，反复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