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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月，邓小平担任了毛泽东要他担任的所有职位。王洪文在党内的排名仍然高于邓小平，但他已经被剥夺了自1974年以来主持党中央日常事务的权力。在军委会里，叶剑英的排名高于邓小平，但叶愿意放手让邓小平全力去处理跟军事有关的政治工作。

邓小平立即抓紧时间运用赋予他的新的权力。对于一位70岁的人来说，他在此后的9个月当中所表现的充沛活力令人称奇。他至少召集了十次会议，详细讨论社会经济等问题。每次会议他都讲话。他还主持了许多次国务院会议。在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四人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还视察了几个边远省份，又去法国作了一次感性访问。他还会见了几十位外宾。

邓小平首先处理组织上的问题，其中最严重的是国营企业内部的不安定，很多企业士气低落、纪律涣散。在铁路系统和钢铁企业，这种现象最为严重。他向各地主管工业的书记发表讲话，提出要加强“集中和统一”，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惩处各地制造麻烦的人。他透露，1974年发生755起重大铁路事故（1964年才88起）。一个最重要的铁路中转站，江苏徐州车站竟被当地一名造反派头头控制着，他说：

比如，徐州那个闹事的头头“本事”可大了，实际上是他在那个地方专政。对这种人不及时处理，等到哪一年呀？我说，只等他一个月，等到3月底。如果再不转变……那样性质就变了。

然而，造反派头头对邓小平的警告置之不理，于是邓小平派部队去徐州把那个造反派头头抓了起来。

邓小平同时着手处理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他依据的是周恩来1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号召的到20世纪末实现中国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观点。周恩来最早是在1965年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口号的，但当时显然未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而且毛泽东当时认为应该把重点放在其他项目上。这一次，邓小平先设法取得毛泽东的支持，他说：

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走

设想：第一步是到1980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是到20世纪末，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来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的奋斗。这就是大局。

1975年夏季，在邓小平的主持下，提出了三个报告。这三个报告是《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关于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和内容更加深刻和更具有挑战性的《论全党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第二个报告的作者之一是胡耀邦。他在“**”以前当了许多年共青团第一书记。第三个报告的作者是邓力群。他曾经当过刘少奇的秘书，后来在80年代成为著名的政治保守派。由于当时党中央缺少邓小平相信的协调单位，胡耀邦、邓力群担当了邓小平的参谋的角色。

邓小平的作风是雷厉风行，干事抓得紧，行动快。他在推行重要措施之前，先取得毛泽东的同意，并把他的所有政策和毛泽东说过的话扯上关系。对他的敌人，他宁可对抗也决不回避。而他的政敌“四人帮”，却在这时又犯了两项重大的错误。他们阴谋破坏邓小平推行的整顿，他们指责让自1966年被贬黜的部长、官员和军队干部恢复工作是“走后门”。但他们这次没摸准毛泽东的心思。毛泽东现在最关心的是国家的安定团结，所以他批评“四人帮”搞分裂。接着，在那年春天，“四人帮”又误解了毛泽东号召全国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真实目的，又一次惹恼了毛泽东。毛泽东原想通过提醒全党注意反革命的威胁依然存在，来平衡周恩来要求发展经济的呼吁。张春桥、姚文元作出反应，写出长篇理论文章，批判只关心物质利益和坚持“资产阶级法权”，会首先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而后他们将问鼎国家政权。张说，新生资产阶级将从党内出现。姚说，新生资产阶级将产生于社会上大量聚积财富的集团。这些文章没有提出积极的具体的经济纲领，也没有补充周的经济发展纲要，而只是**裸地一味攻击。

在随后召开的两次政治局的会议上，爆发了政治冲突。在第一次会议上，在叶剑英和李先念的支持下，邓小平批评“四人帮”滥用毛泽东的指示；在第二次会议上，毛泽东直接批评“四人帮”。他说，他们忽视他的“三要三不”指示（要搞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要他们不要再结帮派，而且由于事实上他们已经组成一个帮派，所以，政治局应该讨论并解决这个问题。这些批评使“四人帮”完全落于守势。王洪文甚至因此退回上海，江青也被迫写了自我批评的短文。从那年夏天到秋天，邓小平和他的支持者可说志得意满，事事顺心。

但到了1975年的10月底、11月初，情势发生了逆转。原因很简单，毛泽东认为，邓小平的各种计划已经开始威胁到“**”的成果。在毛泽东的眼中，邓小平有两项做法令他最为不满。其中之一是他使用代表“重要环节”的“纲”这个字来形容毛泽东所作的一系列指示（在这些指示中，毛泽东强调，要安定与团结，要加速经济发展）。这犯了毛泽东的大忌。因为在毛泽东的心目中，“纲”只能用来形容阶级斗争，例如“阶级斗争为纲”。

另一件事是，邓小平支持清华大学开除该校两名支持“四人帮”的积极分子。这两人上书毛泽东，毛泽东支持他们。他们于是公开宣称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并且扬言要发动运动反击“右倾翻案风”。毛泽东接着发表讲话说有“一些领导人”从7月到9月散布毫无根据的政治谣言，分裂党的领导，攻击“**”和它的成果。11月底，他讲话的内容摘要被公安部部长华国锋在通气会上作了宣读。在政治局所有的常委中，只有他一个人既不是“四人帮”党羽，也不是邓小平的支持者。接着，毛泽东讲话摘要又向各省委作了传达。据说，邓小平当时就被取消所有政府职责，只留下主管外交事务。不管真相如何，华国锋宣读这项声明就等于是宣判邓小平失去了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因此，也失去了指挥党与政府事务的权力。

对邓小平来说，紧接着的四个月，很像是1966年7月到11月的那段日子，他每天遭受激进派的猛烈攻击。但他这一次采取了不同的反应。在1966年，他同意作羞辱性的自我批评；现在，在1976年，他又被要求这样做（毛泽东通过叶剑英向他施压），但他坚决拒绝这样做。他也知道，如果他批评自己从1973年以来的任何作为，那么在毛泽东死后一定会发生的政治斗争中，他一定非败不可。

面对“四人帮”的强压，邓小平的策略是什么也不说。在1975年3月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四人帮”及其追随者曾当面攻击邓小平。邓小平的做法就是关掉助听器，称没听到他们说什么。

当年冬天和第二年春天发生了一连串的大事，周恩来去世，华国锋被任命为代理总理，以及北京市民发动大示威。他们这样做除了表达对周恩来的敬意之外，也表示他们认为，邓小平才是周恩来的适当继承者，同时也表示他们唾弃“四人帮”的所作所为。

从1975年8月起，周恩来住进医院再未出来。10月他做了至少三次手术，但手术都不成功。到了12月，他经常处于昏迷状态。他的妻子邓颖超和叶剑英、李先念在他神智清醒时向他讲讲有关的政治情况。毛泽东本人在8月也做了白内障手术，他显然未向周表示安慰和同情。他没有让周避开“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攻击，虽然他可以这样做。

周恩来在1976年1月8日去世，邓小平虽然已经在政治上失势了两个多月，但仍获准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在周的葬礼上作合乎礼仪的悼词。邓小平避免显示任何私人情感，以免被“四人帮”抓到把柄，说他和毛泽东不信任的人有密切关系。他告诉毛泽东，周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专注聆听着毛泽东的一首关于革命的古诗词。他赞扬周谦虚谨慎、不摆架子、平易近人的优秀品德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这些措辞都很谨慎。不管“四人帮”如何不服气，但他们确实无法批评周恩来的做人态度。

周恩来的去世意味着毛泽东终于不得不确定谁是周的继承人。他着实犹豫了一阵子，很仔细地考虑了各个够资格的人。一个月后，他告诉政治局，也许是通过他侄子毛远新（他秋季住在毛泽东家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告诉的。他建议华国锋负责管理政府工作，但先担任代总理。

对于未能当上总理，邓小平可能有点失望。但他也一定不会感到意外。张春桥是仅次于邓的副总理，他深感失望。这显出他没多少政治远见，“四人帮”垮台后党内传达的文件表明，毛泽东对他们的愤怒程度在整个1975年达到顶点。他甚至说过他认为“四人帮”谁也不合适担当更高的职务。虽然华是个折中妥协后的人选，而且他只是从1973年起才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但是他并不怀疑自己拥有担当此任和赢得提升的才干。他作为一个性情冷漠、缺乏想象力的人，可能没有察觉到从长远看他的地位是过渡性的，并不稳定。毛泽东对他的称赞固然是一笔很大的政治资本，但是一旦毛泽东去世，这反而会成为他最大的政治负担。如果“四人帮”要打倒邓和他的支持者，华肯定会被“四人帮”看作是挡住他们去路的眼中钉。如果邓小平等人打倒了“四人帮”，华国锋也同样会被看作是眼中钉。

在此同时，“四人帮”的一些做法也显示出，毛泽东不信任他们是正确的。不管华的地位多么不稳，他毕竟是毛泽东指定的继承人，是当时中央的负责人，“四人帮”不仅不设法争取华的信任，反而不同华商量就继续批邓。他们还指使写作班子在报刊发表文章暗示华是个胆小、愚蠢和缺少经验的人。更为狂妄的是，他们竟诽谤纪念周恩来，他们恨周，周也憎恶他们。现在周不在了，他们抹黑周除了满足复仇欲外，什么好处也没捞到。相反，由于广大人民爱戴周恩来，千百万党员也非常尊敬他，“四人帮”的这一行径造成了很大的反效果，对他们来说，损失很大。2月、3月“四人帮”加剧批邓运动。2月26日政治局决定可以在报刊和非官方的宣传材料上点名批邓。江青立即开始辱骂邓，骂他“反革命老手”。江青还召集一次全国性的清洗干部的会议，在会上她甚至骂邓是“卖国贼”。邓之所以还能免于被完全打倒，主要是毛泽东有指示，说邓的问题应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江青明确表示她不赞成这一指示，但华国锋说领导集体必须遵守毛泽东的指示。邓没有躲起来，也没有为不出席“四人帮”在3月召集的政治局会议找借口，尽管他知道这次会议是专门为批判他而召开的。这表明邓小平此时已经看出，他可以经受得住这场政治风暴。

到了3月底，双方形成僵局。“四人帮”既没有能够说服毛泽东停止保邓小平，也没有能够说服华国锋不要理会毛泽东保护邓小平的指示。甚至也没有迹象显示出批邓运动使邓小平的声望受到伤害。事实恰好与之相反（许多外国人报道说，“四人帮”的党羽在北京的街头张贴了许多批判邓小平的大字报，并在上面引用邓的一些原话，群众一边看一边点头称赞邓的讲话，并露出会心的微笑）。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斗争也没有取得进展。因为在2月底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华国锋说，邓小平攻击“文化大革

命”，背弃主席革命路线，犯了严重错误。

这种僵持不下的局面，被“四人帮”攻击周恩来的行动打破。2月25日，十年前曾刊登姚文元撰写的批判吴晗的文章的上海《文汇报》刊登了一篇社论，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梦想复辟，至今死不改悔、顽固不化。上海是在“四人帮”控制之下，但是离上海一百公里之外的南京不在他们控制之下。就在社论发表的第二天，南京大学的学生举行抗议示威，表达对周恩来的支持。他们被驱散了。“四人帮”在全国的报刊上封锁有关抗议事件的任何消息，但是此事依旧很快传播开来。有的是被过往的旅客传播的，有的是通过学生用沥青在火车车厢外涂写的消息。总之，是通过火车把这件事传遍全国。这件事让北京受到巨大震动，大大激发了群众怀念周恩来的情感。他们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下放满了花圈。第一批花圈被警察移走了。可是随后许多士兵、工人和学生放置的花圈没有再被搬走。

4月4日，大批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有的在纪念碑前放置花环，有的拉起白布条，有的发表演说，有的朗诵诗歌。这些诗歌与布条的内容，一方面颂扬周恩来，一方面批评江青。有些布条上说“恶魔兴风作浪，人们应该群起除魔”；有的则说“周恩来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有首诗形容“四人帮”是“豺狼”，另有一首诗说，江青一定是想做女皇帝想疯了。当天夜里，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确定示威者的诗和标语是直接攻击毛泽东和其他党的领导人，当天的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邓小平对此事负有责任。这些意见通过毛远新向毛泽东作了请示。政治局一得到毛泽东同意政治局决定的消息，便立即命令警察清除广场上所有的花圈和宣传品。到了4月5日黎明，所有留在广场上的悼念品、抗议书、纪念物等都被弄走了。

民众的反应相当愤怒。4月5日一整天，广场上聚集着抗议示威的人群，他们同警察扭打混战，焚烧警车，粗暴地痛打几个敢说周恩来坏话的“四人帮”的追随者。天黑后，大多数示威者离开广场后，部队、民兵和警察开始清理天安门广场，驱赶和逮捕仍留在广场上的几百名群众。

政治局再次开会，并作出决议：清除天安门广场是处理“反革命暴动”必须采取的行动。政治局接着请毛远新向毛泽东转达政治局的这项决定。毛泽东立即表示同意，并补充两条指示：任命华国锋为总理（免去代总理职务）和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解除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这次事件很快被称作“天安门事件”，并使邓小平的政治地位退回到1969年的状况。他在政治局里的盟友也被封口（叶剑英和李先念未被邀请参加4月4日的政治局会议，也有可能是他们认为最好还是不要参加）。最恶毒的是，政治局作出决定（可能得到毛泽东的同意，也可能没有）：邓小平这件案子是“敌我矛盾”，现在可以逮捕他或对他施加暴力。邓小平后来宣称，这个事件削弱了“四人帮”的力量，使得舆论更加反对“四人帮”。可能真的如此。但在当时，邓小平一定发现情况对他愈来愈不利，军队、民兵和警察在接到政治局的命令后，立即采取行动，毫不迟疑。他们并没有回过头来对付“四人帮”；而且，这次事件反而驱使华国锋站到了“四人帮”一边。

但邓小平这一次并不像1967年那样束手无策。他早已拟妥一项秘密计划，并在危机发生时，和他的盟友保持密切联络。所以，在毛泽东下令解除他的所有职务的当天，他才能够逃离北京。他在许世友陪同下，搭飞机飞往广州。(2)许世友是广州军区司令员，并且是政治局委员。这项行动进行得很秘密，以至于在当年整个夏天里，江青和她的“四人帮”同党一直不知道邓小平竟躲到哪儿去了。

邓小平和他的支持者在1975年所创造的政治清明与经济好景，在1976年夏天时又再度陷入新的混乱状态。华国锋在7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时，“四人帮”全面攻击他的所有提案，结果造成政治真空。“四人帮”鼓励他们的支持者在各省进行罢工和示威。因此，给人一种印象：他们愿意牺牲一切来追求派系利益，或是，他们甚至喜欢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他们滥用职权最为明显的一次，也是他们所犯的最严重的一次政治错误，就是利用一项官方文件号召唐山市幸存的市民（唐山市7月发生大地震，共有25万人丧生）进一步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在整个夏天里，叶剑英一直扮演着反抗“四人帮”运动先锋的角色。在邓小平出任总参谋长期间，他一直支持邓小平。周恩来去世后，华国锋接任总理，而不是邓小平，他也受到排挤。他虽然还担任国防部长，但已被剥夺实权，不负责军委日常工作了。不过，他还是设法在夏天前往华南视察。这时，他一定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采取行动推翻“四人帮”。他也知道，如果在毛泽东死前行动比毛泽东死后更危险。他看到“四人帮”正加紧在一些地方建立支持他们的武装力量，因此，反抗“四人帮”的力量应该扩大，应包括一些在“天安门事件”期间和之后站在“四人帮”一边的人。华国锋、8341部队司令员汪东兴和陈锡联（他在军委已接替了叶的位置）都是关键人物。他们几个人对“四人帮”的态度，取决于毛泽东逝世后几周内“四人帮”的表现如何。当然不用说，叶知道“四人帮”正密切监视着他。他要出面肯定困难重重。

1976年9月8日午夜过后几分钟，毛泽东去世了。全中国的民众都很惊慌与焦急地谈论着毛泽东的死讯，但并不很悲伤。对30岁以下的中国人，也就是中国大陆绝大多数的人来说，他只是一张肖像，而不是活生生的人。对党的高级干部来说，他确实是个伟人，但也犯了很多重大的错误，尤其是在对待他的同志方面。但在大部分军队领导人的心目中，他的声望仍然很高；他把当年江西和陕西的一支衣着褴褛的小小部队发展成现代中国最强大、最成功的军队，创建了军队的纪律、军事战略战术和军队的宗旨。这些军队领导人过去是、将来仍然是毛泽东名字的强有力的捍卫者。

中国未来形势的发展趋向，决定于毛泽东死后立即于9月9日清晨召开，以及后来又于9月19日和29日召开的三次政治局会议。“四人帮”在这几次会议上明确表示，他们并不准备接受华国锋作为毛泽东的继承人。他们提出几项要求：开除邓小平的党籍；由毛远新保管他叔叔所有的私人文件；由江青出任党主席。“四人帮”的这些要求，全都在正式表决时，一一被否决，或是决议交付研究。当叶剑英向华国锋建议应当逮捕“四人帮”时，华国锋还犹豫不决，但“四人帮”的态度使他渐渐明白了，只有把他们抓起来才能阻止他们继续争夺全部的政治权力。为了争取华国锋的支持，叶剑英还向华国锋保证，一旦将“四人帮”逮捕，他本人、李先念和其他延安时期的老领导人都会支持他出任党主席。

华国锋改变态度，使得叶剑英等人不再探讨一些激烈的对抗行动，比如在广州成立另一个党中央，转而策划如何在华国锋的领导下进行有限的政治改组。华国锋态度的转变，也保证了军队不会分裂，仍保持团结，并可有效地用来对付“四人帮”的支持者在上海等几个大城市所建立起来的武装民兵部队，它还保证了汪东兴的中央警卫团能有效地随时听从调动。

10月5日，在政治局会议上，大家作出最后的决定，逮捕“四人帮”。(3)“四人帮”以及其他不知情的委员都未参加。10月6日傍晚，当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走进中南海准备参加华国锋召开的一次会议时，被汪东兴亲自指挥的部队逮捕。大约在同一时候，毛远新和江青也分别在他们的住处遭到逮捕。据说，江青被带走的时候，还对着逮捕她的人大声怒骂。

(1)早在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全党代表会的结论中就提出：我们进入了一个“全面社会主义工业化，全面社会主义改造，全面现代化国防，并且开始要全面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由此可见，毛泽东并非对现代化持怀疑态度。——译注

(2)邓小平没有去广州。此处有误。—译注

(3)此处有误。粉碎“四人帮”的决定是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作出的。宣布对王洪文、张春桥实行隔离审查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