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独特的“尾巴”2

还有一类作品，表面上似乎写的是荒诞、迷信之事，实际上作者却另有寓意，只有通过“异史氏曰”才能发现其价值所在。如《鬼哭》、《李伯言》、《僧术》、《冤狱》、《犬奸》等，都是这方面的例子。特别是像《犬奸》这类作品，不少人认为它属于“糟粕”，或芟除之，或贬斥之，恐未免失之表面。文末，“异史氏”有一段骈文“判词”，的确有点玩世不恭的味道，甚至带有一点低级趣味。但是作品后面，“判词”前面还有一段话：“呜呼！天地之大，真无所不有矣。然人面而兽交者，独一妇也乎哉？”从性质上看，这话也应属作者独有的“异史氏曰”的范畴，只此一句，便透露出作者借题发挥的无限深意。如果这种看法能够成立，恐怕对《犬奸》这类作品也应刮目相看才是。

“异史氏曰”的第三种功用是作“桥梁”，它把读者由此岸送到彼岸，让他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这一类的“异史氏曰”往往是引申过渡、补叙发挥的内容，有些甚至可以说，达到了“喧宾夺主”的程度。像《黑兽》就是典型的例子。故事正文是转述李敬一的见闻，不足百字，讲的是虎怕“黑兽”的“异闻”，“异史氏曰”则超过了正文的字数，它由“虎怕黑兽”的故事出发，又补叙了一个“狝畏狨”的故事，似乎是发明其“凡物各有所制，理不可解”的道理。但到最后，作者突然笔锋一转：“余尝谓贪吏似狨，亦且揣民之肥瘠而志之，而裂食之；而民之戢耳听食，莫敢喘息，蚩蚩之情，亦犹是也。可哀也夫！”这种巧妙的“过渡”，不仅让读者看到了新的故事，而且带领读者登上了新的思想高峰。封建社会中，善良的百姓任官吏们鱼肉，敢怒而不敢言（当然，忍无可忍之时，揭竿而起的情况也不少见），这种现象在当时可说是屡见不鲜的。作者对此肯定深有体会，所以愿意充当这类“小民”的代言人，替他们一吐心中的块垒。《聊斋》之作，大多数似乎也可以这样看。又如《夏雪》，正文记的是丁亥年（1707年）苏州一场夏雪引出的怪异，在本事之后，作者已经点明了“由此观之，神亦喜谄，宜乎治下部者之得车多矣”的主题。但还觉得意犹未尽，又写了一段远远超过正文的“异史氏曰”，先是对“下者益谄，上者益骄”的“世风之变”发出感慨，接着以康熙40多年间称呼的变化为例，印证这个结论，对于社会上骄下谄上的恶劣风气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并指出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乃是“因得贵倨者之悦”而逐渐传播开去的。最后补叙的丁亥年六月河南归德府大雪之事，犹如一记回马枪，照应前文，更是发人深省。至于像《马介甫》的“异史氏曰”附上作者所作的《妙音经续言》，以进一步阐述“惧内”这一“天下之通病”，实际是由小说而过渡到骈文，又是一种格局。虽说出自作者的偏爱，但作为一个整体，在“尾巴”中装入这么长长一篇文字，确有“尾大不掉”之嫌，从写作的角度看，是不足取的。

“异史氏曰”的第四种功用可称之为“镜子”作用，通过它，可以直接看到作者的真实的思想。小说是客观实际在作家头脑中所反映的产物。小说中当然有作家的影子，但小说所表现的思想毕竟并不等于作家的思想；像《聊斋》这样取材民间传说、又夹杂鬼狐怪异的作品就更是如此了。然而，“异史氏曰”则不同。它完全是作者思想的直接表现，从它来判别作者的思想是可靠的。如果研究作家的世界观，“异史氏曰”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从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进步的世界观在蒲松龄身上占着主导地位。在反对贪官污吏、揭露科举弊病、歌颂爱情友谊这所谓的“三大主题”中，作者的“异史氏曰”都鲜明地表现出一种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倾向。譬如《王十》，故事中已表明作者对小盐贩的深切同情，在“异史氏曰”中更进一步阐明了他对政府查禁私盐的看法：

盐之一道，朝廷之所谓私，乃不从乎公者也；官与商之所谓私，乃不从乎其私者也。近日齐、鲁新规，土商随在设肆，各限疆域，不惟此邑之民，不得去之彼邑；即此肆之民，不得去之彼肆。而肆中则潜设饵以钓他邑之民： 其售于他邑，则廉其值；而售诸土人，则倍其价以昂之。而又设逻于道，使境内之人，皆不得逃吾网。其有境内冒他邑以来者，法不宥。彼此互相钓，而越肆假冒之愚民益多。一被逻获，则先以刀杖残其胫股而后送诸官，官则桎梏之，是名“私盐”。呜呼！冤哉！漏数万之税非私，而负升斗之盐则私之；本境售诸他境非私，而本境买诸本境则私之，冤矣！律中“盐法”最严，而独于贫难军民、背负易食者不之禁，今则一切不禁而专杀此贫难军民！且夫贫难军民，妻子嗷嗷，上守法而不盗，下知耻而不倡，不得已而揭十母而求一子。使邑尽此民，即夜不闭户可也，非天下之良民乎哉！彼肆商者，不但使之淘奈何，直当使涤狱厕耳！而官于春秋节，受其斯须之润，遂以三尺法助使杀吾良民。然则为贫民计，莫若为盗及私铸耳： 盗者白昼劫人而官若聋，铸者炉火亘天而官若瞽，即异日淘河，尚不至如负贩者所得无几而官刑立至也。呜呼，上无慈惠之师，而听奸商之法日变日诡，奈何不顽民日生而良民日死哉！

这一篇文字，冯镇峦说是“可当一篇盐法论，读之真能洞见症结”。虽然长了点，但十分精彩，且不论其“武夷九曲，转之不穷，真是好看。后生解此，作文百发百中”（冯镇峦语），仅从思想性来看，从中可以看到作者坚定地站在“贫难军民”一边的鲜明立场，而对于官府国法，则表示了极大的义愤！他的这种思想可说是一贯的。如《红玉》中说：“官宰悠悠，竖人毛发”，《李伯言》中公然“第恨无火烧临民之堂廨”，《向杲》表示：“天下事之指人发者多矣。使怨者常为人，恨不令暂作虎！”《王大》中说：“世事之不平，皆由为官者矫枉之过正也。”如此等等，话语激烈，态度鲜明，在同时代甚至前后一段时间内的作品中，是不多见的。

最后，“异史氏曰”也可当作一种“足迹”，为我们提供研究作品写作时间、地点、背景等线索。因为作者常常在“异史氏曰”中顺便交代这些内容。如《男生子》的“异史氏曰”说：

按此吴藩未叛前事也。吴既叛，闽抚蔡公疑杨，欲图之，而恐其为乱，以他故召之。杨妻夙智勇，疑之，沮杨行。杨不听。妻涕而送之。归则传齐诸将，披坚执锐，以待消息。少间，闻夫被诛，遂反攻蔡。蔡仓皇不知所为。幸标卒固守，不克乃去。去既远，蔡始戎装突出，率众大噪，人传为笑焉。后数年，盗乃就抚。未几，蔡暴亡。临卒，见杨操兵入，左右亦皆见之。呜呼！其鬼虽雄，而头不可复续矣！生子之妖，其兆于此耶？

这是比较长的交代背景材料并夹带评论的例子。《李象先》、《李八缸》等均属这一类。其他如《胭脂》、《折狱》、《捉狐射鬼》、《泥鬼》、《刘姓》等作品中提到的作者的师友情况，《张诚》、《狐梦》、《五羖大夫》等则叙及作品材料来源等情况。这些内容，对于考定作者的生平交游，作品成书年代及最初面貌等问题，仍有其不容忽视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