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借狐鬼抒“孤愤”1

假借狐鬼抒“孤愤”——《聊斋》的思想内涵

任何文学作品都是时代的产物，并以某种方式或直接或曲折地反映着时代。蒲松龄的《聊斋》也不例外。

蒲松龄所处的时代正是明末清初的大变动时代，而与以前多数历史阶段的大变动不同的是，清代是一个以少数民族统治汉族的特殊时代，这在向来只习惯于接受本民族的统治的汉族知识分子来说，又会生出许多特别的感情来。他晚年自题画像谓“作世俗装，实非本意，恐为百世后所怪笑也”，可见他对清朝统治者是不满的。

蒲松龄诞生的明朝末年，内忧外患十分严重，北面日益强大的满族统治者正睥睨中原，沿海的“海贼”、“倭寇”也频繁骚扰，农民起义的烽火更是此伏彼起，越烧越旺。李自成、张献忠义军声势浩大，作者的家乡也先后发生了白莲教、谢迁、于七等小规模起义。熹宗时（1621—1627）有童谣云：“天下兵起，遍地皆烟。”极形象地描绘出了明末统治者坐在“火山口”之上的岌岌可危的处境。蒲松龄诞生这年，正值山东大旱，受灾的百姓被饥饿所迫，到了吃死人肉充饥的地步。这种种严重的天灾人祸，对蒲松龄不能不发生深刻的影响并且在后来的《聊斋》创作中也有所反映。

清王朝建立以后，同历代统治阶级一样，也是软硬兼施、恩威并用，以图巩固自己的统治。当它逐个收拾完残余的农民武装和反叛的地方势力后，也不忘笼络人心。开科举选录人才，就是它的“文治”手段之一。但与此同时，它并没有忘记思想的钳制，大兴“文字狱”就是它留给历史的独特记录。在蒲松龄的一生中，着名的文字狱案就有七起： 顺治九年（1652）程可则的试策案，康熙元年（1662）金人瑞的哭庙案，康熙二年庄廷珑的《明史》案，康熙六年沈天南诗集案，康熙七年即墨黄培案，康熙二十六年朱方旦密书案，康熙五十年戴名世的《南山集》案。清王朝对文字狱的处分是残酷无情的，哪怕是大名人，也照样格杀勿论，而且肆意株连。像《明史》案，“主犯”庄廷珑死后被“戮尸”，还株连杀死70多人，充军者更不计其数。这种血腥的高压政策，终于取得了效果：“从清朝的文字狱以后，文人不敢做野史了”（鲁迅《再谈保留》），“到乾隆年间，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所谓读书人，便只好躲起来读经，校刊古书，做些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有些新意，也还是不行的；不是学韩，便是学苏”（鲁迅《无声的中国》）。处在这样一种特殊背景下的蒲松龄，既感到文字狱阴影的威胁，又并未被吓倒，加之他毕竟是处在“天高皇帝远”的穷乡僻壤，总算还给我们留下了一部寄寓孤愤的《聊斋》。

明末清初也是宋明理学思想禁锢逐渐崩溃的时期。宋明以来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陈腐思想，在明代就已受到猛烈的冲击。代表资本主义萌芽的市民阶层和一些手工业者，不顾明王朝的禁令，在爱情婚姻问题上表现了极其大胆的追求，甚至有矫枉过正走向色情的极端表现。诸如《金瓶梅》、“三言二拍”乃至《山歌》、《挂枝儿》等小说和民歌，都不免有一些被认为是露骨的性描写的内容，以至于今天仍成为它们流传之累。其中重要的原因乃是“物极必反”使然。蒲松龄生活的那个时代，《金瓶梅》之类的书大概已相当流行，有充分证据证明他不但读过此书，而且还颇受书中思想的影响。他35岁时写的俚曲《琴瑟乐》，不但多处原封不动地抄录《金瓶梅》的内容，而且整首俚曲的基调就是歌颂青年男女新婚时**的快乐，明显地受到《金瓶梅》的影响。在阅读和分析《聊斋》的爱情题材小说时，我们不能忘记这一点。

另外，明末清初也是文言短篇小说相对繁荣的时期。我国的文言短篇小说，滥觞于《山海经》，魏晋时略具规模，形成了以《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和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两大流派。至唐传奇，形成文言小说的第一个高峰。鲁迅认为，到了唐代“始有意为小说”，唐传奇“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唐之传奇文》上）。只是这些“唐代特绝之作”（同上），到了宋明，则每况愈下，逐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波澜壮阔的长、短篇白话小说。但是，文言短篇小说由明初瞿佑的《剪灯新话》掀起一个小小波澜平息后，“迨嘉靖间，唐人小说乃复出，书估往往刺取《太平广记》中文，杂以他书，刻为丛集，真伪错杂，而颇盛行。文人虽素与小说无缘者，亦每为异人侠客童奴以至虎狗虫蚁作传，置之集中。盖传奇风韵，明末实弥漫天下，至易代不改也。”像清初张潮辑的《虞初新志》，就收了大作家魏禧、周亮工、吴伟业、方苞、王士禛等人150篇作品，其中真人真事与神怪灵异、烈狐义犬错杂并出，正可说是这种弥漫天下的风气的代表。蒲松龄浸**于这种“风气”之中，很早就喜欢上了这种传奇志怪的文言小说。“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正是他最好的自我写照。易宗夔在《新世说》中说：“蒲留仙研精训典，究心古学，目击清初乱离时事，思欲假借狐鬼，纂成一书，以抒孤愤而谂识者。”

正是在这样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和厚实深远的遗产基础上，蒲松龄倾注了数十年的心血，才铸就了他不朽的巨着《聊斋志异》，使之成为唐以后文言短篇小说又一个（也是最后一个）高峰。

至于蒲松龄究竟什么时候开始创作《聊斋》？现在还有些争论，但一般认为，康熙十八年（1679）春他40岁时，此书已初具规模。因为，这年他写下了着名的《聊斋自志》，其中谈到他写作此书的目的、动机、经过以及感慨等等。“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明确宣告，他的着作已经完成。他的儿子蒲箬在《柳泉公行述》中说：“如《志异》八卷，渔搜闻见。抒写襟怀，积数年而成。”这个“数年”，可以理解为他集中精力写作加工和编纂成书的时间。实际上，由于本书的性质属不相关的短篇集子，而在蒲松龄生前又没能正式出版，因此，在此之前收集材料，在此之后修改加工乃至增加新的篇目都是很正常、很容易理解的事。

从《聊斋》中的记载看，最早的一篇是康熙七年的《地震》：“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戌刻，地大震。余适客稷下。”时间记得如此精确，应是当时的记录，而不大可能是事后的回忆。两年后，他31岁时，应邀担任宝应县令孙蕙的幕僚，路上就有“途中寂寞姑言鬼，舟上招摇意欲仙”的诗句，而且因为在旅馆里得到人家撰写的《桑生传》，后来采其崖略加工成《莲香》。次年有《感愤》诗，自述“新闻总入狐鬼史，斗酒难消磊块愁”（《感愤》）。说明他这时候正在积极收集素材和创作小说。康熙十八年，他在答王士禛题的《聊斋志异》七绝时写道：“《志异》书成共笑之，布袍萧索鬓如丝。十年颇得黄州意，冷雨寒灯夜话时。”（《次韵答王司寇阮亭先生见赠》）从康熙七年到康熙十八年春，前后正好10年左右。

《自志》写好之后，大概蒲松龄就在寻找机会争取刊刻，所以同年“春日谷旦”，就有紫霞道人高珩的序言。康熙二十一年仲秋，唐梦赉的序中说，蒲松龄“于制艺举业之暇，凡所见闻，辄为笔记，大要多鬼狐怪异之事”。并说“向得其一卷，辄为同人取去；今再得其一卷阅之，凡为余所习知者，十之三四”（《聊斋志异序》）。说明当时《聊斋志异》虽未出书，但已广泛流传，以至于一卷中十分之三四的内容，唐梦赉竟然在看到书以前就“习知”了。康熙二十年，蒲松龄与王士禛在毕家见面，虽然地位悬殊，但居然“相逢快语彻清宵”。离别后，王又主动来信索要此书的原稿看，而蒲的稿本正好被别人借去，蒲回信表示“中元以后”将索回寄出。王后来看到《聊斋志异》，对有些作品还写了点评语，并写了一首读后感似的诗：“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聊斋志异题辞》）诗虽然颇有“神韵”，实则空泛，并未搔着痒处。大概就是这段交往，后来便演化出王士禛愿意以千金易《志异》稿，代为刊刻的故事，实为无稽。蒲松龄晚年（1701），还致书王士禛，“与同人共录”《聊斋》，“辑为二册”，希望王“进而教之”，并希望靠他的“游扬而传”（《与阮亭王先生书》）。可见，蒲松龄尽管“生前名扬海内”，为《聊斋》的刊刻作了多方努力，但他生前终未能看到它的问世，这不能不说是他的悲哀。

书成后一直未能刊刻，对作者来说，可能是一个打击，但另一方面，也是一件好事，那就是作者可以不断补充和反复修改他的作品。《聊斋》中有许多篇目明确写出着成年月的远在《自志》之后，最晚的一篇《夏雪》记的是康熙四十六年（1707）七月，至少是这年七月以后的作品。这说明他在1701年抄寄王士禛两册的基础上还有所增加。现存的半部《聊斋志异》原稿，一般认为是最后定稿的清稿本，但大部分不是蒲松龄自己抄录的，而是多由别人代为誊抄，再由他校对修改定稿的。而这种“清稿本”上，改动还甚多。可以想见，在“清稿本”之前，蒲松龄是不会少作改动的。蒲箬等的《祭父文》说蒲松龄“暮年着《聊斋志异》八卷，每卷各数万言”，恐怕指的就是这个不断修订最后抄清的本子。它与蒲40岁时写《自志》称“书成”并不矛盾。

其实，愿出千金购《聊斋志异》的人是有的，不过不是王士禛，而是山东按察使喻成龙。他邀蒲松龄去济南谈“易稿”之事遭到蒲的拒绝后，便将原稿还给了蒲，刊刻之事自然无从谈起。在蒲生前，基本上抄全《聊斋志异》的是比蒲小30岁的贵公子朱缃。据蒲立德的《书〈聊斋志异〉朱刻卷后》来看，朱是打算刊刻此书的，大概是因为他突然早逝，以至于未能实现。

现在能见到的除半部稿本8册外，最早的抄本是康熙年间的抄本，存4全册又两残册，共收作品250篇。另外，有历城张希杰乾隆十六年（1751）的“铸雪斋抄本”，约抄于乾隆十五年至三十年之间的24卷旧抄本，乾隆时黄炎熙的十二卷选抄本（现缺二、十二两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