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让他们叶落归根

人们常说秦始皇陵兵马俑是雕塑史的典范之作，它使我们仿佛置身于秦朝，看到了雄才大略的秦始皇正指挥着千军万马，完成着统一六国的伟大事业，为世界了解中国古代文明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然而，中国古代文明是什么？

文明应该是善意行为的表现，文明与粗鄙的距离就是把人当人。秦法严苛，秦政暴虐，秦军气吞山河，秦始皇南征北战，整个秦国车辚马萧，这怎么能算得上是善意的行为呢？

读《史记·秦本纪》，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秦军在战场上的斩首数量极其惊人，粗略统计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继位，秦军屠刀下砍了差不多140万颗头颅。如果兵马俑体现了秦代强大的军事力量，也可以换一个词叫穷兵黩武，今天又有啥可值得宣扬的呢？

看懂兵马俑只是打开了秦文化的一扇窗，透过一扇窗期望能看到全相显然不现实。而随着考古发现不断更新，多扇窗户被打开，别样的风景开始频频浮现。

在纸张未普及的时代，公文的载体是竹简或木牍。为了保密和以备检核，文书以绳捆扎，在绳结处加检木，上封盖有胶泥块即“封泥”，封泥上钤印的文字体现了公文发出方的官职。当这样一些封泥或官印出现的时候，看着“南乡丧吏”“宣曲丧吏”“丧尉”“冢府”的文字，一股人道主义之风带着温情扑面而来。

这几枚封泥和官印大多出于私人藏家，并无更多出土信息。南乡是地名，宣曲为宫殿名，官职“吏”“尉”与职能“丧”结合，此类官职肯定与丧葬相关。这些官职之间有分工，有协作。丧吏对接宫殿、乡邑，丧尉负责军队，“冢府”专管茔坟。前两者只承担将棺材连同尸体运回故土，入土事宜转而由后者执行。上下两端相互衔接，最终实现让那些死于异乡、建设国家、保卫国家的人能魂归故里。

职丧掌诸侯之丧，即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丧，以国之丧礼，莅其禁令，序其事。（《周礼·春官·职丧》）

官方管理丧事，始自西周的职丧。此职主管诸侯、卿大夫、士等有爵位之人的丧葬礼仪及相关事务。秦时的“丧尉”“丧吏”职官袭周制并进一步发展，涉及的人群已经普及军人、漕卒、黔首、司寇、隶臣妾，比周制更宽泛、更平民化。

令曰：诸军人、漕卒及黔首、司寇、隶臣妾有县官事不幸死，死所令县将吏劾其郡名槥及署送书，可以毋误失道回留。（《岳麓书院藏秦简》）[1]

军人、漕卒、百姓、罪人活着的时候身份、地位不一，有的属于官府事务的管理者，有的属于被管理者，总之算是为国家效过力。这些人不幸过世，秦令明确应当为其提供容身的棺材，让死者回乡落叶归根，并提出具体步骤和要求。由死亡地县府及时核查身份，登记属郡、姓名，出具送往死者故乡的文书，配置槥（粗陋的小棺材），不能耽误、迷路或滞留。

卅一年七月辛亥朔甲子，司空守□敢言之：今以初为县卒（外疒里斯）死及传槥书案致，毋应此人名者。上真书。书癸亥到，甲子起，留一日。案致问治而留。敢言之。章手。（里耶秦简）[2]

□死，【槥】未到家。（里耶秦简）

基于此，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年）七月十四日，司空守这个人曾拟写了一份公文：有一位县级单位的小厮，死亡及传槥的相关文书缺失，特此上报，盼复！

文书即工作留痕，一方面作为死者返乡的凭证，另一方面也为所服务机构保留记录，留存档案。至于棺木，死者生前如果是内史、吏及低级官吏以下等从事官府服务的人员，由县府负责置办，棺材高三尺（合今69.3厘米），宽一尺八寸（合今41.6厘米），长六尺（合今138.6厘米），棺木厚度不能超过二寸（4.6厘米），没有棺木的，为其买棺出丧，棺材要密封效果好，用绳子捆束不至于断裂散开。

县府服务人员和战士均为成人，棺长六尺明显与成人身高不符，宽仅能容下一人平躺，空间狭小，薄棺一口。这并不是政府小气、办事吝啬。秦人实行屈肢葬式，习惯把遗体肢骨屈折，使下肢呈蜷曲形状入殓，需要的葬具本来就短。

按照死亡人员的职位高低、身份差异，政府出面去棺材铺买棺出丧。棺的大小、厚度如果超出或不达标，会被视作不按律令办事，对应有处罚、追责。落实此类事务，丧吏们要从大处着眼。这关乎前线士气，关乎国家稳定；还要从小事做起，棺木规格与丧者身份对等，这关乎法律制度的严肃性和落实程度。总之，站位要高，不以个人好恶来决定。由于有需求，当时的市场有棺材铺。

是月也，天子始裘。……饬丧纪，辨衣裳，审棺椁之厚薄，营丘垄之小大高卑薄厚之度，贵贱之等级。（战国·吕不韦《吕氏春秋·孟冬纪》）

结合《吕氏春秋》所记，有一点还是有必要明确。政策的人性化和程式化，服务面的宽泛化、平民化，依然要依礼。棺椁厚薄、坟墓大小依然还得遵从尊卑等级。

于是缪公乃自茅津渡河，封崤中尸，为发丧，哭之三日。（西汉·司马迁《史记·秦本纪》）

早在春秋时代，秦国对战死的士卒已有一套发丧的流程。公元前627年秦晋崤之战，秦穆公刚继位，受战败条件限制，没有及时运回士卒尸体。一年之后秦军一雪前耻，穆公对死亡的士卒重新安葬、树封，国丧三日。秦军队的士卒在战争中冲锋杀敌，义无反顾，除了“军功爵制”的刺激外，士兵后事的安排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政策的人性化和程式化功不可没。

秦时对政府机构的服务官员、士卒等突然死亡的管理，采用法律规定、强制执行的方式，是出于“体恤”为国家服务的人员，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保障其全身心为国家服务，是朴素的社会保障理念在秦律中的体现，更是秦国综合国力提升的保障措施。

这些冠冕堂皇的总结似乎并没有说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做，用心理学理论来剖析数句或许更接地气。经历创伤事件后，容易产生难以承受的情绪，“送他们回家”的仪式富有仁爱感，是处理这种情绪的手段之一，可以帮助人们改善自我责怪、自我羞耻等负性情绪。

“暴秦”有这样的另一面，是否有助于我们解开一点点“秦国为何会统一天下”的疑惑呢？

“汉承秦制”“百代皆因秦法政”，战时军士阵亡，或从事官府服务的人员的死亡，有国家托底处理后事，这一温情的制度依旧传承到了后代。

（八年）十一月，令士卒从军死者为槥，归其县，县给衣衾棺葬具，祠以少牢，长吏视葬。[3]（东汉·班固《汉书·高帝纪》）

汉高祖八年（前199年）下令为士卒从军死亡者，提供棺材，并将尸体运回故地，包括死者入殓的衣服、棺椁葬具、祭祀仪式等都由当地县级单位负责。即使士卒死亡太多，运送尸骨的车辆接连不断，给政府带来不小的负担，带亡灵回家也必须落实到底。

西汉初年皇帝下诏给丞相、御史，对家在关外而死于关内的官府服务人员，由官府负责收尸入殓，不能放置违反律令的物品，以县令或县丞的官印封护棺木，并开具文书。以官印封护棺木，主要是为了出入关口查验，最终送死者回乡。中途查验，若发现运送死者的棺材内藏有违禁物品，就要受到处罚。

卢钧，唐朝人，唐书中有传，籍贯京兆蓝田（今陕西蓝田）。历任文宗、武宗、宣宗时期数道节度使，多有政绩。在任岭南节度使期间，对自从贞元年间（785年正月~805年八月）以来有罪流放到岭南的大臣，因故至死不能还乡者，卢钧减省俸钱营办棺槥，送他们的衣冠还乡以葬。

送死者衣冠以还乡，形成意识上的魂归故里，于是有了衣冠冢。2008年北京市密云区第七中学建设过程中发掘出古代墓葬57座，属于辽金时代的墓葬24座，其中小型砖室墓一般为火葬，少量用陶罐作为葬具，还有一部分仅存长方形土圹，不见葬具、人骨、随葬品，发掘者认为属于“迁葬墓”。当然，考古发现的迁葬墓包括二类：一是二次葬，能看到的现象是骨骸移位或残缺不全；二是衣冠葬，即所谓的“空墓”，因为物品早已腐朽，只留下空空如也的墓室。

[1]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伍）[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2]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3]班固.汉书[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