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孤军奋战（1964~1965）
70岁的毛泽东依然**满怀，宣称他想率领一组专家徒步或骑马考察黄河，从入海口起一直到源头为止。他还指示助手们练习骑兵并翻阅有关背景资料作准备。黄河使毛着迷，毛称之为“中华民族的摇篮”，并发出许多治理它的指示。但是，考察的特别计划并未付诸实践，而其他计划—这些计划实施的结果更富戏剧性且影响也更广泛—却改变着世界。在1964年和1965年这两年间，毛放手让刘少奇先按照他的保守路线治理中国。同时毛在加紧准备，想杀一个惊人的回马枪。此时，他的健康状况尚好，70岁生日刚过，他便宣称：
“我同我的医生有一个君子协定：我不发烧时不找你，你也不找我。我说一年不找他，算他功劳大。如果每个月都找他，这就证明他的工作没有做好。
“我对医生的话只听一半，要他一半听我的。完全听他的（医生的）话，病就多了，活不了。以前没有听说过那么多高血压、肝炎，现在很多，可能是医生给找出来的。
“一个人如果不劳动只是吃得好，穿得好，出门乘车不走路，就会多生病，衣食住行太好的照顾是高级干部生病的四个原因。
在指责其同僚的腐化生活的同时，毛还警告他们丝毫不能放松对苏联的警惕性。几个星期后的一次会议上，他以同样的思想进行说教。他问：“说到底，某些人病了还是革命意志衰退了？还是一个星期跳6次舞？还是喜欢漂亮不喜欢国家了？有些人说他们太虚弱，不能做工作。能病那么厉害吗？”
这个时期，毛遇到了一个料想不到的情况，正在中国访问的亚洲共产党领导人力图调解他与苏联人的争执。越南的拉丹和一个日本共产党代表团于1964年初率先作出了努力。但他们受到冷遇。
毛如此固执的主要原因直到7月份会见一个日本社会主义代表团时方公开表露出来。他谈到了被苏联占领的日本北方四岛的问题，并说：“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在雅尔塔会议上就让外蒙古名义上独立，名义上从中国划出去，实际上就是受苏联控制……我们曾经提过把外蒙古归还中国是不是可以。他们说不可以。就是同赫鲁晓夫、布尔加宁提的，1954年他们在中国访问的时候……凡是能够划过去的，他都要划。有人说，他们还要把中国的新疆、黑龙江划过去……我的意见就是都不要划。苏联领土已经够大了。有2000多万平方公里，而人口只有2亿……100多年以前，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威，勘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我们还没跟他们算这个账。
毛开始构思存在于两个超级大国（相互对立）之间的中间国家的概念。他告诉一个法国访问团：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如果它不再作美国的代理人的话）、日本和我们—是第三种势力。这对于一个共产党领袖来说是相当离经叛道的论点，这个论点在其他国家的首都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
在经历了与苏联的风暴之后，毛明显地愿意和西方资产阶级往来。1964年，在评论赫鲁晓夫提出的改善关系的建议时，毛同意可以讨论边境问题，“生意可以做一点，不能太多，苏联的物品重、笨、价贵，还要留一手。”“不如同法国资产阶级好办，还有一点商业道德。
毛通过关心前幼帝宣统，即人们较为熟知的爱新觉罗·溥仪，树立了他的“宽容”形象。在纪念人民共和国建立10周年的时候，毛发出了对某些政治犯，包括溥仪在内的特赦令。于是溥仪走出监狱，并开始了在他以前的宫殿里做一名园艺工人的新生活。1964年2月，毛在一次会议上说“宣统皇帝应好好团结”，他“是我顶头上司。宣统薪水100多元太少了，人家是个皇帝”。
当下属们正在治理国家之际，不惯安逸的毛选择了他所喜欢的教育问题大发议论：
现在的考试方法是对敌人的方法，而不是对人民的方法。是突然袭击，考偏题，考古怪题……我不赞成……我看先出些题公开出来，让同学研究，看书再作……交头接耳，冒名顶替，过去不公开，现在让他公开。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可以试点……
毛也有更多的时间顾及家庭了。他的侄女和侄子这时正在学习专业知识。1964年夏天，毛和他们作了长长的默示性的交谈。这些谈话的手抄本后来在“**”中作为红卫兵的“课本”广为流传。
6月24日，毛和侄女王海蓉进行了交谈。王实际上是他母亲方面的一个亲戚。那时她正在外国语学院学英语，后来她成了外交部副部长。
王首先说：“我们学校的阶级斗争很尖锐，听说发现了反动标语，还有的用英语写。就在我们英语系的黑板上。”
“他写的是什么反动标语？”毛问。
姑娘答道：“我就知道一条，‘蒋万岁’。”
……
“还写了什么？”毛坚持问。
“别的我不晓得，我就知道这一条。……”
毛答道：“好嘛！让他多写一些贴在外面，让大家看一看。他杀不杀人？”
“不知道他杀不杀人，”姑娘说，“如果查出来，我看要开除他，让他去劳动改造。”
毛评论道：“啊，只要他不杀人，不要开除他，也不要让他去劳动改造，让他留在学校里，继续学习，你们可以开一个会，让他讲一讲蒋介石为什么好，蒋介石又做了哪些好事？你们也可以讲一讲蒋介石为什么不好，你们学校多少人？”
“大概3000多人，其中包括教职员工。”姑娘回答。
“你们3000人中间最好有七八个蒋介石分子。”
“出了一个就不得了，还要七八个，那还了得！”姑娘抗辩道。
毛说：“我看你这个人啊！看到一张反动标语就紧张了。”
“为什么要七八个人！”
毛解释说：“多几个就可以树对立面，可以做反面教员，只要他不杀人。”
王继续说：“我们学校贯彻了阶级路线，这次招生，70%都是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弟，其他都是干部子弟和烈属子弟。”
“你们这个班有多少工农子弟？”毛问。
“除了我以外，还有两个干部子弟，其他都是工人，贫下中农子弟。他们表现很好，我向他们学到了很多东西。”
“他们和你关系好不好？”毛问，“他们喜不喜欢和你接近？”
姑娘小心谨慎地答道：“我认为，我们关系还不错，我跟他们合得来，他们也跟我合得来。”
“这样就好。”
“我们班有个革干子弟，表现可不好了，上课不用心听讲，下课也不练习，专看小说，有时在宿舍里睡觉，星期六下午开会有时也不参加。星期天也不按时返校，有时星期天晚上，我们班或有团员开会，他不到，大家都有意见。”
“你们教员允许你们上课打瞌睡，看小说吗？”毛问。
“不允许。”
毛声称：“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瞌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多看。我看你讲的这个学生，将来可能有所作为，他就敢星期六不参加会，也敢星期日不按时返校。回去以后，你就告诉这个学生，八九点钟回校还太早，可以十一、十二点再回去，谁让你们星期日晚上开会呢。”
姑娘解释：“原来我在师范学院时，星期天晚上一般不能用来开会的。星期天晚上的时间一般都归同学自己利用。有一次我们开支委会，几个干部商量好，准备在一个星期天晚上过组织生活，结果很多团员反对。有的团员还去和政治辅导员提出来：星期天晚上是我们自己利用的时间，晚上我们回不来。后来政治辅导员接受了团员的意见，要我们改期开会。”
“这个政治辅导员做的对。”毛说。
“我们这里尽是星期日的晚上开会，不是班会就是支委会，要不就是级里开会，要不就是党课小组学习。这学期从开学到我出来为止，我计算一下只有一个星期天晚上不会开会的。”
“回去以后你带头造反。星期天你不要回去，开会就是不去。”毛告诉她。
王惊叫道：“我不敢。这是学校的制度规定。星期日一定要回校。否则别人会说我破坏学校制度。”
“什么制度不制度，管他那一套，就是不回去。你说：‘我就是破坏学校制度。’”毛说。
姑娘表示反对：“这样做不行，会挨批评的。”
毛警告她：“我看你这个人将来没有什么大作为。你怕人家说你破坏制度，又怕挨批评，又怕记过，又怕开除，又怕入不了党。有什么好的，最多就是开除。学校应该允许学生造反。回去带头造反！”
姑娘道：“人家会说我，主席的亲戚还不听主席的话，带头破坏学校制度。人家会说我骄傲自满、无组织无纪律。”
“你这个人啊！又怕人家批评你骄傲自满，又怕人家说你无组织无纪律，你怕什么呢？你说正因为我是主席的亲戚，我才听他的话，正因为我听了他的话，我才造反的。我看你说的那个学生，将来可能比你有所作为。他就敢不服从你们学校制度。我看你们这些人都是一些形而上学。”
后来，话题转到了杜甫的长诗《北征》上。
姑娘问：“读这首诗要注意什么问题？要先打点预防针才不会受到影响。”
“你这个人尽是形而上学，要打什么预防针啰！不要打！要受点影响才好，要钻进去，深入角色，然后再爬出来……你们学校要不要你们读《圣经》或佛经？”
“不读。”姑娘答道，“要读这些东西干什么？”
“要做翻译又不读《圣经》、佛经，这怎么行呢？……”
毛又问：“‘知识分子’英文怎么讲？”
“不知道。”姑娘坦白。
“我看你这个人，学习半天英文，自己又是知识分子，不会讲‘知识分子’这个词。”
“让我翻一下《汉英词典》。”
“你翻翻看，有没有这个词。”毛说。
过了一会儿，姑娘答道：“糟糕，你这本《汉英字典》上没这个字……”
“等我看一看。”毛说，“……这本《汉英字典》没有用，很多字都没有。回去后要你们学校编一部质量好的《汉英词典》，把新的政治词汇都编进去，最好举例说明每个字的用法。”
“我们学校怎么能编字典呢？又没时间又没人，怎么编呢？”
“你们学校这么多教员和学生，还怕编不出一本字典来？……”毛坚持道。
姑娘说：“好，回去后我把这个意见向学校领导反映一下，我想我们可以完成这个任务。”
毛在提出一些建议和一个警告后，结束了这次谈话。
他告诉王：“你回去读一二十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读点唯物主义的东西。看来你这个人，理论水平不高，在学习上不要搞什么‘5分’，也不要搞什么‘2分’，搞个什么‘3分’、‘4分’就行了。”
“为什么不搞‘5分’呢？”姑娘问。
“搞‘5分’累死人了！不要那么多东西，学多了害死人……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担心，他没有生活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
两个星期后，7月5日，毛和侄子远新作了第一次长谈。这样的长谈共有3次。此时这位年轻人尚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一位颇具天赋的学生。自40年代初，其父被处死后，他便进入毛的家庭。毛以一种父爱般可爱的语调开始了这次谈话。
“这半年你有没有进步？有没有提高？”毛问。
侄子支吾道：“我自己也糊里糊涂，说不上有进步。有，也只是表面的。”
毛似乎从中得到了某些慰藉。
“我看还是有进步的。你现在对问题的看法不是那么简单了……”
……
“你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修正主义？”毛挑衅性地问。
远新答道：“当然要学马列主义。”
“那不一定，谁知你学什么？什么是马列主义你知道吗？”
侄子认为：“马列主义就是要搞阶级斗争、搞革命。”
毛评论道：“……到底谁打谁不一定。苏联……还不是资产阶级当权？我们也有资产阶级把握政权的，有的生产队、县委、地委、省委都有他们的人。有的公安厅副厅长也是他们的人。文化部都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
侄子谈了在学院中受到的政治教育。毛还鼓励他进行适当的锻炼。
“水，你已经认识了它，制服了它，这很好。你会骑马吗？”
“不会。”远新坦白。
“当兵不会骑马不应该……你摸过枪没有？”
“有4年没摸了。”这个年轻人承认。
毛搞不清不懂射击的侄子应属于哪种士兵。远新回忆说，有一次游泳，天气较冷，水里比岸上暖和，他上来后觉得很冷，说：“还是水里舒服些。”
此话一出口，毛便生气地瞪了侄子一眼说：
“你就喜欢舒服，怕艰苦。你就知道为自己着想，考虑的都是自己的问题。你父亲，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丝毫不动摇，就是因为他为了多数人服务。要是你，还不是双膝下跪，乞求饶命？我们家许多人都是被国民党、帝国主义杀死的，你是吃蜜糖长大的，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吃苦。你将来不当右派，当个中间派，我就满足了，你没有吃过苦，怎么能当左派？”
“我还有点希望吧？”年轻人问。
“有希望好！……你要特别学会与你意见不同的人在一起工作。你就喜欢人家捧你。嘴里吃的是蜜糖，耳里听的是赞歌，这是最危险的。你就喜欢这个……是否只和干部子女在一起而看不起别人？……”
在毛的的诘问下，侄子透露，他的课程不允许他有很多时间搞政治或接触普通群众。
毛非难道：“不对。阶级斗争是一门主课……这样一个政治教育完成了，我才算你毕了业。不然，军事工程学院让你毕业，我还不承认你毕业。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算大学毕业？”
有一次，毛远新动员毛去看科学新成就展览会，毛发问：“你怎么对这个有兴趣？对马列主义不感兴趣？”
无论如何，侄子对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只能说：“很少看，看不懂。
正是从上述这些谈话中，毛逐渐下定决心，要造他的同僚的反，以阻止党的明显的资产阶级化。
他的妻子江青也给他提供了依据。江正开始进入中国传统戏剧改革者的角色。1964年，毛花了很多时间去看现代戏并提出了很多建议。然而，毛的一些同志对江青干预传统戏剧并不像毛那么充满热情。
北京市市长彭真评论说，革命戏剧“尚处在穿开裆裤、吃别人奶的阶段”。江青寻求邓小平对其工作的支持，但邓的反应仅仅是：“对她的戏剧改革，我举双手赞成，可我不会留心去看演出的。
是年夏天，邓又公开表露了对江青不断增大的政治作用的不满。毛的许多同僚亦有同感。邓说：“有些人企图通过批评别人为自己赢得名誉，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没有人怀疑，他指的是江青。然而，1964年底江却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她积极准备着在时机到来之际支持她的丈夫。
8月，毛在一次哲学讨论会上说，学生应当下到农村中去接受阶级斗争教育—即使他们身体欠佳，也应如此。“下去也死不了人，无非是感冒，多穿几件衣服就是了。”
“大学生今年冬天就要开始下去，讲工科、理科的现在不动，动一两回也可以，所有学文科的、学历史的、学政治经济学的、学文学的、学法学的，统统下去。教授、助教、行政工作人员、学生，统统下去。去5个月，有始有终。农村去5个月，工厂去5个月，得到点感性知识，马、牛、羊、鸡、犬、豕，稻、粱、菽、麦、黍、稷，都看一看。”
康生插话，抱怨北京的一位一流经济学家(14)“搞利别尔曼那一套，搞资本主义”。在此，毛以惊人的对资本主义的辩护作了回答：“搞点资本主义也可以。社会很复杂，只搞社会主义，不搞资本主义不是太单调了吗？不是没有对立统一，只有片面性了吗？让他们搞……”
毛继续为他曾经给予中国资本主义的冲击不大而惋惜。“分土地给农民，是把封建地主的所有制改变为农民个体所有制，这还是资产阶级革命范畴的。分地并不奇怪，麦克阿瑟在日本分过地，拿破仑也分过。土改不能消灭资本主义，不能到社会主义。”
“现在我们的国家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权力掌握在敌人或者敌人的同情者手里。我们搞了15年，三分之一天下有其二是可以复辟的，现在几包纸烟就能收买一个支部书记，嫁给个女儿就更不必说了……
9月，在杭州，一个法国使团在毛的乡间别墅里和他一起度过了两个半小时，并发现毛的健康状况不好。一个法国人认为毛清楚地知道自己处于震颤性麻痹症的早期阶段。其他法国人则认为毛可能得过中风。当毛从一个房间走向另一个房间时，有位助手陪护着他，不时轻轻地引导着他走路。
有个法国人写道：“毛不停地吸烟。从他晚间扔掉的烟头数量来看，显然他是位一天三包的人。他患有严重的吸烟者常患的咳嗽症，喘气很重，带着清晰的咝咝声。”
“协调姿式时他也有些困难。毛是左撇子，要点燃香烟，他就得把火柴盒放在右手，然后用左手擦燃火柴。为了更好地把握这一过程，毛把双肘置于椅子扶手上以稳住自己。
一位法国人谈到了法国在东南亚的“新作用”，但毛打断了他的话。
“自奠边府战役后，法国在亚洲没有作用了。让我告诉你一些你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的情况，在奠边府，许多持枪者是中国人。”他说。
在回答经济问题时，毛平静地说：“中国人没有经济计划……我们做过一个长期计划，但错了。从国外借用的太多了。在这方面，我们的经验比你们少，我们还没有把一切事情办好。
10月，尼赫鲁来访。毛对他解释说，中国不想打仗，没有原子弹。即使其他国家想打仗，那对整个世界来说也将是一场灾难，会死很多人。毛相信，原子弹不会毁灭整个人类，所以不可能找到一个想和谈的政府。尼赫鲁答道，他是印度原子能委员会的主席，他知道原子弹的毁灭性。他相信，没有人会从核战争中逃生。毛反对说，大概不会这样。现存的政府可能被消灭，但其他政府会起而代之。
中国的核试验实际上是在1964年10月16日获得成功的。它既标志着毛在5年前苏联核顾问撤离中国后的“单干”的决心的胜利，而且更特别地标志着从事核试验的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核科学家的胜利。后来，在一次讨论经济计划时，有人说中国必须赶超其他国家的技术水平。毛赞同道：“是的，我们要有……管它什么国，管它什么弹，原子弹、氢弹，都要超过。
在12月20日中央委员会的一次工作会议上，毛对共产党的15年统治所作的总结是：地主和富农乃幕后主宰，主张杰出人物统治论的腐化干部则在台上表演。为了农村社会自身的改造，必须纯洁那些正在指导改造的政治机构。有必要向贫苦农民表明，他们可以像以前斗争地主那样斗争坏干部。至于堕落的分子，我们应给他们贴上“新生资产阶级”的标签。
有位与会者建议，让普通群众来处置腐化干部，因为群众是宽容和通情达理的。毛反驳道：“有时不能这样。群众一旦发动起来，会有很大的盲目性。我们也有盲目性。”
艺术家的背叛也没有逃过毛的注意，他在同一个会议上讲，音乐家傅聪已经跑到美国去了。我说这是件好事。让这种人留在国内有什么用？
1965年1月，毛和埃德加·斯诺在晚宴中谈了4个小时。斯诺报道，毛适量地吃了一餐湖南饭菜，“喝了一玻璃杯或两玻璃杯的中国葡萄酒，和过去一样，极为搪塞。晚上，他大概抽了10支香烟。”
毛透露，他读了马克斯威尔·泰勒将军的书《音调不定的号角》。他说，美国不可能赢得越南战争。但，赢得过从英帝国主义那里获得独立的进步战争，然后又赢得了创建自由劳动力市场的国内战争。华盛顿和林肯都是他们时代的进步人士。当美国首先建立共和国时，引起了欧洲所有戴皇冠者的仇恨和恐惧。美国人是革命者，现在他们需要为摆脱本国的垄断资产阶级而斗争。
苏联批评中国“搞个人崇拜”，有证明吗？毛认为，斯大林一直被说成这种崇拜的中心，而赫鲁晓夫一点也没有。大概正由于赫鲁晓夫没有这种个人崇拜，所以他跌倒了……
毛说，他读了美国人在贝肯尼岛核试验6年后所做的有关这一地区的调查报告。报告表明老鼠、鱼、鸟和植物生长状况良好。对细菌、鸟、老鼠和树来说，原子弹的确是纸老虎。对人可能不同……毛说，他听说美国有部电影叫《在海滩上》，显示了核战争给世界所带来的末日。那是一部科学影片吗？
斯诺询问了中国的人口问题。毛答道，他的确不晓得。有些人说6亿8千万或6亿9千万，但他不相信。怎么可能这么多？农民有时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
斯诺问道，他能否从毛这里给约翰逊总统带个信儿。片刻的沉默后，回答是：不！然而，毛的确期望改善中美关系，尽管在他的有生之年没人强制他这么做。此时，毛正准备很快去见上帝。在谈话中，他回忆了两个弟弟、他的第一个妻子以及他们的儿子是怎样被杀的。多么奇怪，直到今天，死神依然从他身边溜走。他不止一次地准备过死，但死神似乎不需要他。
中国将属于后来人，他们应当比毛更富有知识，将根据自己的社会价值观开展革命工作。活在人间的毛变化得越来越快。他说，从现在起，1000年后，我们所有的人，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可能显得荒唐可笑。
关于目前中国的政治，毛没有向斯诺谈得很多。6年后，当他们再次重逢时，毛解释说，1965年，有许多权力已滑出了他的控制范围。但是，他准备东山再起。所以，第一步发动了一场无关痛痒的试验性运动。
毛向同僚们提交了一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23条纲领。刘少奇的反应十分消极。后来，毛披露正是这时提高了他对刘的警惕。
毛的23条中的第一条是讲，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必要性。刘少奇无疑从这种威胁里看到了一场没有必要在领导层内进行的制造不和的政治迫害。但是，他所持的强烈反对态度必然会使他在公众面前自我确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1月底，毛决定刘必须“开路”。
毛还得出结论，官僚事实上已经变成一个新生的统治阶级。他写道：“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是非呢？毛要求每个中国人都要学习模范农业生产队大寨，那里不存在这些弊病。
3月，毛向来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访问者提出了坦诚的军事建议：“有些外国人在中国上学，学军事。我劝他们回去。不要学太长。几个月就行了，课堂上尽讲，没有什么用处……大多数时间可以在本国，或者根本不出国，就可去那里。
1965年春，毛继续在华中和华南作长途旅行，以准备发动反对刘和其他人的运动，并促使外国人加强对其健康状况的窥察。5月，他在过了40年后第一次回到井冈山根据地。他曾经在这里创建了现在他企图扩展到全中国去的程式。5月27日清晨，毛爬上了通往顶峰的山坡，纵观昔日每天生活于其中的景色。他把昂扬的**渲泻在一首诗里：
久有凌云志，
重上井冈山，
千里来寻故地，
旧貌变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
更有潺潺流水，
高路入云端。
过了黄洋界，
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
旌旗奋，
是人寰。
三十八年过去，
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
可下五洋捉鳖，
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西方报刊报道了下述传闻，说毛得了中风病，正住在上海或杭州的医院里。据言，他在某个公开场合行走困难，不能说话。毛曾承认他所发表的东西并非都出自亲笔：“现在写东西都是由秘书写，自己不动手。”他带着痛楚的表情又说：“自己总是不动手，靠秘书，不如叫秘书去担任领导工作好了。—这大概指的是江青和陈伯达。
毛当然在1965年去看医生了，而且这促使他发出了一个对医生大加嘲讽的指示：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15%的人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传染给别人？我看主要怕别人传染给自己。要分别对待嘛！什么都戴，这首先造成医生与病人之间的隔阂。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后一二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
8月，一种世界上最为畅销的出版物《毛主席语录》—“红宝书”第一次面世，它成为毛重新掌权的宣言。“红宝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60年，当时林彪作为毛的新国防部长，印了一批毛说过和修改过的话在军队中散发。一两年后，林在军队报纸《解放军报》上开始了用醒目的粗体字在方框内刊印毛的语录的习惯。1964年，林又印制了一种由摘录毛的著作中的某些段落编辑而成的袖珍书本，以便士兵们带在挎包里。它就是1965年8月1日面世的第一个正式版本的《语录》的原祖。在以后的几年中，由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的这本《语录》不断重印发行。
1965年8月3日，毛对即将来临的事件作出了最为明确的暗示。安东尼·马尔罗递交给毛一封查尔斯·戴高乐的信，并与毛进行了长谈。当时在场的有刘少奇、法国大使和其他中国领导人。毛谈到了知识分子的恶劣影响，特别是在青年人中的影响。鲁歇·佩耶尔大使表示异议，在他看来，中国学生是信仰毛的理想的。毛对此表示怀疑。
毛说：“青年人必须经受考验……”—这是对即将到来的“**”的一个暗示。马尔罗注意到，毛仿佛是在向一个想象中的反驳者演讲，仿佛在说：“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它必将如此。”—甚至仿佛正在通过马尔罗说给刘听。
毛声言：“苏联修正主义是……叛徒，正在复辟资本主义，不知道欧洲为什么不满意。”
马尔罗不同意地说：“我相信他们并不想恢复生产资料私有制。”
“他能肯定吗？看看南斯拉夫！”
马尔罗发现毛走路时僵硬而缓慢。但他评论道：“并不衰老。他富有康门迪图尔塑像般的那种不平衡性。走起路来像是从某个帝王墓穴中钻出的传奇性人物。”
毛说：“赫鲁晓夫似乎认为，共产党一掌握政权，革命就算成功了。—仿佛革命只是民族解放问题。”
接着，毛又嘲笑了考茨基的遗训“共产主义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毛评价说：“当然！游泳是穿运动裤的途径之一……它不是用赫鲁晓夫代替沙皇，用另一个资产阶级—纵然它被释作共产主义者—代替这个资产阶级的简单问题。就像妇女一样，当然有必要首先给她们法律上的平等。但此后仍有工作可做。我们认定导致中国停滞不前的思想、文化和习惯必须清除，尚不存在的无产阶级中国的思想、文化和习惯必须树立。中国女性的形象还没有在群众中树立起来，但她开始想树立了……革命……没有胜利，它需要几代群众和干部的共同努力。”
他们一直走到马尔罗停车的台阶那里。毛又说：“在这场斗争中，我们是孤立的。”
“并非第一次。”马尔罗说。
“我会单独和群众在一起。等待。”这位法国人发现毛的语调中带着怨恨、嘲讽，特别是自豪。他并不是代表同僚们说这番话的，因为他把他们丢在后面，无法听到他的话。只是在离开同僚后，毛才开始慷慨议论。他走得比他的身体所允许的速度更慢，目的是要和一位同情其处境的外国人多谈点个人见解。
毛继续说：“修正主义毁灭革命。我对你讲过革命也要有感情……可人们不想终生负有革命负担。中国共产党人只有1%在农村，党的老卫队中的幸存者一直长于行动；另一方面是整个教条主义的青年一代，教条主义牛粪不如……不管你们的大使怎么想，年轻人正显出危险的倾向……是该表明还有另外一些人的时候了。”
道别的时刻终于到了。
“我是孤立的。”毛重复道。突然，他又放声大笑：“嗯，有些远方的朋友，请转达我对戴高乐将军的敬意。
此后不久，毛在一首诗中讥讽了苏联的共产主义形式并激励自己去斗争：
鲲鹏展翅，
九万里，
翻动扶摇羊角。
背负青天朝下看，
都是人间城郭。
炮火连天，
弹痕遍地，
吓倒蓬间雀。
怎么得了，
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
雀儿答道：
有仙山琼阁。
不见前年秋月朗，
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
土豆烧熟了，
再加牛肉。
不须放屁，
试看天地翻覆。
林彪是唯一坚持支持毛的人物。毛在9月和10月企图说服同僚们在党内进行新的整风运动的努力没有成功。其他人仍在批评毛。刘少奇和邓小平甚至力主恢复同苏联人签订的条约以保卫中国免受轰炸越南的美国人的袭扰。
无论如何，毛坚决反对这种主张，并坚持中国必须有自己保卫自己的信心。反过来，其他人则拒绝他要求急剧改变文化和教育政策的提议。彭真宣称：“即使是主席，如果错了也要接受批评。”邓小平日后则被断言为“冷酷地割断了与毛的联系”。
毛意识到他在北京是无望的，这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谨慎而无决心。作为一种特有的姿态，他离京前往南方并绝望地转向他妻子那一派政治朋友方面。在周密地安排好他的最后一次庞大的政治运动后，毛长达9个月没有回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