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欲写自传还说羞

2004年7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罗曼先生的函，说是湖北省作家协会少数民族会员每人要提供一份自传。在接到这份函的一瞬间，我怔住了。我平生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写自传。自传意味着回忆，自传意味着反思。于我而言，自传意味着痛苦，自传意味着羞愧，自传意味着遗憾。

有的人一定会说，你是省作家协会会员，宜昌市作家协会主席，又是一家报社的社长，据说还是所谓的省管、市管专家。还说“痛苦”的话，是不是故作姿态？不是的。1955年10月，我出生于长阳清江岸边。转眼间，我就要到“五十而知天命”的年龄了。我们这一批五十年代出生的人，正是所谓“出生不久就挨饿，上学不久就停课，结婚后只准生一个”的那一代人。是的，1960年，五岁的我吃枇杷树叶的滋味，至今记忆犹新。我亲眼目睹村里的伙伴，因吃树皮解不出大便的困窘。也许有人会说这就是痛苦。但我并不觉得这是痛苦。真正痛苦的是，无书可读。这种无书可读的后果，像毒蛇一样至今折磨着我，纠缠着我。我1962年发蒙，1978年华师毕业，16年间有10年于文革中度过。十几岁的时候，我到处找书读，可惜“破四旧”，批判“封、资、修”，中外名著与我无缘。一部《金瓶梅》，我是三十岁的1985年才有幸阅读的。我以为，一个文科大学生，除了通晓中国历史（不是初高中常识）、世界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外，还应该精读《四书五经》、西方经典名著。对于一个立志于当作家的人，尤其要能够背诵诗经、唐诗、宋词、元曲、《古文观止》，精读《红楼梦》、《金瓶梅》、巴尔扎克、莎士比亚。没有这个童子功，谈何创作？现在书店里，新书林立，气象万千。但说句不中听的话，有的所谓的文学作品，既不见传承，也不见创造，如同垃圾，无异于谋财害命。由于错过了青少年读书的黄金时期，使得人到中年的我，一直都在“补课”。我预言这种“补课”，要持续终生。这难道不痛苦么？

说到写作，我的笔龄是很长的。我记得，我的第一篇铅字作品是在《宜昌报》发表的。那是一篇消息，说的是我老家施坪村办水电站的事。那是1973年，我刚满十七岁，正回乡务农，写作热情颇为高涨。第一篇文学作品《灯光闪耀在桂林深处》（散文）是在《华中师院》院刊上发表的。那是1977年，我也有了二十二岁。大学使我明白了，以前的写作全是胡诌。从此，断断续续写过一些作品。1981年，散文《大坝剪影》获《中国青年报》二等奖。随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大坝赋》、《葛洲坝湖》等作品。正待创作上有一些**的时候，1983年二十八岁的我，在一次体检中，查出“乙肝病毒”。那时，我还未结婚，也没有房子，心情特别悲观。在疾病袭来的时候，我几乎停止了读书和写作，我甚至放弃了文学。1992年，我从宜昌市委组织部调至三峡晚报社任党委书记、社长以后，报社工作的性质，逼迫我重新拿起了笔。现在看来，这么多年，“乙肝病毒”并没有要了我的命，而是我意志薄弱，懈怠懒散，致使文学进步不大。因此，我常对年轻人说，文学是以生命为代价的事业。如果耐不住寂寞，耐不住勤劳，耐不住坚韧，舍不得感情和生命投入，不要搞文学。于我而言，写作三十年，作品没几篇，难道不羞愧么？

2002年，在填写市管优秀专家表的时候，其中有一栏“主要成果”我是这样写的：1997年出版散文集《张泽勇随笔》，我的老师华师大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张永健，以中国当代文学学会的名义召开了“九十年代散文创作及《张泽勇随笔》座谈会”；1998年出版新闻评论集《今日评论》，获宜昌市社会科学奖；2001年于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散文集《泽勇散文》，获屈原文艺奖。面对所谓的成果，我总有一种浪得虚名的感觉；面对文学经典和文学大家，我始终有一种羞于启齿的感觉。文人常说：别人的老婆，自己的文章。可我对自己的文章有自珍之情，却无自信之感。我在《泽勇散文》的后记里面写道：“我国闻名于世学贯中西的大作家、大学者，他们的知识结构无一不呈现出东西方文化的杂交优势。20世纪的文化巨人梁启超、王国维、鲁迅以及郭沫若、茅盾、巴金、孙犁等，他们如果没有广博的东西方文化作支撑，其作品是不能长久地饮誉于世的。”如果说我的作品比较单薄的话，时髦的说法是缺少底蕴，其根源就是西方文化知之甚少，中国传统文化知之有限啊！这，对于一个即将跨入五十大关的壮年作者来说，难道还不遗憾么？

这便是我四十九岁时的自传。

2004年7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