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朱先生不该这么说

朱自清先生是现代散文大家，有相当深厚的国学功底，我是非常敬重的。我有他的多种散文选本，2003年干脆买了他的散文全集。我今天想说的是，对他评点诗经的某些说法，不敢苟同。

为了防止重犯他批评孔子断章取义的错误，我将他在《经典常谈》的《诗经第四》一文中的原文照录如下：

“到了孔子时代，赋诗的事已经不行了，孔子却采取了断章取义的办法，用诗来讨论做学问做人的道理。”接着批评汉代鲁国人毛亨（人称大毛公）、赵国人毛苌（人称小毛公）这两个人撰写的《诗序》，以及东汉人郑玄的《郑笺》，说他们接受了孔子的“思无邪”的见解，解说了《诗经》。

我以为批评一个人，要看一个人的全部言论，的确不能断章取义。而朱先生却恰恰违犯了这一点。凡是读《论语》的人都知道，关于《诗经》，孔子有多处精辟的言论，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三处：《为政篇》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阳货篇》说：“小子何莫学《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季氏篇》说“不学《诗》，无以言。”

《诗经》共305篇，为了表述简洁，古人一般只称“诗三百”。它成书于春秋时代，反映的是西周初期（公元前1100年）至春秋中期（公元前700年）大约五百年的历史。就其思想内容来说，来自于民间的十五国风中的160篇作品，反映了人民反压迫反剥削追求自由幸福生活的愿望，细腻地道出男女青年追求纯洁爱情生活的要求，也揭露了妇女在婚姻与家庭关系的不幸命运；小部分取自民间，而大部分内容由朝庭官吏及公卿大夫创作的“雅”105篇（大雅31篇，小雅74篇）以及“颂”（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40篇，是祭祀祖先与歌功颂德的作品，同时也有反映周族开拓疆域的史诗，更为难得的还有介绍夏及上古时代发展农业历史的篇什。正因为有了这些深广的内容，所以孔子说，《诗》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思想是纯正的，没有邪恶的东西。他把这样一句话放在为政篇的第二章是大有深意的。他认为一个为政者要行政，首先要把思想搞纯正，因而要学习《诗》。思想不纯正，执什么政呢？一个搞腐败的人，很难想象能执好政！而把思想搞纯正的一种途径，就是要学习《诗》。比如执政者如果不重视民生，想想国风老百姓的呼喊吧！

正如朱先生所说，孔子生于春秋末年，赋诗的事已经不行了。从诗最初的功能来看，它主要是为乐曲而配的歌词，也就是说是为了歌之舞之的。说白了，于百姓而言，是用于劳动后的小憩与休闲；于达官贵人而言，则是用于宫庭的娱乐与礼仪，但孔子，却从诗中发现了诗教于乐的功能，除了歌之舞之以外，它不仅能激发感情，培养观察能力，增强群体意识，还可以抒发怨恨不平。所以他竭力主张，弟子们要学习诗，从而培养温柔敦厚的性格。这种能举一翻三，从一件事物看出其它事物联系的能力，这恰恰是孔子的贡献，也是孔子之所以成为思想家和教育家的重要原因。而拘泥于词句，武断地给孔子戴上断章取义的帽子，只能说明朱先生的短视。

毫不夸张地说，《诗经》是一部百科全书。从内容来说，它是非常丰富的。这一点，前有叙述，不再罗嗦。从艺术来说，它有六艺：即风、雅、颂、赋、比、兴。所谓风，是指民谣，有教化讽剌之意；雅是指中原之正声，是“正”的意思；颂的本义为“形容”，又称“美盛德”。简单点说，是赞美诗的意思。赋，指铺陈，即叙物言情，直歌其事。比，指比喻，借物托情，意在言外。兴，指联想，触景生情，因物起兴。纵观《诗经》，无一不体现这六种表现手法和风格。《诗经》是为后代诗歌之源。再从知识的角度看，《诗经》引发了多种学科研究，一曰语言文字学。如后人的《尔雅》、宋代吴械的《毛诗补音》、清代顾炎武的《诗古音》等，专以《诗经》为对象，研究语言文字。二曰历史地理学。因《诗经》中有许多山川风貌、物产状况的记载和描写，汉代以降，有很多学者从《诗经》中研究地理。三曰动植物学。据统计，《诗经》中言草者有105种，言木者有75种，言兽者67种，言鱼者有20种。所以孔子说：“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四曰名物制度。从社会状况来看，《诗经》还记载了大量的古代器物、家庭、氏族、政治制度等史料，为后人了解历史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此外还有天文学方面的知识如记载日食月食地震等知识，我是非常惊讶的。正因为《诗经》有如此广博的知识，所以孔子才对儿子说：“不学《诗》，无以言。”意思是说，不学诗，没有渊博的知识，则不能说话写文章了。显然，说这句话，正是孔子对《诗经》有了全局的本质的认识，才发出如此的感叹，我是丝毫看不出也不明白，孔子是如何断章取义的。

至于朱先生批评受孔子“思无邪”见解影响而产生的毛氏《诗序》和郑玄的《郑笺》，我以为就更不值得一驳了。本来，《诗经》特别是国风，极为朴素，有很多句子至今流传，如开篇《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为历代青年男女所传颂。但也不必讳言，《诗经》毕竟是2700年以前的作品，尽管同属春秋，但到了孔子时代，也相差两百年的历史了，有些诗就不大好懂了。更何况随着历代语言的发展，《诗经》就愈来愈不好懂，需要学者对其文字作出考证和解释，或者说加以训诂，才得以明白。《诗序》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而郑玄的《郑笺》也是参考了各种解读《诗经》的注本，对《诗序》进行注解，可以说是对注解的注解。当然，诗无达诂，即对诗的注解没有一致的结论，比如对一首诗的某一句或者某一个词，两种解释会截然不同。但不管怎样，就大体而言，对《诗经》总的解释，都是一致的。如今数百种乃至于上千种关于《诗经》的注本，其义八九不离十。这怎么说成是受孔子“思无邪”的影响呢？如果是，只能说孔子的话是真理矣！正是有了《诗序》、《郑笺》之类的训诂书，后人才懂得了《诗经》。我们应该向毛氏郑氏表示敬意才是。

诗无达诂，我想文也是无达诂的。朱先生在概说《诗经》的时候，对孔子的话有不同的解释，这本属正常。晚辈后生也是一时忿然，写下这篇文字，一不留神加入了文无达诂的大合唱，还望朱先生海谅！

2009年9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