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 南正村人物
八爷
村子里八爷的名声最大。他是个铁匠，走过十三省。他是十五岁出门的，到六十岁回来时，仍是光棍一个。一队的饲养室门前有一个半截碌碡，八爷坐在上面讲述他的经历，讲着讲着就添加一个女性的形象，多么疼爱他，死去活来的。描述的过程中，他愣不防就插一句：“那像你们啊，一辈子就守一个女人。”
那些女人如何的好，八爷都没带回来，只带回来一件东西：烟锅。玛瑙嘴，绿色的，杆儿细长光滑，锅子是铜的，烟袋是黑皮的。八爷盘腿坐着，用锅子在烟袋里挖，挖好半天，才挖出一锅烟来，用左手大拇指把烟叶按压实在，才点燃火柴。
八爷挖烟的时间挺长。他不像是在挖烟，像是在搅动他岁月中的一个个细节。我有时性急，就帮他挖烟。他瞄了一眼我说：“这烟锅是翠兰送给我的。你该叫婆。她夜里给我洗脚，捶背捏腰。打铁的活啊，一天下来骨头都要散了。她死了男人，养活四个娃儿……”他有点哽咽，曲起左脚，搁在右腿上，亮出鞋底，拿烟锅在上面磕打，散落的烟灰如他满腹的沧桑。“临走，你翠兰婆送了我这烟锅。我想带她回来，可她屋里还有个瞎眼的婆婆。”他的语气悲伤，可我还是个孩子哪里懂得人间冷暖？八爷审视着我流不出泪的眼窝，只好叹口气，“这人哪，都是命。”
八爷回来那年，有人劝他开个铁匠铺子。他摇了摇烟锅说：“打了一辈子铁，连个老婆也没混上。还打铁呀，不要了我这条老命”。
我十岁那年，八爷当了队长。那当儿，学习小靳庄开始了。公社来了个姓李的团委书记，自称是工作组组长。隔三岔五的，他让八爷组织社员开赛诗会。地里的秋苗缺水，八爷说要浇地，姓李的说革命生产两不误，革命嘛是第一。八爷就召集了社员会，还是在饲养室。人到齐了，八爷一句话不说，只是闷着头抽烟。抽过两锅烟，他说：“你们念诗，我浇地去了。”他把烟锅朝胳肢窝一夹出门了。队长都走了，还开的啥会，社员们一窝蜂走了。李组长说要八爷的批判会。二爷劝八爷出去躲几天，八爷说躲啥呢？我又没偷没抢。
给八爷开批判会是个晚上，在我们队的麦场上，全村人都来了。李组长凶狠狠的讲了一通，说八爷反对毛主席，不抓革命，光抓生产。李组长还没讲完，突然停电了。八爷那时就蹲在李组长腿旁抽烟。忽明忽暗的烟锅宛如星星点点的灯火。抽完烟，电还没来，八爷挥起烟锅把烟灰磕在了李组长的鞋上。李组长一骨碌跳起来吼道：“反革命，想陷害我”？
八爷不见了踪影。李组长带着人四处找八爷。一个多月后，李组长调到另一个公社当副主任了，也就顾不上找八爷了。第二年伏天时，八爷提着烟锅回村了。八爷说他去看翠兰了。
有人劝八爷抱养个儿子。八爷说，儿女都是害，哪有一个人轻闲。说这话时，他举着烟锅在空中比划。他在比划什么？谁也搞不清楚。他见人们瞪眼瞧他，就说了句：“烟锅，我死了记着把这烟锅装进棺材，我到阴间手也有个着落”。
我读大学那年。八爷去世了。二爷让人给他准备了棺材，把他的烟锅垫在他的脖子下。二爷告诉我：八爷是肺气肿，都是烟锅惹的祸。不过，二爷又说了一句：你八爷咽气时还搂着烟锅。没有烟锅作伴，你八爷一辈子不是啥都没有了？
尚伯
我家地方小，晚上我常常睡在队里的饲养室。深夜，牛悠长地叫着，舒展着一种韵味。圈里有七匹牲口，四头牛，两匹马，一头骡子。尚伯当着饲养员，最喜欢那头小黑牛。其它三头牛是从甘肃买回来的，而小黑牛是尚伯在圈里接生的。等老牛舔干了牛犊身上的乳液，尚伯就把牛犊抱在了怀里。尚伯的姿势是这样的：蹲下，伸出双臂，十指展开，揽住牛犊的四蹄，起身。牛犊贴在他的怀里，温顺得像个孩子。直到有一天，尚伯抱不动牛犊了，幸福仿佛从他的怀抱逝去，眼神空落落的。
小黑牛能下地干活了，尚伯却有些舍不得。他撵出去，一遍遍叮咛牵牛的人：这牛还嫩着，别让它太使劲，也别用鞭子抽它啊。
我高中刚毕业，地就分给一家一户耕种了。圈里的牲口也要分，队长保才让尚伯先挑。尚伯看看这个，瞧瞧那个，都有些恋恋不舍。可保才说不行，你只能挑一头。尚伯就拍拍小黑牛的脑袋说：“娃儿，回家”。 他给黑牛在后院搭了间草庵，顶上覆着麦草。尚伯端着碗蹲在牛身边看牛嚼草。牛吃饱了，尚伯用老伴梳头的梳子给牛理毛。那梳子是木质的，颜色有些黄。
第二年夏收，村子人都雇拖拉机耕地种包谷，尚伯牵着小黑牛到了他的地头。我问尚伯，你不是心疼牛么？尚伯说你不懂。牛不耕地心里会难受。你想啊，牛整年四季地吃人喂的草料，到种地出力的时候，你让它闲着，它心里难受。
播种的日子里，别人戴着草帽盘着脚坐在地头，叨着烟锅看拖拉机耕地。尚伯却扶犁跟在牛的屁股后头，犁头在尚伯的眼前翻过一片片浪花。他扬起鞭子，朝牛屁股上抽了一下。尚伯抽鞭的姿势很优雅，手臂朝上一扬，鞭杆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鞭尖绕过一个圆圈——鞭圈很圆很圆。随后呢，那鞭尖就如弓般张开落在牛的屁股上。“叭——”那响声极脆。尚伯脸上堆积着微笑，层层叠叠的皱褶宛若犁头翻过的浪花。
尚伯总是不等天黑就卸了犁。牛卧在地头喘息，尚伯在抽烟，仿佛一种默契。牛歇够了，尚伯在鞋底上磕磕烟灰，肩扛着犁吆牛回家。我问为啥不让牛背犁？尚伯说牛累了。人嘛，总得有个良心。
有一次，尚伯和我讨论牛最喜欢吃什么的问题。尚伯问我：人最爱吃肉，牛呢？我说嫩包谷棒，他摇摇头；我说麸子，他又摇摇头。尚伯叹口气说：我也琢磨不透，牛又不会说话。
我上了师范后，就很少回村子了，偶尔也惦记尚伯和黑牛，但身子懒了，事情又是那样的繁多。好不容易静下来，坐在书房里翻着一些书，冷不防在页面上就碰到“牛”字，心里就漾起一阵温馨。
女儿上小学那年，我调到了县政府办公室。一天，我在街上碰到当年的队长保才。闲聊中我问到尚伯，才知道那头小黑牛死了。我想知道一些细节，便引着他到我的办公室，泡了茶听他细说。保才告诉我，队里那些分掉的牲口不是死了，就是卖了。尚伯一直养着那头黑牛……黑牛没得过什么病，是老死的……尚伯叫了村里的小伙把黑牛拉到山坡上一棵柿子树下埋了……每年柿子红了时，尚伯坐在柿子树下说着一些话。比如，他就听见了一句：牛啊，你吃柿子不？
我怔怔地坐着，想不通尚伯为啥让牛吃柿子。有些事，有些情感，我还没有搞懂。
乖娥
乖娥这名字，感觉里顺从、听话。她一嫁到南正村，村里人却傻了眼。她的头发扎成那种马尾巴型，一路风风火火。村里人就预言，这个新媳妇不是个省油的灯。后来，又听见了她男人一样的大嗓门。
刚结婚那年冬天，她和丈夫吵嘴。街坊邻居只听见她在家里吼，还伴有家具碰撞的响声。半夜，她跑出家，跳进了村西公坟边的那口井。那是个枯井，没有水，也不深，不会对生命造成危险。早上人们下地干活，听见井里有人大声呼叫，几个小伙把她拉了上来。一上来，蓬头垢面的她身子发抖，作出一副惊诧的样子：“谁把我扔井里了？”从那以后，丈夫凡事就让她三分。村子人都说：乖娥，一点也不乖哟。
丈夫是惠安化工厂的工人，队里分粮食，乖娥扛着粮食桩一口气从麦场上回家，那少说也有一里地。由于泼辣能干，人缘又好，她就当了妇女队长。大清早，她扯着大嗓门一户一户地叫人下地。谁要是来不及应声，她就咚咚咚地砸门。
有一阵儿早上干活前要学习毛主席语录，乖娥不是迟到，就是打盹儿。她平时嘴不饶人，和几个妇女有些矛盾，有人就借机给她寻事，造反派就就在戏楼上开她的批判会。那是村子的旧戏楼，一直赋闲着，驻留着蜘蛛、蟑螂、蝙蝠的足迹，收藏者麻雀和一些鸟儿的气息。我十岁年开始，却热闹起来，唱样板戏，开批判会，还有稍后几年的赛诗会。乖娥一上戏楼就装疯卖傻，摆着姿势唱着《红灯记》中李铁梅的句子：“听奶奶讲革命英勇悲壮，却原来我是风里生来雨里长……”脸上一副悲戚的神态。村子人好久没有开心的笑了，于是借着她的表演，张开大嘴，笑成一锅粥。戏楼上有好多麻雀窝，它们从来都没见过这样喧闹的景象，惊恐地飞出戏楼在空中乱窜。造反派一看这阵势没法收拾，就摆摆手说：“一个疯子，批判啥呢，散会，散会。”
乖娥凡事都要在村子争第一。缝纫机、手表、自行车。在那时是令人羡慕的“三大件”。都被她抢了个第一。然而，无论是谁，完美几乎是不可能的。不知道哪儿出了故障，她的儿子两岁了还不会说话，她和丈夫四处求医，丈夫的工资花完了，她的积蓄花光了，儿子还是发不出声音，她就有了一种悲伤。刚刚三十岁，额头上已经现出皱纹。头上的“马尾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易于梳理的“剪发头”。
儿子十岁了还是不会说话。仿佛，命运要让这个女人低头，要让她的性格顺从她的名字。那几年，乖娥收敛了自己的天性。走路低着头，说话憋着声，一听到别人的孩子开心的笑声，就溜墙角走路。
一晃，政策开放了，乖娥的天性绽放开来。她开始承包了村上的一个砖瓦窖，赔了两千多元。她又贩服装，几天一趟地跑广州，很快挣了三万多。她用这钱办了个电器厂，成了乡上的纳税大户，成了女企业家，手机、电脑、楼房、汽车都有了。她到县城办完事来找我聊天。当我问到她儿子时，她的神情顿时沮丧下来：“一个人，再有多少钱，也不抵一个会说话的儿子！”她说儿子爱捣弄电器。有一天，电视机没声了，儿子不知怎么捣腾的，等她晚上回来，电视又有声了。她摸着后脑勺说：“要是会说话呢，哪还不成了教授了”？
离车十几步，乖娥就按了小车的遥控。打开门，一猫腰就钻进了宝马。她的后脑，头发盘成一个圆形，别着一个蓝水晶发卡，让我想起电视里那种成功中年女性的发型。
偶然翻开辞典，意外地发现在古时，乖的本义指背离、违背、不和谐，后来的词义竟与它背道而驰。乖娥的乖，其实是延续了这个词的本来意思。
四叔
南正村也有奇人，四叔就是一个。四叔小时，村里没有人认为他是个好孩子。冬天，他点燃了自家院子的麦秸垛烤火，差点毁了土屋。逃学挨了父亲一顿打，他钻进炕洞一天不出来，害得家人和亲戚邻居十里八里地寻找。上三年级时，他给同桌的女同学书包里放进—只蛤蟆，幸灾乐祸地瞧着那个女同学大呼小叫。上课前，他在教室门顶上架一只笤帚，笤帚上堆着尘土，老师推门而入，笤帚和土便落在老师头上……四叔慢慢长大了，伴随着成长的过程，他的名声越来越坏，以至于没有同学愿意与他同桌。他一站在篮球场上，其他同学便四散而逃，他不投篮，而是狠劲地用篮球砸篮板，满操场都能听到嗵嗵嗵的响声。
四叔是“老三届”。初中快要毕业时，他忽然就成了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他在学校里造了老师的反，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于是屁股后面有了一群追随者。他不满足在校园里“革命”，很快，公社的头头们被他赶出了公社大门。他没收了公社的大印，装在了自己身上。
那时乡村大地到处流传着四叔的故事。他要批斗谁，谁就得上台子低头：他要抄谁的家，谁家就得遭殃；他要让谁游街，谁的胸前就得挂上牌牌，头上顶着纸糊的尖帽子……他还闹出了笑话，给两个男人发了结婚证。他的聪明才智在那个年代里发挥得淋漓尽致。
四叔的辉煌很短命。公社革委会成立以后，他就从公社大院消失了。往后的几年，虽说还有这样那样的运动，但都和他没有多大关系了。他回村种地，兜里每天都揣着一张报纸。田间休息时，他就看报纸。他的脖子细长，好像捞鱼鸭。阳光在报纸上跳跃着，风无遮无挡地从报纸上拂过。读着读着，报纸就掉在了脚上，他打起了响声很亮的呼噜。
四叔一直没有娶上媳妇。没有人家肯把女儿嫁给这个声名狼藉的人物。对于他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巨变，人们更是不可理解，担心他神经出了问题。在人们异样的目光中，他显得更孤独，黄昏时如果有个背影在村外漂零，那就一定是他。
三十岁那年，四叔铺着柴草蜷缩在村子东头的破庙里。天空飘落着雪花，村落弥漫着饮烟，正是做晚饭的时刻。那庙没有门，一个女人在门外站着。她挎着讨饭的篮子，消瘦，疲惫，有三十多岁的样子。四叔的眼前一亮，浑身燥热，从柴草铺上一跃而起，冲出门将那女人拉进庙里。于是，那破庙让四叔成了一个男人。第二天正午时分，他把那甘肃口音的女人领回家，跪在父母膝下。“爹娘，我和这女人去甘肃呀。” 他的父母为儿子和那女人草草地操持了婚礼。没有摆席，但一锅一锅的臊子面从上午一直吃到傍晚。村子家家户户都来了人。老人们说：“娃呀，想回来就回来，天底下还是咱这儿好。”年轻人说：“四哥，去外头闯**去，混出去个样儿让人看看。” 村长西财说：“村子给你留着地，在外头混不下去了把媳妇引回来种地。” 四叔想当年曾让西财戴帽挂牌游街的情景，忽然放声恸哭，哭得惊天动地。
第二天，在村子人的瞩目下，四叔和那女人上路了。女人在前，他在后。他拉长脖子这儿瞧瞧，那儿看看，似乎有些眷恋这块土地，脚步犹疑迟缓。那个清晨有雾，他的背影渐渐模糊。
南正的人想着四叔会叶落归根，但总是没有他的音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