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1965~1966）
毛用来反对党内保守派的直接口实是北京市副市长彭真保举的人—吴晗所写的戏剧《海瑞罢官》。它是毛所需要的巨大震动的前奏。基于明朝一件小事写就的这个剧本，事实上很少暗含着对1959年彭德怀事件的评论。其主调可以从其中的一段台词里得到评判。那是一位大臣—海瑞（即彭德怀）说给皇帝（即毛）听的：
“……你前些年倒还做些好事。这些年呢……你的心迷惑了。过于苛断，你的性情偏了。你自以为是，拒绝批评，你的错误太多了。”“天下的人不满意你已经很久了，内外大小官员谁都知道。”(15)
中国读者不会不去类推。
后来，毛在北京向朋友们解释，他“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江青抱怨右倾分子通过秘密打入其组织的代理人密切注视着这一事件的进程。
“无论我走到哪里，他们都尾随着；他们安装了窃听器，对主席、林副主席、总理和我搞间谍活动……然而文字工作毕竟在上海党的第一把手柯庆施的帮助下，由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完成了。
1965年11月10日，第一篇文章在上海刊出。但不管怎样，北京的《人民日报》不予理睬。第二天，彭真让一位助手给上海挂电话，想找出是谁未征询他的5人小组的意见便赋予作者这样的权力。北京的5人小组是负责文化改革运动的机构。张春桥答道：“毛泽东。”彭的助手未发一言便挂断了电话。12月，就全国范围内刊印这篇文章的问题，两个城市之间展开了意识形态之战。月底，彭真在北京党的一次会议上问他的一位同事：“吴晗现在怎样？”
回答是：“吴晗很紧张，他感到批判是有来头的。”
彭说：“不管有无来头，我们只追求真理。实际上，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11月29日，毛使上述问题进一步激化，他在其盟友林彪控制的军队报纸《解放军报》上刊出了那篇文章，并在电台里进行了广播。这样一来北京再无借口可凭，只得照做。直到彭真仍然可以把吴晗当做替罪羊推出来，让他向毛投降，从而保住自己的地位与权力。但是，他作了支持下级的选择，这就使这场斗争演化为彭与毛之间的抗衡。
毛正在充分利用他的“秘密武器”—他的个性和卫队，特别是8341部队。早在夏天，毛就通知该部到农村和工厂去宣传和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在杭州召开的一次党的会议上，毛向科学和文化领域内的修正主义发起了攻击。彭真出席了这次会议，此时他是毛的主要对手。毛把注意力集中在干部、学生和农民之间不断增大的令人震惊的鸿沟问题上。他说：“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几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姊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
特别是人文学科需要改造。毛点出了吴晗的戏剧，认为它有敌对性。
接着，毛话锋一转，以其领袖特有的方式提到了伯翰德·罗素的一个进步，“罗素送给我一本小册子，可以翻译出来看一看。罗素现在政治上好了些，反修、反美、支持越南，这个唯心主义者，有点唯物了，这是说的行动”。
这转而引出了一种对社会折中主义的不寻常的辩护：“一个人要做多方面的工作，要同各方面的人接触，左派不能光同左派接触，还要跟右派接触，不要怕这怕那。我这个人，就是各种人都见过……”
接着，亲毛的一位激进者做了极富谄媚特征的插话。而后，毛认为人们应当用更为大众化的形式写作。
“我们这些人都是‘学生腔’。”毛抱怨道。
“主席除外。”陈伯达插话。
这次，毛接受了恭维，而在其他场合他通常是迅速地加以反驳的。
毛很不谦虚地赞同道：“我做过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国民党运动，做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工作，所以稍微好一些。
然而，在清党的问题上，毛依然没有如愿。后来，他回忆说：“当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暂时只剩下我自己。说我的看法过时了……
1965年在家庭的聚会声中结束。毛的儿子岸青及其妻子探望了这位老人。根据这对青年夫妇回忆，毛“欣然挥笔为我们书写了”一首诗。
毛和江青所生的女儿李讷也长大了。1966年，在她学业结束时，毛为她题词，内容是四条建议：
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三、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四、在命运的痛击下，头破血流，但仍不回头。
1966年一开始，这位姑娘的母亲江青便以毛的思想为依靠迈出了进入政治领域的决定性步骤。她与林彪达成协议，主动让国防部长同享她的文化特长和作为主席的妻子的有利政治条件。林则在军队等级的最高峰给江安排了一个职位以示回报。林交给江一个任务，去上海负责召集一次部队的文艺座谈会。
在江青抵沪前，林告诉他的人：“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
这预示着毛的妻子生涯中的一个新阶段的来临，她开始被描述成“折射阳光的月亮”。用她自己的话说，至今她依然“作为主席的秘书而工作。我的主要任务是调查国际问题。在文化和教育领域，我算是机动哨兵。就是说，我订阅一些期刊和报纸，进行仔细检查，把所有我认为值得注意的东西提交给主席……许多年来，这一直是我的主要工作内容”。1966年以后，她又把这些职责同作为中央委员会常委秘书的职责结合了起来。
林在公开讲话中，对毛是千吹捧万奉迎。他写道：“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他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毛不得不违背自己较为理智的评判容忍上述颂扬，因为林实际上是他在党的高级官员中的唯一同盟者。同时，毛正在宣扬造反的理论，特别是造宣传部的右倾分子的反。因为他们正在“取缔和压制”左派的工作。2月，毛抱怨：“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同月，他还指出：“愚民对专制君主有利，而让人民聪明起来则对我们有利。”
然而，政治局在毛缺席的情况下，接受了彭真的决议案，有效地挫钝了文化革新工作的锋芒。对此，毛表达了他的强烈不满。8月，在杭州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声讨了北京市委的罪状，第一次谈到了需要一场文化革命。
毛离开杭州后，继续前往广州郊外的从化温泉别墅，一星期后，他经历了最后一个促使他发动“**”的挫折。一个同情莫斯科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访问了他。毛告诉他们，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最迟在两年内”发生。他预计俄国会把美国对中国的进攻作为它占领中国东北的前奏，“结果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苏联军队隔长江对峙。”（他的预言并不像40年代那样准确。）
日本共产党人请求毛采取积极措施转运苏联援越物资，当时这需要忍受美国人的轰炸。毛极为震惊。他决不会同意运送来自修正主义苏联的援助，哪怕它是对第三国的。（中国人继续援助越南。战争结束后他们宣称，给予越南的支援要比苏联人多。）毛的一位助手向他披露，苏联人一直在利用中国铁路向北越运送军用物资。
毛对于他们忽视如此重大的问题十分气愤。他当着日本人的面向助手们大喊：“你们待在北京的人都缺乏判断力！”由周恩来和日本代表团签署的涉及中苏两国支持北越的联合行动的公报，在毛的盛怒之下被废弃了。日本人想就援助越南共产党人这样单一的问题在两个共产主义巨人之间进行调停的努力失败了。
毛在日本人面前对自己的脾气稍加掩饰后，于同日晚些时候发出一道命令解散原党的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和负责文化改革的小组。他投身到与彭真的全面对立之中。
现在，“**”正式展开了，它谱写着毛漫长而功勋卓著的生涯中最惊心动魄的诗篇。毛自己把这场革命描绘为“课堂里学不到的政治课”，然而这门课把中国导向了“混乱的边缘”（毛的大多数同僚会说，已越过了边缘）。为这场革命设计的方法则含有雪耻的因素。
江青对此作了最充分的界定，她说：“我们要考虑的不仅是50天（1966年夏，毛一度被迫离开刘少奇的北京王国）和17年（1949年至1965年，毛的话未得到遵从），而且是19年到30年。这大概是毛在漫长的生涯尽头，为实现至今仍令他难以着手的所有改造和革新而做出的孤注一掷之举。
由于认定共产党自身已经变成了官僚主义和反革命的党，所以大街上的普通群众必须与既得利益集团作斗争。毛和两部分人结成联盟—军队和学生—以强力推翻党。他之所以能依靠军队，是因为军队忠于他和他的追随者、当了7年国防部长的林彪；他之所以能依靠学生，是因为青年一代总是激进的并时刻准备剥夺执政的守旧者的权力，而不论其政治色彩如何。
“**”在三级展开。一级是在毛和刘少奇为首的政治局对手之间展开的“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另一级是贯穿全国的为获得更高水平的民主、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而进行的改造运动；最低一级是短期内破除强制性的法律和法令以便地方上的宿怨得到解决。权力角逐必然会显出雌雄—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团的。
那些洞悉毛的坚定意志的人很清楚该干什么。4月14日，毛的诗友、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承认：“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主席思想……
5月，毛在杭州(16)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充斥着他的支持者。会议完成了清洗彭真和其他一些“右倾分子”的任务；任命了一个新的激进的负责开展文化革命运动的小组，其成员包括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康生。会议花了12天的时间来说服彭真承认错误。毛就新形势问题向中央委员会提出的通报，虽得到政治局的赞同，但直到一年后方印刷发行，原因是当时毛尚未控制新闻出版业。
毛发出了一个暗示，那是他将来真正追寻的目标。他坚定地告诉政治局：“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任，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身旁……
毛的支持者说，“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人是以刘少奇为首的。不久的将来会证明，他们就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不忠诚。
毛得到了庞大的军队的支持。在“文化革命”开始的几个星期内，林彪把完全忠于他的38军调入北京以确保运动沿着他及其老板铺设的轨道运行。5月18日，在北京召开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开始露出真面目，他作了一个耸人听闻的讲话，提出了右倾分子要搞他认为现在“成风”的军事政变的警告。自1960年以来，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共发生60多起政变；中国历史上“历代开国后，10年、20年、30年、50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
中国今天“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本主义复辟……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非这两个杆子……现在毛主席健在，我们是大树底下好乘凉。”
“毛主席活到那一天，90岁、100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普遍真理……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5月25日下午2点，第一张大字报由一位激进的响应毛关于批判“右倾主义分子”的新号召的教师在北京大学贴出。这似乎又是一次“百花齐放”。毛从杭州打电话给康生，告诉他在《人民日报》上刊登这张大字报，并在电台上广播。如此一来，这个事件便从不为人知的状态中走出来。
对毛的神化正在升级。6月10日，《红旗》发表了一篇社论，说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实践就像天空中的太阳和月亮不停地前进，就像地球上的河流和溪水无尽地流淌。7月2日，另一篇中国报刊上登载的文章声称：“我们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这一精神原子弹……”
7月8日，毛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对这股相互激**的潮流，特别是3个星期前林彪向政治局所作的夸大其词的讲话进行了批评：
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的神通。现在给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毛悲叹他的同志们经常不相信他犯了错误并且必须改正自己：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很不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自信，强有力。—著者），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机敏、冲动、多变。—著者)。
在此毛引用了汉代的一个格言：“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他对江青说，最后两句话，“正是指我。”—他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也曾说过这两句话。
毛推测，崇拜者们抬举他的意图，与前几代人在新年之际把钟馗的画像贴于大门上为其家庭避鬼出于同一道理。毛写道：“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的钟馗了。”但是，吹得越高，摔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
世界上100多个共产党的大多数不再信仰马克思主义了。“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告诉妻子当前在文化革命中的胜利不应是她首先考虑的事，“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不知讲过多少次……”
毛又说，他在给江的这封信里所写的东西不要刊载，“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时，由他们来公开吧。”毛的最后一句话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这段时期，毛一直旅居中国南方。不断有传闻说，毛的健康状况欠佳。1966年春，曾经传说毛由于肺结核、黄疸和高血压而失去了知觉。有家报纸说他被确诊为动脉硬化。5月份的另一则传闻说毛正在“医生的严密监护下”于桂林的避暑胜地疗养；他的饮食受到严格限制，以便使他恢复精力，摆脱高血压的困扰。是年晚些时候，香港盛传毛得了喉癌，无法在公共场所讲话。
由于上述传闻的影响，所以，当72岁高龄的毛于1966年7月16日再次畅游长江的消息公布时，整个世界—更不必说中国—都震惊了。《人民日报》一直等到9天后，才把这一消息告诉中国百姓。毛借助水流在65分钟内游了9英里。他身后跟着5000名年轻的游泳者，他们正在进行一年一度的沿长江一线游泳的比赛，它是10年前由毛首创的。
两天后，毛返回北京。从政治上讲，理应是他取得了胜利，但他自己却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
几乎是一到达首都，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打电话鼓励清华大学的造反者（他们在5月底已经开始贴出大字报声讨右倾分子），并亮出了自己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