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六 看狗熊

农历六月初五，下午洒过一场洗禾雨，夜里天转晴朗。山区雨后的夏夜，格外凉爽。我躺在门前杨柳树下的青石板上，两眼透过被枝叶遮得支离破碎的星空，驰骋着自己的想象——天上的火箭，海上的飞船，地上的摩托，妻子和拖拉机

噌。父亲突然走到石板旁，放下一把躺椅坐下来。咝溜，咝溜吸了几口烟问我道：听说麻城有狗熊，好多人看？

嗯，我连忙坐起来：好学听人在耳边唠过，是真是假还不清楚。

叫玉英明天开拖拉机进城。

嗯。

我听人说那狗熊是武汉动物园送来展览的哩。

嗯，我不——不太清楚。我又支支吾吾着。

父亲的脾气古怪得很，很少跟人多说话。过去，最见不得乡下那些筷子光插在别人碗里的干部。如今，最见不得自己富了不管别人的社员。前几年我在生产队当会计，也曾跟着队长邬老焉混过吃喝，不知挨过他多少回扁担。好长一段日子，我们父子没有搭腔，直到这几年才有好转，但我从未见他像今夜这样兴致盎然，余兴难尽。

他又狠咝了几口烟，金丝土烟那浓烈的味儿熏得连蚊子都不敢拢来。明天叫你媳妇把驾驶楼两边的座位留一边给我，别净让那些姑娘伢挤去了。

我好生奇怪，素日里，父亲喜欢静僻。我家屋后的小山下是他常去独游的好地方，那里刺树多，坟包多，大人怕刺扎，小孩怕鬼叫，每日倒是他逛的闲场地。未必如今他也想到城里赶赶热闹？我好奇地问：您想上城？

嘿。月光下父亲咝一口烟点了点头说，你的大也去，明天是六月六，我们去逛城看狗熊，也顺便吃顿饭。

你们年轻人耳朵问事，隔三差五进城看好戏好电影的，这回我和你父亲也去凑一回热闹。妈也来到父亲身后，笑眯眯地说。

嗬哈。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一听父亲真要进城，我吃惊非小，不由得回想起那次他上城的情景，又有意要惹他生怒地说：您不是说过这一生再也不进城吗？才几年怎么就变——

父亲呼地把手里的烟袋头往鞋上狠狠一磕甩过蛮远，气得眼睛直瞪，那是么时，这是么时。大见父亲来了气，忙打圆场：看你这伢哟，也不是个三岁两岁伢。还提起那个死时辰。

父亲虽有个怪脾气，但人很正直，从土改到文革前一直当着队长，可在文革中他的无品芝麻头衔被上头有人飞游闲汉邬老焉接了他的差，成天吃东家，喝西家；一揣酒杯；开口就给张三照顾三百斤粮食；一红脸皮，点头就给李麻子批二十元救济款，吃空了集体，发福了少数人。父亲气得茶不思，饭不想，特别是我有时也被邬老焉扯去做客，父亲更是气添三分。有一回，我被人情去做客，父亲赶到请主家门口一把没拽住我，反被邬老焉直推假笑地关在门外。他一气之下，一脚踢在门外墙上，大脚趾盖被踢掉，一连化了半个月脓水。脚刚好，又患了一场大病。

妈说，他父，这病得整治呀，你是有家小的人，日子再难熬也要撑活下去呀，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可。

父亲安慰妈说，我这不是病，是气，是气的呀，我这气哟。再说手头拮据。

妈说，听人说气也是病引起的，不管怎样，哪怕卖了筷碗也得治病，去县城大医院，人家总得有法儿治疗。经过妈的再三哀求，父亲总算应允了。

于是，母亲赶在夜里做了几个粗麦巴巴，七十里山路，整整走了一夜半天。到县城，在两边贴满大字报的冷清寥落的街道上来回穿梭了几遍，才找到县医院。我们满怀希望地走进院门，谁知两个臂戴红袖章的守门人不让进，反而要我背诵最高指示。我从那次父亲发了踢脚脾气，再也不敢跟着邬队长沾光了，辞去了会计职务，虽然那年我不满十六岁，那时节指示我还能诵几条，而且能结合眼下的实际学和用。我毕恭毕敬地站在两个守门人面前，微微眯起眼，背道，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等我睁大眼睛，等待打分放行时，两个守门人望着我轻蔑地笑了说，最重要的一条你忘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现在，医院正搞斗批改，不看病。父亲站在一旁，面色憋得乌紫，颈上的青筋条条鼓出。妈吓得浑身哆嗦，额头渗出冷汗。背了指示，不能立竿见影，我们只好走。

最后，我们在一家小诊所里找了个医生看了看，可一划价竟要拾多元钱。我妈摸着袖子皱了皱眉头。我见妈不去取药光摸手袖，心里直埋怨她还不快拿钱买药，早点赶路。可一看我妈那憔悴的气色，心里又犯疑，莫不是她走累了，莫不是惊魂未定，莫不是。就在这时，只见妈从袖子里摸了半天，才摸出家里卖鸭蛋积攒的五块钱。

这这这。她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明白了，父亲更明白。

走，我说不治不治，这病是治不好的，省两角钱吃碗粥——。父亲一起身朝大街走去，我和妈也只好跟了上来，我边走边看我的妈，她两眼噙着泪水。

我们来到一家饭店，正要买粥，不料，那售票员两眼直瞪着我们说，买粥要粮票。就再不说二话。由于没有粮票，我们连粥都喝不上，偌大的县城，那时节连卖水摊都看不到一个，我们娘儿父子，只好咽着干粑，蔫蔫的往回走，妈一边走一边抹眼泪。父亲一路走，一路骂，狗娘养的，成天喊革命生产形势大好，好得就是连粥都喝不上。我这一生再也不上城来。说着、骂着，来到县河桥，一屁股坐在桥上，抽着闷烟，不起来，旱烟锅在桥栏上瞧得蹦蹦响，敲扁了，一挥手扔进了水里。我和妈也坐在桥上，当时，桥头有一块宣传栏，栏里画着一只大狗熊竖着两只后腿，狂嚎着，挺滑稽，我看着看着不觉好笑，竟嗤了一声。只听叭地一声反响，我忽然觉得后脑勺火辣辣的，头昏耳鸣，还未等清醒过来，父亲就指着我的鼻子骂，这些都是那些狗日成天吃饭不做事的败家子干的，你看什么，还笑，我这一生再也不到麻城来。

想到这情景，看看眼下的父亲，我故意说，城里有什么好去的，连粥都喝不上，还去做么事哟？

父亲知道我在争他的嘴，也不在乎，把头微微一昂，带着几分傲慢的口气说，嘿，你们要不让坐拖拉机，我和你妈就去坐汽车，我是说现在上城里逛的人多，怕挤不上车，不然我来求你们，哼！可那双直逼着我的眼睛，似乎冒着一种饥饿难熬的光，嘴上虽说不求我们，心上，眼里却清楚明白。

见父亲像个孩子似的，我爽朗地笑了起来，从石板上蹦起身来就走。

到哪去！父亲像怕我逃跑似的，急切切地追问道，那声音震颤了门前的树梢。

我回身说，叫玉英把拖拉机油上足，明天赶早上路。

嘿嘿嘿，父亲笑了，嘻嘻嘻大笑了，笑声缠绕着杨柳，在夜空中**漾萦回。

翌日，天麻麻亮，父亲和妈穿着光光堂堂，玉英也换上新涤纶花衬衣，我穿了绿军裤，浅蓝涤凉衬衣，提着装钱用的小手提包，一家人喜气洋洋地向县城出发了。

过了县大桥，嗬，热闹极了，街道两旁，星罗棋布似的摆着货摊，烟、酒、瓜、果、衣、裙、帽、带，整个街道被装饰得五彩缤纷，琳琅满目，那卖主唤买主，真比女儿呼娘亲还显得亲切。街上，轻风送来阵阵瓜果鲜香，沁人心脾。炸饼油味，逗得我暗咽口水。父亲、妈更被这景致迷住了，半张着嘴，笑着眉头，东瞅西瞄，看个没完。

车到十字路口，玉英正好将车拐停在一家小吃摊前，摊上横放着黄焦焦的炸饺，摆着已盛好的米粥。我突然像想起了什么，冲着父亲一笑说，下车想吃碗粥吧？现在不要票也卖。请，请，这边坐，这边坐。我这一提不打紧，可忙坏了粥摊上的女主人，她抹桌搬凳，好一阵叮当。父亲好半天才回过神来，也像是意识到了什么，不满地瞟了我一眼。嘿，还拿我开心，有了钱谁舍不得吃好点，听人说这里有座什么酒楼，我这回要先上楼去吃顿荤菜，喝两盅，走，找酒楼去。今儿过六月六，六月六，农家一杯酒，夏日喝，秋后有哩。

是的，我家的年景变了，有了，再不是那年妈从衣袖里摸钱买药的时候了。父亲，这个被山里人称之为农业战略家的倔强汉子，又选上了队长，几年便把邬老焉践踏了的生产队搞活。他不去江汉平原做生意，不上广州卖银货，带头承包人二十亩山林，十亩田地，五口鱼塘。我妈的手巧，会养鸡，饲鸭，喂猪。我是父亲的帮手，又是妻子的师傅。她经营运输，既不多收运费，又不偷税抗税，全家一年收入额能与过去全生产队八千元总收相提并论。党的富民政策治好了父亲的病，辛勤劳作发福了庄稼人，提包里有钱，银行里有款，今天又是六月六，农家酒，怎么不该上酒楼庆贺庆贺呢？我微笑着，向那热情倍致的粥摊女主人表示了歉意。急匆匆领着一家人上了四美酒楼。

等到酒足饭饱，日已当午，我妈走下来酒楼，这时父亲才突然想起看狗熊的事来。妈直埋怨他差点把这事忘了，尽管她也忘乎脑外。我紧跟着四处打听，一打听，嗨，真是挖井挖出了人，天大的笑话。城里根本没有狗熊展览这回事。只是前不久武汉动物园从外地买到一只熊，路过麻城，被那些多嘴客加以编造，传谣山里而已。父亲一听，露了露他那不曾被烟火熏黑的皓齿，眨巴眨巴眼睛，并不为此动气，只摇了摇被白云边熏得有些眩晕的头，嗬嗬两声了之。妈一边掏手帕抹着酒后变红的脸，一边瞄着父亲，以不可动摇的口语说，等几天，我们搭车去武汉去看。父亲深情地瞥了她一眼，不无调戏地说，乡巴佬，见识少，好，秋后天不热，我一定带你去。看了他们那股亲热劲，我回头瞄了瞄走在我身边的玉英，她清秀而丰满的脸腮，被酒浇出了两朵红晕，露出一对好看的酒靥。我瞄她，她瞄我，我想笑，她想笑，我俩终于忍不住捂着嘴会心地笑了。因为父母，也因为我俩。我第一次感觉到那捂嘴发笑，给胸腔给周身带来的抑郁和欢乐。

虽然未得到某种满足，父亲、妈还有我们小两口，仍然兴致勃勃。走到一堆西瓜旁，父亲忽地驻足在那里，要我掏钱买下来，说是拖回去让村里老少尝尝鲜，明年好在山里种西瓜，增加收入。玉英把拖拉机掉转头来，装了西瓜，我们喝了一阵醒酒茶，于是兴高采烈地回奔了。

当拖拉机开近县大桥时，我们却被意外的情景吸引住了。邬老焉——他身后紧跟着两个穿白色制服，戴白色平顶帽的公安人员，从桥头县法院出来，朝大街上走去。

邬老焉这个得运一时的队长，自从前年民主选举后，就再也不吃香了。上头的人也自身不保，哪顾得上他。这个不熟悉耕耘播种，却善审时度势，投机取巧不可一世的人物，瞬间变成了蔫蛤蟆。党的经济政策放宽后，这只蔫蛤蟆以为有机可乘，有利可图又活跃起来。车到山前必有路呃。他常在人前不无得意地自诩道，生来就是人上人的命。他肚子里边不知打的什么算盘，扬言要让人们看看他到底不是一个平庸的角色。山里泥鳅翻不起多大浊浪。他干脆告别了乡井田土，抛下妻子儿女，下洞庭湖，走武汉，奔广州，两脚绞麻花似的跑起生意来。舍不得孩子大不了浪。他做的是大本生意——贩金簪银元。他是很会做金子生意的。他的经验是，心要狠，又不露形于色。他手中拿着一块假银元，通过来回周旋，转身做戏，哄骗，垄断刁难可以换得卖主手中的真货，卖主竟不觉吃亏，倒过来给他一个好字。可是这非凡之辈，这么精明能干的邬老焉眼下却被抓了。父亲的脸色阴沉了，他示意让玉英停下车来，我们一打听才知道，他这次就是在广州用银货走私被公安人员跟踪抓捕的。只见他手戴双铐，垂头沮丧地走向大街，那不消多说，定是游街示众。

真巧，就像如今乡下人腰包鼓了，靠背硬了，日子红火后需要消费，需要丰富文化，饱饱眼福充实生活一样，我们进城看狗熊，狗熊没看上，竟看到了我们村上的邬老焉。

于一九八六年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