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未来的缔造者（1921~1924）
萧瑜在武汉留下—他在武汉有些事要办，毛前往上海法租界的一个秘密地点去开会。中国的激进分子试图建立政治组织的企图一般都受到地方政府或军阀警察的追捕。而上海比其他城市安全，因为它由西方列强统治，中国的拘捕令在这里行不通，但即便如此也要避免被外国巡捕发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上海一个马克思主义先驱家的卧室里举行的，这间房子只够坐参加会议的15个人。大部分代表都住在附近的女校里。女校当时是空的，只有一个厨师每天为他们做饭，兼放哨。他们在晚上8点钟开始开会。
他们连续花了3个晚上讨论新创建的党的基础和党章。但第4天晚饭后，当他们准备照常开会时，突然进来一个穿长衫的人，假装说是找错了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警惕地说，这一定是密探，我们必须马上转移，换个地方开会。于是，他们都分散走了。他们刚走，一队15名法国巡捕和武装警察就来搜查房子，但扑了个空。
毛回到住处，发现他的朋友萧瑜已办完武汉的事，到上海来了。毛告诉萧，他们决定在上海外边的旅游地南湖的一艘船上继续开会，以摆脱警察的追踪。萧同意单独活动。毛已被指定为大会起草报告两个人中间的一个，但这并不是很重要的差使，毛对决定这次大会的主题并没有起多大作用。毛在这时几乎还没有读过列宁的任何重要著作，新党的领袖陈独秀可能把他看做是代表湖南省的一个地方民族主义者。他在长沙为共产党和青年团吸收的成员几乎都是他的同学、学生、前任老师、密友以及他的家人。他和湖南的无产阶级或农民还没有建立起任何真正的联系。但他的派系的核心成员都来自这些私人关系，也正是他们最后统治了整个中国。
出席这次成立大会的其他一些代表记下了他们对毛的印象。张国焘，后来成为毛的政治对手，把毛描绘为“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布长衫”，“也脱不了湖南的土气”，“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很少。他健谈好辩，在与人闲谈的时候常爱设计陷阱，如果对方不留神而堕入其中，发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了起来”。
另一个早期共产党同志写道：“他给了我一个奇异的印象。我从他身上发现了乡村青年的质朴—他穿着一双破的布鞋子，一件粗布的大褂，在上海滩上，这样的人是很难发现的。但我也在他身上发现了名士派的气味。
这些代表在湖上租了一条大船，买了食物和酒，在集体游湖的名义下躲开了警察的注意，因而完成了建党大会的工作。借着傍晚度假人多、后来又下雨的掩护，他们的会议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会后毛回到他的湖边住所，发现萧瑜已在蚊帐里睡着了。
毛摇醒他的朋友，急切地告诉他：“我们在船上谈得无拘无束，你没去，真可惜。”
他们一直谈到天快亮。他们后来再也没有见过面。此后毛和萧不得不通过书信保持他们的友谊，但他们的政治观点仍有分歧。
后来，萧就他在1921年所了解的毛的能力作了如下概括：“首先，我心底认为毛是这样一个人：他费心尽力非常仔细地计划他所要干的一切事情，他是一个伟大的阴谋家，一个伟大的组织家。第二，他能够非常精确地估计他的对手的力量。第三，他能征服他的听众，使他们着迷。他具有一种说服别人的可怕的力量，很少有人能不被他的话语所打动。你要是同意他的话，你就是他的朋友，否则，你就是他的敌人。”
之后两年，毛和妻子、儿子住在长沙，专门组织产业工会，组织罢工。他还让他的两个弟弟和他在一起，最小的弟弟泽覃还在继续上学。毛后来很歉疚：“我年轻时，对毛泽覃脾气很坏，有一次还操起一根棍子要揍他，只因为他说共产党不是毛家的祖宗堂。”
1921年9月毛和两个无政府主义工人领袖(13) 走访了长沙以东100英里的安源煤矿。他们三人自称是“参观”，下到矿井，观看了铁路机厂和其他工厂，这些工厂，既是中资的，又是外资的。矿山通过自己的铁路为邻近的一个铁矿和铁制品提供燃料，前不久整个企业被日本股东夺取。
工厂管理部门有不少外国人，其中包括德国人，他们手持硬木棍专打工人。1.2万名工人怨声载道：受工头敲诈，每天要做工12至15小时，工资很低，且经常拖欠，而食宿、服装、安全设备以及医疗设施都很差。
毛的第一个反应是为工人子弟开办学校，后来又为工人开办夜校，这都由李立三负责，李就是那个对毛当学生时贴出的寻友广告半心半意的青年。他刚从法国回来，命定成为与毛争夺共产党领导权的一个对手。
毛1921年搬了家，从船山学社搬到小吴门外清水塘。这是一幢很雅致的房子，原是一个当铺老板修建的。这所房子也作为湖南省委的机关，毛在10月10日的成立大会上担任了湖南省委的第一书记(14) 。
湖南的共产党成立后，就使用了文化书社的经费。毛发行股票，建立了棉织厂，以便为党提供一部分资金，但由于棉织厂难以同外国厂家竞争，一年后不得不卖了。毛的岳母也给党提供捐助。
在新的一年里，毛发动了一场长期的反对长沙暴君赵督军(15) 的运动。赵督军在雪天将两个无政府主义领袖（即黄爱、庞人铨）杀害了，毛组织了一个抗议罢工。是年夏天，毛前往上海，争取对反赵斗争的更大支持，同时准备参加在杭州举行的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我本想参加，”毛后来说，“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能出席。即使说共产党的活动必须保持高度的秘密性，但这件事也是一个很奇怪的插曲。有报告说毛确实见到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所以很难想象毛不会从他那里了解到“二大”开会的地点。可以推测说，毛在党内的同志正被其他方面的问题弄得焦头烂额，因而决定不事先全力支持湖南的倒赵运动。也许是他们不让他出席“二大”，也可能是毛出于气愤抵制了这次大会。
然而，毛确实遵循共产党1922年下半年制定的与国民党搞统一战线的政策。国民党因为俄国人宣布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不同于西方列强）而对苏俄有好感，孙逸仙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幻想破灭了。毛参加了国民党，并开始在湖南对它进行改组，要把它改造为一个有严格纪律的地下党。国民党具有发展为激进政党的潜力，它的党员人数也比共产党多得多。
在9月初，毛又一次来到安源煤矿。按照他的共产党传记作者的话说，他认为罢工的时机已经成熟。刘少奇被任命为罢工的领导人。刘少奇是毛的湖南同乡，刚刚从俄国受训回来，将成为毛的党内同事，后又成为对手。毛一定是从刘那里获得了对苏联的最初的具体了解。他们在毛的清水塘家里举行过多次会议。
经过一些动摇和犹豫后，安源煤矿工人在9月中旬终于举行了大罢工。毛为他们写了罢工口号：“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罢工第15天，厂方屈服，答应了他们的一切要求。罢工胜利后，工人正式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工人俱乐部转过来又组织了一个合作社，由毛管理。几年以后，当毛离开中心城市去农村打游击时，安源煤矿工人为他提供了许多战士，煤矿的组织帮助他传递文件，使他和中共湖南省委员会和全国委员会保持联系。
两个工人后来回忆起毛在这次罢工时的情形说，毛穿一双草鞋，裤子挽到膝盖上面，就像刚刚放工回来。他们经常看见毛穿一件破烂的工作服，背上有一大块T形补丁。和工人一样蹲着吃饭，菜碗放在地上，筷子伸下去就夹菜，毫不在乎。另一个矿工评论说，尽管当时工人运动处于低潮，毛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他完全从容自若，似乎一切都在安排之中—许多人都这样评价毛在危机时的态度。
毛帮助取得的另一个工人运动胜利是9月的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原因是一样的：工资低，又常常拖欠，监工打骂处罚工人，这使矛盾更加激化。由于准备充分，罢工得到了全力支持，“一列列火车像死蛇一样，躺在轨道上一动不动”。
不久政府调军队和工贼镇压罢工，工人们和他们的家属在军队的刺刀下躺在铁道边上不让货车通过。在这次事件中，有70多人受伤，后有6人重伤致死，“有的人头被劈开，有的人手足被砍断，有的人四指被砍去”。大屠杀更坚强了其他地段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决心，毛通电全国说：“虽日之于韩，英之于印，亦不过如是残酷……”最后政府不得不让步。
同时毛在长沙亲自领导了4，000名泥瓦工与木工进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营业自由。罢工坚持了近3个礼拜，成为长沙城第一次取得胜利的罢工。毛帮助这些没有组织的个人手艺人组织工会，并通过报纸反映他们的状况，后来在泥瓦工冒雨前往市政府请愿时，毛又走到他们中间。
毛从人丛中跳到市政厅外的大圆花坛上，向工人说道：“我们泥木工人为了工钱少了不能过日子，才请求政府增加点工资……”他时不时吹起哨子，指挥工人喊口号。当官的发现他是领头的，便来捉他，他从几棵树间穿过去，跑到工人队伍中间去了。
市政府当局同意开会讨论工人的要求，毛反映了泥木工人的状况。
“先生贵姓？是不是工人？”一个当官的对他头头是道的讲话感到惊讶。
毛回答道：“先生要问我的资格，我就是工人代表。如果要审查履历，最好改日再谈。今天我以泥木工人代表的资格，要求政府解决工资问题。 政府又一次作出了让步。
在此事后毛又帮助铅印工和人力车夫进行罢工。毛还兼任过铅印机师和铅印工人工会联合会的秘书，同时还在人力车夫夜校教课。与此同时，毛失去了长沙第一师范附小校长的职位，表面看来是因为他组织工人运动而无法把很多时间用在学校管理上，但也还有政治原因。这时反共活动正在进行，新任督军比他的前任更不宽容。但毛不想失去对教育的兴趣，他已在去年帮助成立了长沙自修大学（他让弟弟在这个学校学习）。1922年底他又协助兴办美国支持的群众教育运动。毛没有薪水后，他的岳母就在经济上支持他。
1922年11月，许多工会组织在湖南开会，成立全省工团联合会，毛被选为总干事。担任这一职务后，毛就同众人痛恨的赵督军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长沙罢工浪潮之后，赵督军散布说罢工只是湖南以外的人雇用的过激分子的滋事骚扰，扬言今后要采取强硬措施镇压工人。
赵的威胁使得一部分工人和他们的代表发生了动摇，毛决定与督军正面交锋。在讨论人们的集会权时，毛引用英国和法国的法律条文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人民“如无直接违犯法律之行为，实不应干涉”。
后来有人问赵督军，当时毛处于他的控制之下，为何不加以杀害？赵回答说：“我没有想到他会变得如此可怕。”
但赵督军并没有忘记毛，1923年4月他发布通缉令，逮捕毛。毛暗中对各个组织的接任者交代了有关工作，了结了在城里的事务后才离开长沙去上海，在上海他开始在共产党中央工作。毛的妻子陪着他过这种流浪生活，大约在同时，他的第二个儿子岸青出世了。
毛和他的妻子立刻又南下广州参加1923年6月底召开的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同志们都对年初北方和中部军阀屠杀罢工工人感到沮丧。党的领袖陈独秀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作出结论，认为共产党依靠幼弱的无产阶级不能取得胜利，需要有强大的同盟者—孙逸仙的国民党就是显而易见的同盟者。
陈提出，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以国民党的身份领导工农，以发展成为国民党中强大的左翼力量。毛反对这一主张，指出就湖南而言，产业工人的数量非常少，而国民党或共产党的数量就更少，遍布山野河谷的是农民。如果农民能像湖南的煤矿工人一样组织起来，如果共产党能像国民党那样花大力气做农民的工作，他们就有成功的希望。但马林和陈不赞同毛对农民所抱的热情，而毛可能觉得国民党对农民问题的理解比他的共产党同伴更深。
陈的加入国民党的主张也遭到了张国焘的反对，他一直在组织党的工会工作。他提出了一个修正案，宣布在与国民党合作问题上工人运动和工会应独立地作出自己的决定。
就张的修正方案进行了表决，8票赞成8票反对，陈作为主席否决了这一方案。那些反对的人现在都被邀请表明他们的立场。张国焘回忆说：“毛泽东以轻松的语调表示接受大会多数的决定。即是说毛拆了张的台。实际上看起来毛只是服从委员会的一般规定。当时毛被选入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在党的两次代表大会之间处理党的事务并对党的各个下级委员会下达指示。这年下半年毛代替张成为组织部部长，可能就是从这时起就开始了毛与张的个人斗争。不论有关毛在“三大”上投票表决的记录如何错综复杂，但有一点没有疑问，即毛对贯彻实施他所说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持积极态度。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就是“参加国民党，和它合作，建立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这是毛的话(16) 。
毛在7月和8月再一次来到上海，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猛烈抨击北洋军阀—他们当时控制了北京的中央政府—可耻地屈从西方和日本的经济要求。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美国是最凶恶的刽子手。”在谈到烟税问题时，毛评论说：“中国政府的‘阁议’，真是又敏捷又爽快，洋大人打一个屁都是好的‘香气’，洋大人要拿棉花去，阁议就把禁棉出口令取消；洋大人要送纸烟来，阁议就‘电令各该省停止征收纸烟税’。再请四万万同胞想一想，中国政府是洋大人的账房这句话到底对不对？
毛特别把愤怒发泄到英国头上，“难道国民忙于收还旅大运动就忘了收还威海卫运动？还是国民只知恨日本不知恨英国；只知日本帝国主义是侵略中国的，不知英国帝国主义之侵略中国是比日本帝国主义更要厉害的？
但这年年底，他又一次乘船到广州，这次是出席1924年1月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毛和李立三是出席大会的两个地位很高的共产党员。张国焘后来说，李在发言中批评了国民党，而毛“并不与他采同一的立场，常依据孙先生的说法来发挥他自己的意见”。
毛清楚地记得在广州听孙讲话以及与他交谈的情景。毛说：“他是一个演说家，一个鼓动家，讲起话来雄辩有力，赢得了一片掌声—他不容别人与他争论，或提出他们自己的观点。实际上他的话水分很多，油很少。他不讲民主。”在40年后的同一次谈话中，毛还谈起了他的湖南同乡给这个广州籍领导人取绰号的趣事，称孙逸仙为大广孙或大嘴孙。
一个国民党代表还记得一个操湖南口音的人在背后喊叫着要主持人让他发言，说：“本席主张本案停止讨论，即刻会表决！”“他穿一件棉袍，身材中等，面皮发青，态度倔强，一股蛮劲，像一个才到城里的乡下人，一点没有君子风度，不像是个能登大雅之堂的人。我后来查知姓名，才知道他叫毛泽东。
在广州，毛当选国民党的高级职务，所以后来他回到上海后，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在共产党执行局工作的同时，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在后者的工作中，他的合作者是汪精卫（汪后来成为总理）和胡汉民，这两个人是国民党的左翼领导人。李立三嘲笑毛是胡的“秘书”。他的大多数同事也认为毛同国民党合作热情太高。
在毛正开展与国民党的联系时，共产党于1924年5月在上海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党中央会议。在毛和李立三缺席的情况下，会议重申要坚持共产党在工人运动中的独立作用，要放松与国民党的联系。但毛仍坚持认为统一战线是共产党的最佳的可行政策。他回忆说：“那年夏天，黄埔军官学校成立了。加伦担任该校顾问，其他苏联顾问也从俄国来到。国共合作开始具有全国革命运动的规模。”这是夸大的说法。
为两个主人服务实在是太紧张了。1924年的剩余时间，毛又一次没有活动，他说“我在上海生了病”，因而“回到湖南休养”。无疑，他对国民党领导人对他的指责可以不在乎，但要忍受他的共产党同事的污辱那就困难得多，特别是这时他失去了他们当中同情他的李大钊的支持，因为李当时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去了莫斯科。10月以后这种压力变得难以承受，特别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最蔑视他的批评者张国焘被释放，重新进入政治争吵。毛在这段时期继续强调团结农民的重要性，他可能在回家之前就此问题和鲍罗廷商量过。鲍罗廷是最近到上海的俄国“专家”之一。
他的不得志或生病使他回到童年时的村子韶山。在家里他过了31岁生日，他的弟弟、妹妹和两个儿子簇拥着一家之主的毛，他沉思着似乎已走到尽头的政治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