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聊斋》人物塑造之八： 巧合巧合，是文艺创作中运用得很广也很早的一种艺术手段。俗话说的“无巧不成书”就是我国古代的说书艺人的经验总结。而说书这门艺术，早在唐宋就见之于记载了。这种说书，其实是一种在口头发表的小说。可见，在文学作品中善于运用巧合，在我国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了。而我国着名的四部长篇小说，在巧合的运用上，都有很高的造诣。像《红楼梦》中的“宝玉挨打”，《水浒传》中的“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都是成功地运用巧合的范例。

所谓巧合，指的是把现实生活中似乎不大容易碰到一起的东西巧妙地让它们在文艺作品中来碰头。其中，有时间上的巧合，地点上的巧合，人与人关系上的巧合，也有人与一定社会的和自然的环境之间的巧合等等，俗话说“不是冤家不碰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之类，就是这种情况的一种反映。现实生活是无限丰富多彩的，但也是自然形态的。文学作品要使生活中自然形态的东西集中起来，典型化，就离不开巧合。譬如，本来是一年之中发生的事让它在一天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发生，本来是在两个地方发生的事让它集中到一个地方，本来是几个人的经历或言行，让它们加到一个人的身上，等等，这样一来，就增加了巧合的机会，就像增大压力之后，物质的分子之间接触的机会增多一样。作家运用巧合，就是要善于利用和制造这样的机会，千方百计为塑造作品中的人物服务。蒲松龄的《聊斋》在这方面提供了引人注目的经验。

首先，《聊斋》善于运用巧合来增加故事的曲折性和趣味性，使之更富有吸引力。如《张诚》很多关键的地方都运用了巧合的艺术手段，使故事显得蜿蜒曲折，变化莫测。张氏的继室牛氏残酷虐待前妻的儿子张纳，但她自己的儿子张诚却对哥哥十分友爱。哥哥没有吃，他偷给哥哥吃；哥哥砍柴有困难，他去偷偷帮着砍。张纳怕他有意外，说了一句“山中虎狼多”，要求老师管住弟弟，不让他上山。谁知这句顺口之言竟不幸而言中，张诚果然被老虎衔去，何其巧也。张纳为此自杀还不能取得后母的谅解，又出于对弟弟的真挚友爱，决心“穿云入海往寻弟”。在这个过程中，处处贯串了巧合。他有意寻弟，千辛万苦，流离数年却一无所得；当他感到绝望，不想也不敢想寻的时候，倒寻到了。本来是哥哥找弟弟，倒变成了弟弟先发现哥哥，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不是很巧吗？但更巧的是，原来，从虎口中救下张诚的张别驾，不是别人，恰恰正是他们未见过面的大哥！这种巧合是如此的出人意外，以至于作品中的张诚兄弟都感到大惑不解了。然而，经过太夫人一番解说，一切又显得那么顺理成章，合乎情理了。《书痴》写书呆子郎玉柱的“巧遇”则颇为有趣味。他笃信父亲给他写的座右铭，相信“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而后来果然踏地陷足发现古人的窖粟；梯登高架，找到金辇径尺；又在《汉书》的书页中，见到了纸剪美人颜如玉。前二者虽是败粟，假金，但美人却变成真的，并与之结成了夫妇。这样的事，巧得出奇，又巧得有趣，总使人觉得带着一种书呆子的特有气味！

在作品中人事关系复杂、头绪纷繁的情况下，巧合常常被用来剪裁事件，牵引人物，使得结构紧凑，人物精简，性格突出。小说《胭脂》，写的也是一场戏言成巧祸的官司，它得力于巧合的地方就很多。王氏一句戏言，引动少女胭脂对鄂秋隼的爱慕之情，王氏的奸夫宿介得知这个情况后，想趁机冒充鄂生去行奸，因胭脂的奋力反抗而未成，他又强脱少女的绣鞋想留作进一步要挟的信物，恰巧就会在路上失落，又恰巧会被另一个无赖毛大拾得。当毛大也想去趁机敲诈时，恰巧又会误入胭脂父亲的住所，又恰巧无法逃避，以致酿成一场血案。正是这种巧合，精简了作品的篇幅。不然的话，这样一个复杂的案子，时间、空间、人物都处于变动之中，要一一交代明白，势必要多费许多笔墨。正是这种巧合所具有的出人意料的偶然因素，就增加了办案的复杂性。使得只看现象不看本质的县邑各官和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吴南岱等人，暴露了他们的弱点；而又由于这种出人意外的巧合仍在情理之中，故施愚山先生乃得以作出符合实际的公正判决。

以巧合来突出人物与环境的矛盾，揭示人物的命运，也是《聊斋》常用的手法。俗话说的“屋漏更遭连夜雨，行船偏遇顶头风”，正是这类巧合的形象写照。《王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王成是个正直的人，但是“性最懒”，以至于穷得被子都没有盖了。在这种情况下，他拾到一股金钗，并不想据为己有去换饭吃和衣穿，而是等待着交给失主。巧得很，原来失主竟是与他的祖父有过一段情缘的狐仙。因此，助他钱财，要他去都城卖葛，并嘱咐他：“宜勤勿懒，宜急勿缓；迟之一日，悔之已晚！”可是，途中偏偏下起了大雨，使他误了行程，错过了卖好价的机会；后来，贱卖折本而得的一点钱，偏偏又会在旅店丢失；而店主人借钱给他去贩鹑，偏偏又遇到几天**雨，使得一担鹑死剩一只。如此的描写，都是巧合： 倒霉的事全给他碰上了。但是，这一系列的打击既是为那一只“常胜将军”鹑的出场作铺垫，又是为王成懒而正直的性格的展开作引导，并非故弄玄虚，也不是无的放矢。

总之，《聊斋》无论是在故事的发展、人物的遭际方面还是在主题的表达、环境的描述方面，都是充分而巧妙地利用了巧合这一艺术手段的。所以，使得故事的发展往往出人意外。但在多数情况下，这种出人意外的巧合，又都是在人们的情理之中的，并不使人感到突然和荒谬。

《聊斋》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

首先在于《聊斋》的巧合多数是巧得有生活依据，符合社会真实和生活逻辑的。用哲学上的话来说，就是这种偶然性的巧合是受着必然性支配的。曹禺同志谈到他的《雷雨》时说过：“一部《雷雨》全都是巧合。明明是巧合，是作者编的，又要让人看戏时觉不出是巧合，相信生活本来就是这样，应该是这样。这就要写出生活逻辑的依据以及人物性格、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必然性来。”俗话说：“熟能生巧。”这个熟，不但指熟练的技巧，更重要的是指对生活的熟悉。一个作家对生活愈熟悉，对生活素材的使用就愈巧妙；相反，缺少生活或对生活只有浮光掠影、一知半解的人，往往结构拖沓、情节冗长，一定不会有什么精巧的构思。蒲由于对他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是十分熟悉的，所以，写出来尽管巧妙，但并不荒谬。像《胭脂》、《冤狱》、《局诈》、《念秧》、《韦公子》等作品，里面描写的事情，都是巧得出人意料的，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是，像这类事情在封建社会又是普遍的、大量的、每日每时发生的。因此，这种偶然性中又体现了充分的必然性。即以短篇《韦公子》来说，荒**无耻的花花太岁韦公子一生寻花问柳，十几年之后，竟然又**污了自己的亲生女儿及儿媳。以天下之大，这样的巧合的确是少有的，但是，由于韦公子是一个“婢妇有色无不私者”的**棍，又尝载金数千，意欲“尽览天下名妓”，因而到处勾留，这样的狗彘之行是完全可能发生的。而且，在一个以娼妓为合理，以私婢为合法的罪恶社会里，也存在着发生这种可悲可耻的事情内在必然性的。因此，韦公子遭遇的偶然性恰恰是一种必然的反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尔扎克所说的：“偶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 若想文思不竭，只要研究偶然就行”，是很有道理的。

其次，还在于它艺术上的“巧安排”。就是在作品中十分注意伏线、悬念、铺垫的使用，做到前后照应，疏而不漏。譬如前面说过的《张诚》中三兄弟的奇巧遭遇，都是严格按照生活逻辑而又巧加安排的。开头“齐大乱，妻为兵掠”一句，一方面是为张氏再娶引出主人公而设的理由；另一方面，也是为后来一家大团圆的喜剧结局伏下的重要线索。而张诚的被虎衔去，并没说他被虎咬死吃掉，这就为后来遇救留下了后路。所以，结局尽管巧得出人意外，但又完全是合情合理的，没有丝毫的漏洞。又如《西湖主》，前面写到陈生义释猪婆龙一事之后，便如逆水撑船，愈推愈远，似乎故事的发展与之毫无关系。但谁料到，这一伏笔正是解决尖锐矛盾，使陈生逢凶化吉，因祸得福的关键。试看王妃派人气势汹汹地来抓陈生时，谁不捏着一把汗！当婢子发现陈生之后，形势急转直下，阶下囚翻作座上客，不说读者，就连陈生自己也被弄糊涂了。直至王妃一番话，说明原委，照应了前头那一句看似无用的“闲笔”，我们才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正是这种细针密线的作风，使得《聊斋》不管如何巧夺天工，出神入化，都能给人以自然合理的感觉，而很少有露出破绽让人失望的时候。

《聊斋》里面“神”出“鬼”没，超现实的主人公往往有预知未来的本事，这就给许多巧合带上了神奇的色彩。可贵的是，蒲松龄并没有滥用这种方便，随心所欲地搞“戏不够，神来凑”的把戏。他对于超现实力量的使用，在大多数场合也都是让它们按照现实的逻辑行事的。譬如《红玉》，写狐女红玉与相如的结合，有点飘然而来的味道，但后来的发展却严格遵循了生活的逻辑： 红玉被相如的父亲冯翁骂了之后，便与相如泣别，不知所往。当相如所娶新妇被抢，父亲被打气死，自己被打伤而思报仇时，来了一个虬髯客愿代他报仇。虽然来得蹊跷，但是人们理解为他是红玉派来的也可，理解为受压迫的人民对恶霸的共有的反抗之情也可，都是有生活根据的。后来，官役丧心病狂地把相如的小婴儿抛弃于荒山野岭之中被红玉救去养大，似乎巧得令人难以置信。但是，红玉解释说，她是狐仙，恰巧晚上走路时听见孩子的哭声，就把他抱去抚养了。这不也是完全符合生活情理的吗？

当然，《聊斋》有少数作品往往借助于超现实的力量，使巧合带上浓厚的“命定”的味道。像《陈云栖》的写真毓生与女道士的悲欢离合，《青娥》的写霍生与青娥的爱情纠葛，《江城》、《邵女》的家庭纠纷，以至于《梦狼》、《王桂庵》那样的现实与梦幻相吻合的情节描写，都是植根于现实的矛盾之上不能发生或不会发生得这样奇巧的。它们虽然有助于故事的曲折离奇，但未免有点故弄玄虚的味道，因而是难以效法也不宜效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