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百花齐放（1957）
1957年1月初，毛泽东向中国的旧式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做出一种大概比他倡导百家争鸣时更为勇敢的姿态。毛通知《诗刊》编辑部可以发表他以前写的中国古典诗词。对此，他解释道：“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再者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
毛的诗词的某些私人辑录本已经流传开来，但毛对他的作品似乎总是不以为然。罗伯特·帕宁曾在延安发回的一篇报道中说，“无论你如何谈他的诗，他最后总是只有一个决断性的回答—这些都是非常糟糕的诗作，羞于见人。这纯属胡言乱语，但它恰恰给毛以某种满足，因此他会咯咯地笑个不停，其实他知道，这些诗作是非常好的。”
毛的诗作大多是采用词的形式，这种形式最早起源于晚唐时期（公元9世纪），在宋朝得到完善（公元11至12世纪）。毛在1965年给外交部长陈毅的信中说：“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我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
毛察觉到，作为一个革命者写作古典诗词是不合适的。因为这种形式不容易表达有关阶级斗争和革命等现代题材。毛的老对手王明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毛的诗词的评价是非常苛刻的，他提醒说：“毛的这些作品中没有一首歌颂马克思列宁主义、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工人阶级，没有一首描写工农兵的生活。”
毛泽东自己也感到出版他的诗词可能会引起一些误解，他在给《诗刊》编辑部的信中写道：“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
一年后，毛在一次讲话中就中国人写的现代诗歌，比较直率地谈了他的看法：“今天的新诗没有什么格式，没有人读，即使你给我100元，我也不读。
那些有资格品评毛的诗歌的人对它们的评价也不尽相同。一位来自湖南的著名的古典文学学者认为，毛的诗词，“肯定不是经过深思熟虑完成的……在他的诗词中表现出一种旁若无人的冲力和冲动，我不同意那种认为毛的诗歌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观点。郭沫若，这位毛政府中的优秀诗人认为：“主席的诗词经过反复锤炼，所以气魄雄浑而音调和谐，豪迈绝伦而平易可亲。人人爱读，处处传诵。”他进一步说，“然而在事实上却未见得人人都懂，首首都懂。
陈志让，这位生活在西方的毛的华人传记作者，对毛的诗歌的评价是这样的：“虽然，这些诗词的艺术水平参差不齐，但它们并非等闲之作，这些诗词将使毛本人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据有一席之地，这和他在政治领域内的领袖地位毫无关系。”傅聪，这位从毛的中国逃出来的著名钢琴艺术家，一直称颂毛是一位“伟大的诗人”。
1945年，毛泽东曾经把他的诗词当做有力的政治武器。当时，他以“雪”为题填写的一首《沁园春》词，轰动了山城，使重庆舆论界俯首缴械。同样，1957年初，在他的最大的言论自由实验—或者像他喜欢称做的“大民主运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前夕，他以自己古典诗词的公开出版，解除了中国知识分子心理上的武装。
在1957年初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两次讲话。他提出，应该允许知识分子自由辩论。他通过对党的干部闹级别问题的批评，点明他心中的靶子。级别问题，在党内无疑是十分敏感的。他说：“现在有些干部争名夺利，唯利是图……那些闹级别，升得降不得的人，在这一点上，还不如这个旧官僚。他们不是比艰苦，比多做工作少得享受，而是比阔气，比级别，比地位。”
接着毛谈到了大民主问题，他说：
“大民主也没有什么可怕。在这个问题上，我跟你们不同，你们有些同志好像很怕。我说来一个大民主，第一不怕，第二要加以分析，看他讲什么，做什么。那些坏人在搞所谓大民主的时候，一定要做出错误的行动，讲出错误的话，暴露和孤立他们自己……在匈牙利，大民主一来，把党政军都搞垮了。在中国，这一条是不会发生的。几个学生娃娃一冲，党政军就全部瓦解，那除非我们这些人完全是饭桶。”
在第二次讲话中，毛泽东再一次支持公开的辩论，在谈到中苏关系时，他说：
“我看总是要扯皮的，不要设想共产党之间就没有皮扯。世界上哪有不扯皮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个扯皮的主义，就是讲矛盾讲斗争……”
他强调真理必须跟谬误相比较，相斗争。
“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
“要学会这么一种领导艺术，不要什么事情总是捂着。人家一发怪议论，一罢工，一请愿，你就把他一棍子打回去，总觉得这是世界上不应有之事……对于闹事，要分几种情况处理……闹得有道理，是应当闹的；闹得无道理，是闹不出什么名堂的。”
与此同时，周恩来中断了对亚洲几个国家的访问，赶赴莫斯科、布达佩斯和华沙，就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骚乱申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我在电话里告诉周恩来同志，”毛最后解释道，“这些人是利令智昏，对他们的办法，最好是臭骂一顿。
1957年2月27日，毛第一次在党外—在有1800人参加的包括许多非共产主义者和党外人士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他著名的关于百花齐放的讲话，这个讲话的题目叫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越过了他那些历经百战的同事们，没有就他提出的关于促进党的整风和言论自由的新纲领征求他们的意见。
在毛的这次会议讲话中，领导干部扮演了一个被责骂的角色。刘少奇显然不同意这种看法，他没有出席会议，像彭德怀、林彪那样称病不出。林伯渠和朱德则离开北京，并表示了他们异议，甚至罗荣桓，毛的追随者之一，也没有出席会议。大部分关注东欧骚乱的中国领导人认为，有必要在美帝主义面前保持共产主义世界内部的团结，“不能动摇社会主义阵营”是共同的目标。周恩来带回一个稍有些不同的信息，他说国内改革是共产主义存在的关键，毛对这些表示完全同意。
在以后的几个星期中，毛的4个小时讲话的录音在全国有选择地向一部分人播放。有位上海的商人听了这个讲话录音，后来他描述了“毛主席缓慢温和的声音”所讲述的内容。毛首先谈到了匈牙利事件以及在中国的反响，承认在国内发生了罢工、学生骚乱和农民的不满。
毛揭露说，一个高级干部在夜里工作，准备散发反苏传单。一个著名学者公开说，“为了人民的利益”要杀几千名共产党人。这些人大部分都不是反革命，问题出在党的干部中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他们对群众的意见不是采用说服和教育的手段，而是使用压制的方法，所以现在必须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缺点，以便于他们改正这些缺点。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发生了一些偏差，导致了失误，这些错误将得到纠正。但帝国主义分子说有2000万人民被作为反革命分子杀掉了，是极其荒谬的。实际数字“不超过70万人”。
在全国，将开展一次党的整风运动，为了这次整风运动的成功，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人民通过批评达到帮助党的目的，允许言论自由和提出不满意见。他们不会受到报复。实际上，那些不发表批评意见的人“不是我们的朋友”。
至于毛本人，就像一位著名歌剧的主角，现在变得太老了，不便于担任主演。他可能很快退为B角。关于从“香花”中辨认“毒草”的标准，他在讲话中也没有提出来。这次讲话给他的听众留下的印象是，一位真诚的领导人将要使其政策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根据来自东欧国家的消息，《纽约时报》登载了毛在2月27日讲话的摘录，显然毛想在北京出版经他本人同意的版本，但直到党中央一致认为在文章中应加入限制自由的论述后，毛方如愿。
这篇讲话先是在6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出来，这时距讲话首次发表已经有3个多月了。公开发表时删去了70万反革命被枪决的事例，加进了判断言论和是非—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这些标准归结为一点就是，“它们应当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
毛在几年后再次谈到它时说：“匈牙利事件以后，我们允许发表自由言论，成千上万的小匈牙利分子跳了出来，40多万右派分子不得不加以清除。”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终于出版了，它论述了中国国内所面临着的两种社会矛盾，即人民和“敌人”之间以及人民内部的矛盾，那么谁是“人民”呢？
毛指出，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段、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矛盾。这自然是属于对抗性矛盾。“但是在我们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
人民民主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政权，是建立在自由和民主思想之上的。“但是这个自由是有领导的自由，这个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毛间接提到匈牙利事件在中国所产生的影响。“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我国有些人感到高兴。他们希望在中国也出现一个那样的事件，有成千上万的人上街，去反对人民政府。但是匈牙利的示威者错误地用暴力行为对付人民政府，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几个星期的骚乱，给予经济方面的损失，需要长时间才能恢复。”
如何理解国家的强制作用呢？
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
如果采取恐怖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那将会使这些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就像匈牙利事件那样……你生前不允许别人批评，死后终将被批评的……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做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做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论在全人口中间，或者在知识分子中间，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是什么？作为党所一直坚持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否能被批评？对此，毛回答说：
“当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么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
“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
最后，在谈到去年在个别地方发生的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的事件的危害时，他说：“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这最后导致了60年代的“**”。
此后，毛到济南和南京视察，并对这两个省的干部分别发表了讲话。他强调广大干部应保持艰苦奋斗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他再次严厉责斥一些干部为了自己的级别四处奔忙的行为，要求他们按照共产主义者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说：
听说去年评级的时候，就有些人闹得不像样子，痛哭流涕……评级评得他不对头的时候，就双泪长流。在打蒋介石的时候，抗美援朝的时候，土地改革的时候，镇压反革命的时候，他一滴眼泪也不出，搞社会主义他一滴眼泪也不出，一触动到他个人的利益，就双泪长流……
世界上是有许多不公道的事情，那个级可能评得不对，那也无须闹，无关大局……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经过整风重新振作起来。
1957年4月，毛去杭州疗养。杭州是位于上海西南的一个美丽的亚热带城市，公元13世纪曾是南宋的首都。为了继续他以后20年的政治生涯，毛在此度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光，远离北京那些讨厌的报告、繁文缛节和阴谋。杭州在夏末时很闷热，气温高达华氏106°，在这样的高温下，即使空调也不能把温度降到华氏86°，但作为一个湖南人，毛对这种气候是很适应的。
在杭州，毛抱怨北京党的领导人和党的报纸（没有刊登有关决定的报道）阻碍了他的“百花齐放”运动。在对地方干部讲话时，他承认他的观点只代表了少数人，他说，军队的宣传干部在报上公开批评“百花齐放”的自由政策带来的不良后果。“他们代表党内90%的同志，所以我没有群众基础。”尽管他很被动地强调指出：“我不是鼓励群众造成混乱，我不是开促乱的会议。”但他坚持认为，党在这一时期内要“放”，要接受批评。
在这种情绪下，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发展前途是充满了艰难险阻的。他说：“如果一万年以后地球毁灭了，至少在这一万年以内，还有闹事问题。不过我们管不着一万年那么远的事情，我们要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认真取得处理这个问题的经验。几天以后，《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社论，文章指出：“必须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认为“在我国几百万知识分子中，还只有少数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比较熟悉；多数人愿意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学得还很少……还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不很欢迎，甚至保持敌对情绪”。因此，知识分子必须接受教育，必须进行改造。文章强调“要帮助几百万知识分子在当前的伟大历史变革时期实现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光荣使命”。
毛使出浑身解数，终于迫使中央委员会同意—显然是极其勉强的—开展一次新的和风细雨的整风运动。尽管这样，由此导致的骚乱仍超过了以前。刘少奇打算提出这一运动的目标，首先应该是主观主义，其次是官僚主义，再次是宗派主义。但是，毛坚持把官僚主义放在第一位，以此作为动员党外群众参加党内整风运动的根据。这种把自己暴露给党外人士的做法，肯定使毛的同志们耿耿于怀。
但在4月30日，毛发出了指示：“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运动……应该多采用同志间的谈心方式，即个别地交谈，而不要开批评大会，或者斗争大会。
这个运动从5月1日持续到6月7日，毛本来希望能再延长一些时间，最好进行几个月，但由于他的同事们的抵制，他最终只好作出了让步。艺术家、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的政治家和学生对他们能够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思想和主张表示满意，他们倾诉出长期受压抑的怨言。
5月19日以后，北京大学的自由演讲活动突然变得过激起来，每天都出现数百张标语，不断攻击和侮辱党的干部。5月23日，一位年轻的女演讲者在北大“民主广场”发表演说，指出毛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今天已不再适用。
一名学生因每天撰写大字报而闻名全国，他的每篇文章都可称得上是“毒草”。在第一篇文章中他引用了赫拉克利特的话：“在伊佛索，所有的成年男子都应该去死，市政应该交给羽翼未丰的年轻人。”他批评《人民日报》是“封锁真理的长城”。
这个勇敢的年轻人要求年青的一代去表现自己，“除了那些‘三好学生’（或者说是蠢材、样板学生，或说是‘小小螺丝钉’或是‘毛泽东的孩子们’或随便你怎么讲，都是一样的），即已完全丧失了思考能力的人外，中国青年中存在着成千上万的有智慧的和非凡的人物。”这条标语署名为“Puer Robustus Sed Malitiosus”。(8)
另外一个参加双百运动的人是前国民党的老将军，四年前他曾介入毛和哲学家梁漱溟的争吵。现在他指出毛的性格“暴躁、冲动、鲁莽”，这就“经常影响他的决策，引起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不必要的偏差”。
在这场运动中，毛充满感情地写了一首著名的词作，惟一一次公开地提到了他的个人生活，在这首名为《蝶恋花》的词中，毛回忆了他的第一个妻子—杨开慧的生平和她牺牲的事迹。他充满深情地写道，“我失骄杨君失柳……”
不久，那位在1927年毛离家出走之后一直在长沙陪伴杨开慧的女士(9) 到北京看望毛泽东。这是一位始终坚持正义的妇女，她的来访使毛重新唤起了对昔日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日子的深深回忆。当这位客人谈到杨开慧的勇气、忠诚和对他们的孩子—岸英的希望时，毛热泪盈眶，“开慧是个好人”，“岸英是个好孩子”，他们能说的只有这两句话。
到了5月15日，也就是在“鸣放”进行了两个星期之后，毛打算中止这场政治运动。他在给党内干部写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应当受到批判，不批判教条主义，许多错事不能改正。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
马克思主义者组成了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原先接受了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现在又要求退回到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毛指出：“现在有些人想翻案，那不行。只要他们翻这两条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他们的位置。那是西方世界（一名为自由国家）的理想，还是请你们到那里去吧！许多人这样做了，例如钢琴家傅聪受官方派遣到华沙学习，但却非官方地逃到英国，在那里与耶胡迪·梅纽因的女儿结了婚。成千上万的人通过香港来到北美、欧洲、东南亚和澳大利亚。
又过了10天，毛开始限制“百花齐放”运动。他告诉出席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年轻的非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这期间，在北京大学传抄着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的节译本，这是从《纽约时报》摘录的。
一位在政府担任部长的非党人士说：“尊敬的毛以为民主党派会很有礼貌地有限度地提出一些批评意见。但这一估计是不足的，”他解释道，“他没有想到党可能会犯有那么多的错误。”各省的党的干部们拍来的电报被形容为“似雪片飞来”，他们一致要求停止运动。
到6月8日，毛投降了。他发出了党内指示，要求集中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那些公开讲演批评政府的人现在被作为资产阶级右派而受到打击，一些精明的非党人士从开始的时候就预料到这个结果。武汉骚乱的学生领导人实际上已被处决。
现在，毛在政治局里的支持者已经失去半数，一两个动摇者受到攻击和责难。这种不十分拥护他的情况以前也曾有过。例如，在1955年，当时他坚持要提前进行农业集体化，但那时他的主张最终被大家接受了。现在，他的“百花齐放”运动遇到了麻烦。北京市长彭真曾对他的亲密僚属说：
“斯大林自己认为他永远绝对正确，结果他……被……谴责并被击得粉碎……
“所有的人都会犯错误，区别只是错误的程度和性质不同而已……我党的干部都是党的工具，问题在于像毛泽东同志这样的工具怎样才能运用得更好。
但是，学生们并没有善罢甘休，北京大学贴出了又一张大字报，署名是“一部分历史系一年级学生”。大字报说：
“善良的朋友们！我们所有的人都被欺骗了！共产党修正错误的目的不是去掉三害，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或改正工作方法，而是获得更大的权力，以便更好地统治‘愚昧’的中国人民，这不是很清楚吗？虽然皇帝给他的党下令改变工作作风和方法，但各级官僚依然故我，一切都像从前一样。最近，皇帝发现了一些‘右翼分子’，他现在要用他们去威吓‘愚昧’的中国人民！”
7月1日，毛在《人民日报》写的一篇社论中，对“百花齐放”运动中出现的把民主党派引入歧途的问题进行辩护。他说：整风“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毛显然有理由不想看到那些在5月初由他发动起来的一流右派受到他的党内同事的惩罚。在这一点上，周恩来支持他。然而，刘少奇和彭真领导的党组织，仍计划严厉处理民主党派的政治家们。最终的结果是，攻击毛允许散布批评言论的这些政治家们发动了一系列惩罚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一个右派被证明说过合作化运动不好的话，“农民们正在诅咒毛主席”。还有一些人非难毛的性格粗暴，等等。毛被指责不理会党内自己的同志，而去支持非马克思主义的阿谀者和机会主义者。
毛的防卫办法就是到全国各地去解释他对事情的看法，比如7月9日他在上海对干部们发表了一次谈话，其中说：
“我就是这么一个人，要办什么事，要决定什么大计，就非问问工农群众不可，跟他们谈一谈，跟他们商量，跟接近他们的干部商量，看能行不能行。这就要到各地方跑一跑。蹲在北京可不得了，北京是什么东西都不出的呀！”
这就是毛的所有关于人民的乐天派的观点。“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但是，每隔二年或三年“放火”一次是必要的。
“在延安我们没有这样大的胆子，没有经验，没有禁止，也没有放。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没有干过，没有经验，这次大鸣大放增加了我们的经验。将来还是要鸣放。‘百花齐放’不包括反革命在内，一年一放还会放出来。把人民当敌人压是很危险的。
毛丝毫没有放弃他的乐观派观点，如今他又把这种观点发挥在有关经济问题的讨论中。两天后，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他就人口问题发表了讲话，他说：“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将来，中国要变成世界第一个高产的国家……我看一个人平均三亩地太多了，将来只要几分地就尽够吃。当然，还是要节制生育，我不是来奖励生育……计划生育，也来个10年规划……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
毛建议说，如果建立更多的小钢铁厂，钢的产量将迅速提高。他要求宣传“多、快、好、省”的口号，这个口号在1956年下半年被“一阵风”刮下来了，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有没有可能？请大家研究一下。
毛还谈到了改变中国人的体质的雄心，在1957年10月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他提到了“除四害”问题，即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他说：
“我对这件事很有兴趣，不晓得诸位如何？恐怕你们也是有兴趣的吧！除四害是一个大的清洁卫生运动，是一个破除迷信的运动。把这几样东西搞掉也是不容易的。除四害也要搞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如果动员全体人民来搞，搞出一点成绩来，我看人们的心理状态是会变的，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我们要使我们这个民族振作起来。
“计划生育也有希望做好。这件事也要经过大辩论，要几年试点，几年推广，几年普及。”
“我说我们这个国家是完全有希望的。”毛泽东最后自信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