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东风压倒西风（1957~1958）
当中国的共产主义形势恰如跳跷跷板似的起伏不定的时候，国际共主义的地位却在明显地提高。1957年8月，苏联人成功地发射了他们的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10月，又把他们的斯潘尼克人造地球卫星送入太空。他们还同意向毛提供国防方面的核技术知识，包括一枚原子弹样品及其制造技术。
毛衣袋里装着这个条约，于1957年11月去莫斯科参加庆祝苏联建国40周年的世界共产党会议。毛想在这次莫斯科“最高级会议”上阐明他的两个意图。一个是保持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重要性，另一个是怎样最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阵营的新技术优势（事实上，他对此估计过高）。
在莫斯科机场，毛把中苏之间的分歧抛在一边，对苏联进行了慷慨的赞扬，并且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我们分开。
赫鲁晓夫惊异地发现，毛放弃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工思想。根据这一思想，中国人将集中精力和亚洲、非洲的国家建立比较密切的关系—苏联人则留下来对付西欧和美国。
在莫斯科，当有人向他重提上述思想时，他答道：“不，这可不行。在非洲和亚洲还是应该有苏联起领导作用……苏共应该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惟一中心，我们其余的党都应该团结在这个中心周围。
在另一个场合，毛告诉赫鲁晓夫：“我想，假如帝国主义进攻中国，你们不必干预。我们自己会打他们。你们的任务是保存自己。让我们自己照顾自己。再则，假使你们自己遭到进攻，我认为你们也不应该还击。”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赫鲁晓夫问。
“撤退。”
“撤到哪里去？”
“你们曾经撤退过。”毛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你们一直撤到了斯大林格勒，假如你们再次被人进攻，你们可以一直撤退到乌拉尔，坚持两三年就行了。你们有中国作后盾。”
赫鲁晓夫答道：“毛泽东同志，假如战争现在就爆发，你认为会打多久？这回可不同上次大战。那次战争用的是飞机和坦克，现在则有了导弹和原子弹。你根据什么说我们会有3年的时间撤退到乌拉尔去呢？我们很可能只有几天的时间，过此以后，什么也不会留下了，仅剩下一些破烂而已。如果我们告诉敌人我们不还击的话，那就等于是请他来打我们了。
在莫斯科，毛向最高苏维埃发表了演说，这是中国首脑第一次在欧洲列强之一的立法机构里讲话。在颂扬苏联自1917年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和对中国的帮助的同时，毛还明确地指出，他的革命有自己的特点，中国将跟着自己的救星前进：
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曾经是世界上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百千年来的梦想。十月革命破天荒第一次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把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
中国人民感到幸运，因为有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使自己可以减少或者避免许多错误，可以比较顺利地进行自己的事业，
虽然中国人民面前的困难还很多。
事情很明显，在十月革命以后，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如果忽视或者不认真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不认真研究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且按照本国的具体条件，有分折地、创造性地利用这些经验，那么，他就不能通晓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列宁主义，就不能正确地解决本国的革命和建设问题。那么，他就会或者陷入教条主义的错误，或者陷入修正主义的错误。我们需要同时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而在目前，反对修正主义的倾向尤其是迫切的任务……
10天后，毛出人意料地在中国留苏学生会议上露了面。人们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欢迎他。对此，毛的反应是：“请不要这么说，我对个人的未来只做了一个五年计划。”毛坐在主席台上点燃了一支烟并以新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最高层领袖的姿态向学生们发表了演说。后来他们报道说：
“毛主席指出……两颗人造卫星上了天，68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到莫斯科来庆祝十月革命节，这是一个新的转折点。社会主义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力量……
“毛主席说，世界上的风向变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斗争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10) 。现在全世界共有27亿人口，社会主义各国的人口将近10亿，独立了的旧殖民地国家的人口有7亿多，正在争取独立或者争取完全独立以及不属于帝国主义阵营的资本主义国家人口有6亿，帝国主义阵营的人口不过4亿左右，而且他们的内部是分裂的。那里会发生‘地震’。
第二天，11月18日，毛向莫斯科共产党会议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说，进一步阐发了上述思想。他用一种温和的、最为理智的方式解释了他同赫鲁晓夫的分歧：
有些人似乎以为，一进了共产党都是圣人，没有分歧，没有误会，不能分析，就是说铁板一块，整齐划一，就不需要讲谈判了。好像一进了共产党，就要是100%的马克思主义才行。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100%的马克思主义者，有90%的马克思主义者，有80%的马克思主义者，有70%的马克思主义者，有60%的马克思主义者，有50%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的人只有10%、20%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不可以在小房间里头两个人或者几个人谈谈呢？可不可以从团结出发，用帮助的精神来谈判呢？……
无论什么世界，当然特别是阶级社会，都是充满着矛盾的，有些人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找到”矛盾，我看这个提法不对。不是什么找到或者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
后来，这次演说在国际社会里成了毛所作过的最为著名的演说之一。毛在这次演说当中还谈到了原子弹会派上用场的新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三年前，在同第一任芬兰大使的会谈中，他已经暴露过在这个问题上的某种轻率的看法。当时他曾说：
即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说来，还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说来，也算不了什么……他们发动战争越早，他们在地球上被消灭也就越早。那时候就要建立人民的联合国，可能设在上海，也可能设在欧洲一个什么地方，也可能还设在纽约，如果那时美国好战分子已被扫光的话。
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毛没有这样轻率，但他的话却给人以极大的误解，引起了铁幕两边的警觉。
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27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
我和外国一位国务活动家（尼赫鲁）辩论过这个问题。他相信如果打起一场原子战争，整个人类都会消灭。我说如果糟到不能再糟，一半人都死了，那另外一半人还活着，帝国主义将被夷为平地，全世界将成为社会主义的；多少年内又会有27亿人而且肯定会更多。
这就是《人民日报》对毛的讲话所作的报道，但赫鲁晓夫说，原讲话更富有色彩，他对毛当时的议论是这样转达的：“至于中国，如帝国主义对我们发动战争，我们也许会损失3亿多人。那又怎么样呢？打仗嘛！时间将会过去，我们会比从前生出更多的孩子。
毛的谈话在莫斯科受到愤怒的反驳。哥穆尔卡，这位一直得到毛支持的、在苏联控制较松的较自由的舞台中上升到掌权地位的波兰领导人发言，强烈反对毛的核战争分折。捷克领导人安托宁·诺沃提尼说：“毛泽东说他的6亿人口准备损失掉3亿。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捷克斯洛伐克只有1200万人，打起仗来都得死光，谁还能留下来重新开张？
实际上，毛只是力图以他对中国听众惯用的方法来给其国际听众打气。这种方法就是，指出事情最环的可能性（以此减轻恐惧），并同时断言，无论如何这种可能性不会发生。但是，仍要断言，如果它的确发生了，那么，生活仍将继续下去，一切都不会丢掉。东欧对毛的讲话的态度比毛自己料想的更为严肃。毛也因此得到一个对他来说很不公正的国际声誉。由于毛气势汹汹的好斗性，故其从未完全摆脱掉这个名声。
一回到北京，毛便致力于加快中国的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并准备旗帜鲜明地批判苏联，因为那里的领导人犯了错误。
在1958年南宁会议上，毛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国内，对准了那些对其不同寻常的加速事物发展的方式加以抵制的人们。他指责政治局“成为一个表决机器，像杜勒斯的联合国，你给十全十美的文件，不通过不行……文件上又不讲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又有洋文。我有一个手段，就是消极抵抗，不看。你们的文件，我两年不看了，今年还不准备看”。
毛嘲弄了那种典型的议事程序，“开会前10分种拿出文件来让人家通过，不考虑人家的心理状态。你们是专家，也是红家。政治局的大多数人是红而不专。”毛对下述情况表示同情，即官员们愿意装出对事情充满自信的样子，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十美十全的人，而实际上他们并非如此，“大概像《茶花女》中的女主角玛格瑞特，快死了，见爱人还得打扮一番。”毛需要行政机关以一种更公开和坦率的方式行事，“蓬头散发见人有何不可？”
他制定政策的方式是：想起一条写一条，把不成熟的意见提出来，自己将信将疑的东西拿出来，跟别人商量，不要一出去就是“圣旨”，不讲则已，一讲就搬不动。
毛的这个讲话的非正式版本的确充分地表明，他的观点与前些时候的讲话或声明相比发生了变化。
毛坚持他在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中提出的不同观点：
没有针锋相对不行，要么你说服我，要么我说服你，要么就是中间派。有人就是这样，大问题不表示态度。马克思主义不是不隐蔽自己的观点吗？
他对于他的政治同僚们对待他的方式抱怨道：
我是唱老夫人的，你们是唱红娘的。我是老资格吗？总该给我讲一讲。我灰心了……
我主张不断革命论，你们不要以为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革命就要趁热打铁，一个革命接着一个革命，革命要不断前进，湖南人常说：草鞋无样，边打边像。……
1958年1月底，毛成功地使全党接受了一个加快经济发展的全面规划，这个规划是后来以《工作方法六十条》而闻名的文件的一部分。它是几位参加拟定文件的领导人互相妥协的产物，但毛自己又对其中的每一段落作了审定和修改。
《工作方法六十条》的中心是，今后三年乃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因此，应当“彻底放手”发动群众。在农业生产中，要推广试验田；所有党委成员应该“一年有四个月的时间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去做调查研究”。
3月10日，毛在成都奚落了50年代初中国人的不成熟状态：
我三年不能吃鸡蛋，不能吃鸡汤，因苏联有一篇文章说不能吃鸡蛋和鸡汤，后来又说能吃。不管文章正确不正确，中国人都听了都奉行。总之是苏联第一。
这种思想体现在经济中，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重工业的设计、施工、安装，自己都不行，没有经验，中国没有专家，部长是外行，只好抄外国的，抄抄也不会鉴别。而且还在借苏联的经验和苏联专家，破中国的旧专家的资产阶级思想……
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屈服于那时苏联的精神压力，马列主义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应该平等待人……
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不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
现在该是分析斯大林这位“老佛爷”的时候了（毛年轻的时候，人们一般都用“老佛爷”这个词称呼孀居的慈禧太后），毛把斯大林的错误和功绩区分开来，他说：“中国的革命是违背斯大林的意志取得胜利的……我们革命成功了，斯大林又说是假的，我们不辩护，抗美援朝一打就真了。
几天后，在成都的第二次谈话中，毛提出了他的有关中国发展模式的新思想。他坚持认为中国能比苏联人做得好，“因为我们人多，政治条件也不同，比较生动活泼，列宁主义比较多。而他们把列宁主义一部分丧失了，死气沉沉。”
另外，建设的速度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中国不要勉强。“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有些指标高，没有措施，那就不好……”
接着，毛指出，要适应由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紧张压力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苏联就不讲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没有矛盾斗争就没有世界，就没有发展，就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老讲团结，就是‘一潭死水’，就会冷冷清清。”
在此问题上，毛直接向苏联理论家，包括作为第一任大使被斯大林派到北京来指导毛的哲学家尤金，发起了进攻。他认为，30年代由尤金主编并于40年代译成中文《简明哲学词典》，“专门与我作对。它说生死转化是形而上学，战争与和平转化是不对的，究竟谁对？请问：生物不是由死物转化的，是由何而来？……有生命的物质都是氮、氢等12种元素变成的……”
“儿子转化为父亲，父亲转化为儿子，女子转化为男子，男子转化为女子，直接转化是不行的，但是结婚后生男生女，还不是转化吗？
“宇宙也是转化的，不是永恒的，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还是要转化的，也是有始有终的……猴子变人，产生了人，整个人类最后是要消灭的，它会变成另一种东西，那时候地球也没有了。地球总要毁灭的，太阳也要冷却的。”
一通哲学议论之后，毛又回到钢铁生产上：“第二个五年计划搞二千万吨，在我脑筋中存在问题：是好还是天下大乱？我现在没有把握。所以要开会。
3月份，在成都的最后一次讲话中，毛详细地阐述了中国文化领域内的革命和公开辩论的需要。“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私有财产还存在，小集团还存在，家庭还存在，家庭是原始共产主义后期产生的，将来要消灭，有始有终。康有为的《大同书》即看到此点。家庭在历史上是生产单位，消费单位，生下一代劳动力的单位，教育儿童的单位。”
但将来家庭可能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现在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家庭还有用。当共产主义分配关系变为各取所需，各种观念形态都要变，也许几千年，至少几百年家庭将要消灭。我们许多同志对于这许多问题不敢去设想，思想狭窄得很……
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制度，“谢主龙恩”的残余。我看再不能忍耐了，当然不是明天就去打他们一顿，而是要接近他们、教育他们、交朋友。
在此，毛又大谈他常常论及的话题，即自古以来，未受过足够教育的年轻人有能力创立新的思想流派。“孔子23岁开始，耶稣有什么学问？释迦牟尼19岁创佛教……孙中山青年时有什么学问？不过高中程度。马克思开始创立辩证唯物论，年纪也很轻。”
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上不应感到困难。“现在我们要办刊物，要压倒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只要读几十本书就可以把他们打倒……”历史上有创造力的都是没有足够学问的人，而“老古董”总是反对他们。
“发明安眠药的，既不是医生，更不是有名的医生，而是一个司药。开始，德国人不相信，但法国人欢迎，从此才有安眠药。据说盘尼西林是一个染房洗衣服的发明的。美国富兰克林发明了电，他是卖报的孩子，后来成了传记作家、政治家、科学家。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当然学校也可以学到东西，不是把学校的门都关了，而是说不一定住学校。”
毛与他的中国共产党同胞们就是这样，“我们开头搞革命，还不是一些娃娃，20多岁，而那时的统治者……都是老气横秋的，讲学问他们多，讲真理我们多。”
反对“大跃进”的人提出的主要批评意见遭到毛的反驳。比如张奚若，他是非共产党人士，曾在伦敦经济学院从师于拉斯基，50年代任中国的教育部长。
“张奚若批评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无产阶级就是这样嘛！……水利、整风、反右派、6亿人口搞大运动，不是好大喜功吗？我们搞平均先进定额不是急功近利吗？不鄙视旧制度、反动的生产关系，我们干什么？我们不迷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干什么？
毛走遍全国，鼓励地方党的干部抛掉怀疑和犹豫，掀起新的生产**：
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
一场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天地土崩瓦解了。彻底扫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这些东西崩溃之势已成，则是确定无疑的了。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6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1958年春夏，中国出现了人民公社。这个名字源于毛心醉神迷的巴黎公社。陈伯达的文章首先暗示了公社问题，文章指出，毛希望看到合作社转变成为工业和农业兼容并包的综合性机构，构成国家的基层社会组织。事实上，合作社已经在合并，目的是推进大型堤坝和灌溉工程的建设。但是现在，人们知道了毛的想法是要把工业、商业、教育、行政并入一个巨大的社会结构中去。
夏天，毛走访了三个省份，想亲自看看工作进展情况，最后他赞扬了七里营公社，他说：“有希望啊！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有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社。”两三天后，他以更具概括性的语言提出了赞许，并被农村干部们视为全国都要遵循建立人民公社的信号，尽管公社还没有被党的中央委员会认可。毛以为通过人民公社，再加上若干年，中国在6年或7年内便能达到共产主义。
然而，毛的批评者依旧畅言无忌。4月24日，毛的湖南同乡和井冈山的老战友、国防部长彭德怀，率领一个中国友好军事使团去访问华沙条约国的首都。他正好与高级官员、外交部副部长洛甫同机旅行。洛甫是作为中国观察家去华沙参加华沙条约国外长会议的。他们大概就最近毛领导下的政策方面的戏剧性变化交换了意见。身为驻共产国际的前中国代表和驻莫斯科的前大使的洛甫，透露了毛和克里姆林宫的争论。
彭对毛的全民武装概念，即所谓创立群众性的民兵组织的思想早就心怀疑问。他相信，假如有一支受雇于军营而不是稻田里的完全职业性的军队，加上唯一可以利用的盟国苏联所提供的核武器，中国的情况会更佳。所以，彭不赞成毛与莫斯科分道扬镳。
5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尽管存在着广泛的分歧，毛最终还是得到了会议对“大跃进”的认可。他作了四次讲话，论及所有的重要问题并攻击了几个靶子，其中之一是中国人缺乏自信心，他们总是想知道外国导师，如马克思是怎么说的。马克思“住在很高的楼上，要搭好几层楼梯才能爬得上去，我这一辈子没有希望了……”然而，“楼梯是可以造成的，而且还可以造升降机”。这导致了毛非常喜欢的一种教育方法，即通过望远镜的另一头来观察事物的方法的盛行。他让中国人用外国人的眼睛来看自己。
“我问过在我身边的一些同志，我们是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上？他们大家都摇头说，不是的，住在地上。我说，不，我们是住在天上。在地球上看到别的星球是在天上，如果别的星球上有人，他们一看我们，不就是在天上了吗？所以我说，我们是住在天上，同时又是住在地上。中国人喜欢神仙，我问他们，我们算不算神仙？他们说不算。我说，不对，神仙是住在天上的，我们住在地球上，也即住在天上，为什么不算神仙？如果别的星球上有人，他们不是把我们看成神仙吗？第三，问他们中国人算不算洋人？他们说，不算，外国人才算是洋人。我说，不对。中国人也叫洋人。因为，我们看外国人是洋人，外国人看中国人不也是洋人吗？”
毛承认他在许多问题上无知。“我也不懂工业，我对工业也是一窍不通，可是我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我和几个管工业的谈过，开始不懂，学过几年，也就懂了，有什么了不起。”
在列举了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名人之后，毛禁不住历数了所有最著名的皇帝的名字，并且大胆地把自己同这些人作了令人感兴趣的比较。秦始皇乃公元前一世纪秦朝的创建者，毛说他一直是“厚今薄古”的专家。
林彪插话：“秦始皇焚书坑儒。”
这个插话助长了毛的谈兴，他继续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4万6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至此，全议厅里大笑起来。
这时，毛是那样地洋溢着乐观主义情绪，以至于他居然设想起中国取得强国地位后的情景，“我看，15年后，尾巴肯定要翘起来，要出大国沙文主义。”但是，中国的事业终于沿着正确的方向迈进了。“信心提高了，是由于农业生产大跃进……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会提前达到。”
毛申斥了前一天的一位发言者，因为他说跟着“某一个人走”就不会错。“这个人就指的我。这句话要修正一下，又跟又不跟。一个人有对有不对，对就跟，不对就不跟，不要糊里糊涂地跟……真理在那，就跟……要独立思考。”
5月18日，毛讲话的每一行字都把乐观主义情绪传输到与会代表们的头脑里去。“明年1100万吨钢，后年1700万吨钢，会震动世界，”他自夸道，“假如5年内达到4000万吨，我们可以在7年内赶上英国。再有8年我们可以赶上美国。”
中国不必担心人口会成为厄运的守候神。“我们不要害怕8亿或者10亿人口。美国记者说，一百年后，中国人口会构成世界人口的一半。到那时，我们文化水平提高了。当全民都受过大学教育的时候，他们自然会控制人口。”
他还为自己的冲动辩解说：“我有意让右派分子整风。在想出办法前先放。斗争上几轮也就明白了。
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使他在百花齐放运动中的同盟者转而与他对立。由于百花齐放运动威胁到刘少奇的党的机构，所以刘及其支持者反对这一运动。而周恩来与该运动毫无利害冲突，所以他支持毛。但是现在，轮到国务院里周的专家治国论者的经济计划机构受到毛对经济非同寻常的干预的威协了，因此周起而反对。此时的刘在“大跃进”问题上虽然有些不情愿，但还准备同意毛的见解。
恰恰是在“八大”二次会议给了毛自由行事的权威之后，正在东欧访问的彭德怀，于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和赫鲁晓夫进行了一次会谈。后来，有人断言他向苏联领导人发泄了一通怨气，说他与中国党内的其他人反对毛的领导。
6月，毛在军事委员会的一次座谈会上发言，为了给战友们以震动，使他们减弱对俄国人的依赖感，及时编一本战斗条例的问题被提了出来，毛说：“当苏联顾问同志看到我们没有模仿他们时，就进行非难，不高兴。我们可以问问这些苏联同志：你们模仿我们的条例吗？如果他们说不，那么我们说，如果你们不模仿我们的，我们也不模仿你们的……我们有丰富的经验，比苏联丰富。我们不应当认为我们的经验没有价值。这是错误的。”
从来都是人云亦云的林彪插话道：“我们的经验非常丰富。我们不应该因为金子是黄色矿粉而把它扔掉。
6月底，毛读了《人民日报》刊载的一则消息，说某个地区消灭了血吸虫，根治了血吸虫病。这使他“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所作之诗名曰“送瘟神”：
绿水青山枉自多，
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
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
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
一样悲欢逐逝波。
春风杨柳万千条，
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
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
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
纸船明烛照天烧。
一个月后，由于赫鲁晓夫唯恐苏联人会卷入中国与美国在台湾海峡的强烈对峙，所以他出人意料地飞到中国访问。他和毛进行了会谈。会谈中提出一个与9年前毛和斯大林讨论过的占领上海一事相似的问题。这次令赫鲁晓夫大惑不解的是，当中国人能够从国民党手中解放沿海的金门和马祖两岛时，他们却没有这么做。
他问：“毛泽东同志，你们为什么在即将胜利的时候停下来呢？”
“我们心中有数。”毛说。
“什么叫心中有数？你们发动这次战斗的本来目的是要拿下这些岛屿，可是你们在就要达到目的的时候停下来了。这能证明什么呢？你现在是不是想对我说，你们从来就没有打算完成你们的作战计划？”
毛答道：“我们只是想显示一下我们的潜力。我们不希望蒋离我们太远了。我们想让他待在我们够得着的地方。让他待在金门、马祖，我们就能以空军和岸上大炮来打他。如果我们占领了这些岛屿，我们就会失去想叫他什么时候不舒服就什么时候让他不舒服的能力。
赫鲁晓夫不懂得这个策略。他提议和中国建立联合海军队伍。毛把这个建议称为无理要求，目的是让中国处在苏联的军事控制之下。
四年后，毛在一个讲话中抱怨（赫鲁晓夫）：“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他就想封锁中国海岸，要在我们国家搞联合共同舰队，控制海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