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打倒“四人帮”（1973～1976）
邓小平重新复出后的政治局势与他被流放期间相比，在许多重要方面都大不相同了。刘少奇死了，虽然这还是国家机密。林彪也死了，他的主要追随者，包括陈伯达都进了监狱。在1968年至1969年冬季，被送到农村去的一千多万红卫兵开始意识到，他们将永远做一个乡下人，再也不能完成正规的学业了。总之，这时的局势依然令人困惑、担忧。
毛泽东的健康在这时候开始恶化。他患有帕金森氏综合症。1972年又得了中风和心脏病。他再也不能像从前一样发表长篇大论的讲话了。尽管这些讲话充满完全相左的论点，却都是言辞激烈、击中要害。凭着这些讲话，他完全控制了党代表大会的议程。虽然他仍能平静地说出意见和一些口号，但他的精力已经不行了。他已进入老年人的状态，老是沉溺于久远的往事之中，爱唠叨他过去的故事和建议。在心理上，他开始变得喜怒无常、郁郁不乐。他已经很少接见党内同志和家人。江青带着他的孩子搬出了他的住所。
然而，毛泽东仍然主掌着中国的政治。凭着他的声望，他的一句话就足以确立或推翻某项政策，造就或毁掉一个人的政治前途。任何一位中共领导人想要成功地推动一件事情，必须先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任何人想取得或保持政治权力，毛泽东是否支持也是成败关键。在决定什么人将在他死后担任什么职位问题上，他也拥有最重要的发言权。
周恩来的健康也亮起了红灯。在1972年5月的一次例行健康检查中，他被发现患了胃癌。在1973年春，他虽然相当活跃，但不管是毛泽东还是其他任何人都可以看出来，他不可能活得比毛泽东久，而且就算他活得比毛泽东久，他也无法有效地施展他的政治权力。周恩来对那些暗示在毛泽东死后他是最有资格担任中国领导人的说法，总是小心谨慎地给予贬抑。也许因为他意识到，担任毛泽东的继承人是很危险的。但如果大家一致鼓掌通过，要他担任党主席，他倒未必会拒绝。
周恩来在1972年表现出顽强的工作作风。他筹办并监督了向党和军队干部传达林彪的叛国行为和身亡情况，组织了对林彪在军队中的亲信的清查；同时致力于恢复60年代初期的农业、工业和教育制度。他还恢复了1966年至1969年期间遭到贬黜的许多人的原职。这些工作，周恩来是同他的两位亲密同事一起干的。这两个人在“**”中一直待在台上，并且从60年代至80年代一直担任领导职务。这两个人，一位是老元帅叶剑英，他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总参谋长。另一位是邓小平在大别山时期的老战友，1954年后当过多年财政部长的李先念。叶自林彪死后一直负责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李先念在最混乱的几年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主持政府工作。
周恩来打出的口号是反极“左”派。毛泽东并未反对，因为林彪的背叛、逃亡与死亡，对他的心理和政治声望打击很大，但这并不能保证他会一直同意周这样做。他本人就是“左”派，而且也一直自认为“左”派。所以，周的反“左”口号一定会令他觉得很不舒服。他也对“**”和它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如大字报与红卫兵，感到非常自豪。最重要的是，林彪的叛逃并没有使他对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失去信任，反而似乎更增加了对他们的依赖。林彪在位时，江青等人的光芒多少被林彪掩没，所以，他们现在非常得益于林彪死后留下的巨大政治空间。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的地位并不很有保障。虽然，1972年毛泽东同意把他从流放中召回任职，并称赞他是很难得的人才，在战争年代和反对苏修的斗争中“作过贡献”。但根据以往的经验，他知道他不能相信毛泽东会永远支持他。周恩来是他最坚定的支持者，但在讨论邓小平复出的问题时，周恩来不管在身体上还是政治上都很虚弱。叶剑英和李先念都是他的好朋友，但他们两人也是靠着附和毛泽东的某些见解，才逃过“**”初期的斗争。康生和江青对他的敌意仍然还未消除。另外，还有很多在“**”中崛起的人，他们一定很担心，如果让邓小平成为国家的领导人，他是不是会善待他们。
从所担任的职位上看，邓小平的地位也不很安稳。身为副总理，他有权参加国务院的会议，下指示给各部部长，同周保持日常工作联系。但作为一名普通党员，他无权参加任何党的高级别的会议。
很巧的是，邓小平回到北京时，正好碰上非常不利的政治形势。毛泽东在1972年底1973年初作出一系列决策，使得激进派得以控制各项活动，发动损害周恩来声誉和权威的政治运动。
其中一项决定关系到接班人问题。刘少奇和林彪都辜负了毛泽东的期望。现在，他无法从他身边最接近的人当中找出一个在思想上可靠，政治生命又可以保持长久的人。周恩来因为健康问题而不被列入考虑，而且毛泽东也认为他在政治上并不可靠。在激进派方面，康生年纪较大，体弱多病，且不得人心；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三个人除了搞党内斗争之外，在其他方面并没有表现出什么特别的才能。毛泽东年轻时是热心的女权运动者。这可从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中看出来。在财产与离婚问题上，该法赋予女性与男性相同的权利。但他知道，根据中国的政治文化，对女性统治者的偏见是很强烈的；同时他也知道，江青的思想觉悟是很差的，对行政工作没有兴趣，而且声望并不高。张春桥曾经当过上海市革委会主席，虽然显出有行政工作能力，但一向被视为江青的爪牙，表现却不怎么样。姚文元也是如此。
结果，毛泽东不但没有从政治局内部或其外围找出一位或多位继承人选，相反的，他采取了一项很出人意料的行动，充分显示出他这时候的做法实在相当任性善变。他把王洪文带进中共的领导圈内。王洪文是来自上海的一位激进分子，当时只有38岁，还不及毛泽东年龄的一半。而且除了上海之外，其他地方的人很少听说过他。毛泽东明确表示，他希望王洪文在当时正筹备召开的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选他当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据说，他让王洪文在他家中住了一段时间，教导他了解最上层的政治艺术。如果真是如此，那王洪文可说是学得不多。根据他在1976年被捕后，中共一份内部传阅的文件可以看出，王洪文资质迟钝，个性懦弱。他很喜欢钓鱼、射击和享受各种高干特权。但他自己没有主见，每次江青要他对她的看法提出意见时，他总是表示同意江青的见解。他没有什么政治深度，在政治上显得浅薄。
另一项决定是改变对林彪的政治判决。毛泽东突然宣布，林彪是极右的代表，而非极“左”的代表。这项改变对他有两个好处。其中之一是拉大林彪和他自己的政治距离。另一项好处是，由于大多数人根深蒂固地认为，林彪从1966年到他死亡之时的行为，和“**”的纲领和作风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改变对林彪的政治判决，可以打破这种想法。在政策上，毛泽东最关心的是保持革命的成果，包括搞实践教育、政治灌输和体力劳动及在公共卫生方面的赤脚医生。他怀疑周恩来有意用林彪的坏名声来葬送这些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
激进派分子很快就意识到，毛泽东的这项改变，对他们来说是个机会。他们要求毛泽东准许他们发动公开反对周的行动，对周本人进行批判。毛泽东反对这样做，他说，周恩来的声望太高，对他发起批判，对发动者本身是不利的。但他同意他们发起批林批孔运动。
这种名目的运动，只有在那些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以及惯于借古讽今的国度里才会出现。在江青和王洪文的策动下，北京最著名的两所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一群作家撰写一系列文章批评孔子和被孔子当作典范的公元前12世纪的统治者周公；赞扬统一中国并成为中国第一位皇帝的秦始皇以及中国历史上几位女性统治者。读者一看便知这是影射当代政治人物周恩来、毛泽东和江青。但很多人，不管是共产党员还是非党员，对于把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和几位被视为暴君的女性统治者，全都说成是进步的统治者，感到相当惊讶。所有希望林彪死后，社会能最终能进入政治安定时期的人们，在读到“这些人物坚持使用革命暴力所以是进步的”说法时，无不感到惊恐。那些欢迎邓小平复出的人们，在读到“周公恢复国家机构，重组已被打碎继承权的家庭，和把已隐退的人们官复原职是错误的”的说法时，都感到非常失望。
周恩来并没有被这场运动打倒，却被迫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和精力来保护他自己。据说，他曾经多次阻止报纸编辑刊登某些特别荒谬或恶毒的文章。在江青还不是重要的政治人物时，周恩来一直待她很好。例如，他在20世纪50年代有一次访问苏联时，还特地到距莫斯科有段距离的一所疗养院看望江青。而且，在“**”那段动乱不安的时期内，他也一直试着和江青维持友好的关系。但现在这场运动终于迫使他不得不把江青看作敌人，而且绝对不能心软。
在这场运动的某一个阶段里，邓小平也成为必须被打倒的目标之一。但很矛盾的是，这项运动进行的时期，也就是1973年夏天到1974年夏天，正是邓小平的政治生涯蓬勃发展的时期。
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73 年8月秘密召开，共进行了5天。这次会议，是激进派的一大胜利。周恩来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担当了毛泽东1945年、刘少奇1956年、林彪1969年扮演的角色。但他显然很了解自己的地位并不稳定，所以，他所采用的报告内容是王洪文领导下的写作班子为他准备的。王洪文在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报告充满了激进派的色彩，包括重申“**”路线和坚持批判“修正主义”的必要性，还讲阻挠群众批判是不可接受、不可原谅的。果然如毛泽东所希望的，会后王洪文当上了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张春桥和江青两人成了政治局常委会委员。
邓小平也是十大的党代表，并且入选主席团。大会结束时，他再度当选中央委员；另外还有许多人也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他们在1956年时是八大的中央委员，但在1959年被除名。这是邓小平恢复党的高级职务的第一步，但在新的中央委员会选举新政治局时，他没有能够更上一层楼。他可能事先就知道这个结果，因为中委会开会时，他的名字不在候选人名单上。在当时激进派势力如日中天的情况下，他对此并不感到有丝毫意外。他也没有必要感到失望；因为如果当上政治局委员，反而会使他和激进派发生正面冲突，而没有时间来争取毛泽东对他的积极支持。
当年秋天，毛泽东派邓小平和王洪文一起离开北京到外地视察。据推测，毛泽东把他们两人安排在一起，目的是要他们两人彼此试探对方，看看他们是否愿意及有可能共事。可惜的是，我们并不知道他们两人在这次联合视察时共处的情形，但邓小平后来说王洪文是“坐直升机”升上来的。由此可以看出邓小平对王洪文个人及其能力的看法。这次视察结束后，毛泽东问他们两人认为在他死后，中国会发生什么状况？王洪文回答说，全国会继续实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并在这个基础上达成团结。邓小平比较精明，或是比较诚实，他回答说，军阀将再度出现，全国会陷入混乱中。毛泽东认为邓小平的回答比较好。
为了维护自己的声望，保持“**”的成果，毛泽东这时决定放松军队对全国政治生活的控制。地方省委会收回了在1969年九大前后被革命委员会夺走的大部分权力，但是在革委会中当权的一些军人并没有放弃他们的权力，他们摇身一变成为很多省份改组后的党委委员或书记。毛泽东希望用文人取代这些军人，大幅度降低军人在各级党委会所占的比例。他同时也希望打破中共11个军区司令员过去多年在地方上建立起来的势力。他也许想到了邓小平的预言：在他死后，将会出现军阀混战的局面。总之，毛泽东相当清楚，一出了北京，都是“枪杆子”在指挥党。
毛泽东在1973年12月采取了行动。他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说，他要对各军区司令重新改组，并在军委的一次会议上重申了这个意见。他说，军委并没有尽到处理军事事务的责任。为了获取军委会成员的信任和支持，他承认在对包括朱德在内的许多“革命英雄”的经历和政治立场问题上，他曾被林彪蒙骗过。为了不让各军区的司令员们担忧接受改组意味着丧失地方军队的权势，而无任何回报，他提议让邓小平这位可靠的军队英雄重新参加军委工作。毛泽东的策略相当成功。正式调令下达后，八大军区的司令毫不迟疑地离开了他们的军区，而且没有任何怨言。
毛泽东同时向军委会建议，任命邓小平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这项建议当时并未立即付诸实施。但邓小平已经被提升为政治局委员和军委会委员。这使得他的地位至少与激进派同级。但激进派的两名成员王洪文和张春桥，在党内的排名还在他之前。不过，他们在军队与政府方面的地位都远不及邓小平。
从1974年年初起，周恩来也开始把外交事务的日常工作交给邓小平处理。对邓小平来说，这是新的工作领域。很快，邓小平在外交工作上就表现出与周恩来不同的作风。周恩来那种柔和、甚至有点狡猾的外交手法不见了。从1971年1月秘密访问中国，到1973年11月，基辛格前后共访问中国大陆四次，并和周恩来建立起相互尊敬与谅解的关系。但他发现，邓小平较难打交道，而且不容易亲近。事实上，邓小平当时所传达给美国的信息，也比周恩来时代更为严厉。例如，邓小平警告美国，美国想从中国和苏联的和解中捞到好处的想法，是很危险的；而且，美国也并未兑现稍早所承诺的台湾与贸易关系。此外，激进派也在一旁虎视眈眈，看看邓小平有没有任何可以让他们指责他是帝国主义者的朋友的表现，或是崇洋媚外。
邓小平担当新角色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率团前往纽约，在联合国召开的讨论国际合作与发展的特别大会上的发言。他没有对国际合作与发展发表任何看法，而是借机宣示毛泽东生前提出的最后一个理论，“三个世界”的理论。毛泽东的这个理论表现出他一向特有、而且愈老愈明显的大中国主义。这个理论不是来自列宁主义，反而同它相矛盾。这个理论来自毛泽东20年代30年代对中国阶级状况的分析。正如他过去看到的，在中国有三个阵营（革命的、反革命的、中间的）。他现在觉得全球有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两个超级大国。它们比其他所有国家的势力都强大，有瓜分世界称霸全球的野心。第二世界是其他发达国家。中国是第三世界。虽然中国有能力成为和美国、苏联一样强大的国家，但却没有野心称霸世界，所以中国永远不会成为超级大国。相反，超级大国野心难以掩盖，他们相互为敌。的确，战争大概只会在它们之间爆发。如果美苏真的打起来，全世界都将被卷进第三次世界大战之中。
邓小平的演说吸引了很多听众和观众，并在国际间广受宣传。他回到北京时，受到热烈隆重的欢迎，很像他在1963年在莫斯科和苏斯洛夫激辩5天后回到北京时所受到的欢迎。政治局的大部分委员，包括他的政敌在内，都前往机场迎接他。他被安排坐上第一辆小轿车，领着长长的欢迎车队，风风光光地驶入北京。三个星期后，在毛泽东与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理会谈时，尽管周恩来也同时在场，邓小平却被安排坐在毛泽东和巴基斯坦总理之间的座位上。这个位置一向保留给毛泽东最重要的顾问。这样的安排很明显是要向全世界明白表示，毛泽东对邓小平在联合国的演说相当满意。
纽约之行，对邓小平还有两方面重要意义：这使得国际社会增加了对他的认识，同时也让他首次见识到现代西方世界的繁荣景象。在1974年之前，非共党国家的政治领袖、外交官和新闻人员对邓小平还没有什么特殊印象。对日抗战期间及结束后，有少数几位美国军官跟邓小平有过接触，其中有位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伊文思·卡尔逊曾经撰文赞扬他博学多闻，而且思维敏捷、机智。但在他担任中共总书记期间，只有外国共产党党员和共党的支持者跟他见过面，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访问过中国大陆的西方记者虽然写了很多介绍中共的书籍，但书中提到他的内容却很少。
邓小平对这次纽约之行有何心得，并没有正式文件可以参考。但他一定对纽约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尽管他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曾在巴黎待过，20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60年代也曾经多次访问莫斯科，但这些经验都比不上他在纽约看到的摩天大楼，以及纽约繁荣与紧张的生活节奏。在纽约曼哈顿闹市区待了4天之后，他一定很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必须要经过一段很漫长的努力与奋斗之后，才有可能实现现代化。
在出席了毛泽东与巴基斯坦总理会谈之后两周，周恩来离开中南海，住进首都医院的一间套房。他这样做可能有他策略上的考虑，希望借此摆脱激进派对他的监视。但事实上，这时候他已经病得相当重。从1974年4月他在机场和邓小平合影的一张照片上可以看出，这两人的健康情况呈现相当强烈的对比。仅比周恩来年轻6岁的邓小平，脸圆圆的，皮肤光滑。周恩来却是形容憔悴，脸上从太阳穴到下巴有多处深色斑点，而且全身瘦得只剩皮包骨，一身衣服松垮垮地套在身上。
周恩来还有一项尚待实现的计划，就是整顿党和政府，特别是后来者；尽快实现现代化的经济战略目标。然而他面对着难以克服的障碍。思想上，毛泽东对现代化这个理念一直持怀疑态度。(1)把这个理念看作是阶级斗争的代名词。激进派则把它看作是对他们的挑战与威胁。在组织上，党中央这时候已经撤销书记处等具有协调性质的单位，而只剩下中央办公厅和宣传部，而这两个单位都由文革派控制着。在政府方面，许多部门是由临时人员充数，大多数部长的职位空着。针对这种情况，周计划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个最高权力机关从1964年至1965年冬天以后就未曾召开过会议。周打算向大会提交一份长长的政府官员候选人名单和一个二十年发展纲要。他还想开个中央委员会会议，以便党的高层领导干部能支持他挑选的政府官员的人选。由于担心激进派分子捣乱，而且周也不想让他们在政府中担任太多的职务，他在筹备这些会议过程中，并没有和激进派磋商，他只和他所信任的以邓小平、李先念、叶剑英为中心的少数人商量，同时暗地里取得毛泽东对他计划的支持。这原来是激进派分子最擅长的政治计谋，周恩来现在也不得不这样做了。
周恩来和他的盟友们这时又得到了一项有利的条件。毛泽东改变了对激进派的态度，尤其是对江青。早在1974 年3月，毛泽东就已经告诉江青，他和她最好彼此不要再见面，并说江青多年来并未听从他的指示，同时也未研读他交给她的马克思、列宁及他自己的著作。在7月间举行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当着江青和她的三位同伴的面，说他们是“四人帮”。结果，“四人帮”就此成了他们千古洗刷不掉的恶名。大约在这同一时候，他告诉一些来访的外国客人，江青有“很大的野心”，所以，她没有权力以他的名义发言。这项改变使得周恩来有机会加强对新闻媒体的控制，这本来是“四人帮”控制的地盘，结束批孔运动。他同时设法使毛泽东接受中央委员会的一项决定，谴责激进派提出的“反潮流”口号。接着以维护工业、商业正常运营为理由，谴责反对地方党委的领导和拒绝工作的造反行为。
毛泽东1974年7月作出决定，离开北京到南方休息一个时期。这对周恩来也相当有利。尽管毛泽东出席了当年夏天党的一些会议，但他愈来愈消沉。他因为视力极度衰退而沮丧，同时也似乎已经发现，江青等人已经成为他的政治负担，而且负担愈来愈重。
毛泽东不在北京，也表示周恩来有权力决定政治局何时开会，以及讨论些什么，同时，他也可以放手指挥政府的运作。这也表示，“四人帮”只能通过周恩来与毛泽东接触，或是特别大老远地跑去求见。
这年10月，毛泽东在长沙提出建议，希望全国人大任命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四人帮”吓坏了。因为这个消息只能解释为，毛泽东认为邓小平最有资格接替周恩来出任总理，而且，由于总理的排名在党内仅次于毛泽东，所以，也就等于是毛泽东自己的继承人。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和邓小平发生争执，江青对邓小平出言不逊。会后，“四人帮”派王洪文向毛泽东告邓小平的状，说他不是合适的人选，这个职位应该是张春桥的，然而毛泽东已认定王洪文是个不可靠的人，所以“四人帮”挑选王洪文当密使是一个错误。他们自作自受。而且，四人帮还犯了更严重的一项错误，他们指示王洪文对毛泽东说，周恩来故意装病躲在医院里。毛泽东当时虽然已经年老体衰，但他仍然可以看出“四人帮”是在说谎，而且很痛恨他们竟然会认为他会相信他们的谎话。
“四人帮”的诡计产生了反效果。毛泽东告诉王洪文，要他在跟江青打交道时应该小心，避免和江青“勾结”。毛泽东还派遣他自己的特使，他的侄女王海容，前去告诉周恩来，他希望周恩来继续留任总理，并希望安排邓小平出任中委会副主席及第一副总理。更令“四人帮”觉得不妙的是，毛泽东再度提议，应该安排邓小平出任总参谋长，同时出任中央军委会副主席。12月，毛泽东再度亲自向周恩来及王洪文提出这些建议，并且赞扬邓小平“政治思想强”。“四人帮”的这次反扑完全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