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与不幸交织的一生1
幸与不幸交织的一生——蒲松龄的复杂人生阅历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少作家有着传奇式的生平，丰富、复杂的经历。比较起来，蒲松龄的一生要平凡、简单得多。虽然如此，却也交织着幸与不幸。
蒲松龄生于明末清初，经历了复杂而激烈的社会动**，造成了他生计的困窘，但也极大地丰富了他的阅历；他青年时期在秀才考试中脱颖而出，但此后却屡困场屋，使他无法进入官僚阶层，却为我们留下了一个伟大的作家；他长期坐馆，身居下层，个人饱尝辛酸，倒使他与下层劳动人民呼吸相通，有充分的资格充当他们的代言人。总之，他个人经历的这些挫折与不幸，为他进入中国文学史上的最高艺术殿堂创造了条件，又何其幸也！
蒲松龄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四月十六日生于山东淄川县满井庄（今蒲家庄）。其先祖可考者为元代总管蒲鲁浑、蒲鲁仁，为“般阳土着”，故有人认为蒲松龄应是蒙古族人，也有人称之为回族、女真族人。
蒲松龄的父亲蒲盘，字敏吾，“少肯研读，文效陶邓，器识超远，淹博经史”（路大荒《蒲柳泉先生年谱》），但到20多岁时，还没考上秀才，加上明末战乱，便愤而弃文经商，家称小康。为人不求闻达，乐善好施，到了晚年，连举四子，生活则日见艰难，以至于“不能延师，唯躬自教子”（蒲箬《柳泉公行述》）。几个孩子中，蒲松龄天资聪明，“经史皆过目能了”（同上），最受蒲盘钟爱。他把自己科举失意的痛苦埋于心底，精心培育孩子，希望蒲松龄能踏上仕宦坦途，搏取功名，实现自己的未竟志愿。
蒲松龄的少年时代，是一个充满血与火的时代。腐败的明王朝在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下，迅速瓦解，北方崛起的满族统治者依靠武力逐渐南侵，不久即取明而代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
清王朝在巩固自己政权的过程中，恩威并用，一方面以武力先后消灭各起义军和残余的南明王朝势力；一方面采取笼络汉人的各种怀柔政策，其中包括从明王朝继承过来的开科取士制度，使天下之士尽入其彀中。可怜的读书人无路可走，只得以努力应试为“正途”了。蒲松龄虽称不上“遗少”，但毕竟经历过两个王朝，幼小心灵中的这些烙印后来在他的作品中多少看得出一些影子。特别是发生在他家乡的谢迁起义，曾波及他的居住地，受到他父亲及叔叔的抵抗，不能不在他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蒲松龄从小跟父亲读书，虽没有受教于学府，但经史子集，诗文词曲，却无不打下扎实的基础。由于身处乡间，还造成了他对乡土文学及农村实用书的巨大兴趣。他后来之所以能写出很好的方言俚曲及一大批面向农村的启蒙读物，是与他的这种独特经历分不开的。
蒲松龄在16岁之前，父亲便给他订了亲，对象是“文战有声”的刘国鼎的次女。16岁那年，民间盛传顺治皇帝“将选良家子充掖庭，人情涌动”，刘国鼎担心女儿被选进深宫，便提早将女儿送到婆家；过了两年，蒲松龄18岁时，才正式结为夫妻。刘氏为人温和谨慎，朴讷寡言，颇得婆婆欢心，但遭到妯娌的非议，以至于蒲松龄的父亲不得不让几个儿子分家，自立门户。在财产分割上，松龄夫妇大概比较老实，所以甚是吃亏： 分到20亩薄田，“岁歉”时只能收“荍五斗，粟三斗”，杂物器具好的被兄弟抢去，住房是“兄弟皆得夏屋，爨舍闲房皆具；松龄独异： 居惟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小树丛丛，蓬蒿满之”（《述刘氏行实》）。但是，刘氏安贫乐道，勤俭治家，使蒲松龄在家无冻馁之苦，出外无后顾之忧，堪称是知心的贤内助。他一生文学有成，《聊斋》能取得如此成就，刘孺人功不可没。
青年蒲松龄，年少气盛，刻苦努力，经、史、诗、文之外，对于当时的科举科目，自认为也是烂熟于心；加之新婚燕尔，自然春风得意。19岁参加秀才考试，在淄川县、济南府、山东学道的三场考试中，连连夺冠，补博士弟子员，从此“文名藉藉诸生间”。主考官施闰章爱才如命，对蒲松龄的才气大为赞赏，认为他的文章“直足以维风移俗”，而且“观书如月，运笔如风，有掉臂游行之乐”。而蒲松龄对于这位赏识他的主考官的文才人品也极为推崇，在他后来写的《胭脂》小说中，曾这样说道：“愚山先生（按： 即施闰章）吾师也。方见知时，余犹童子。窃见其奖进士子，拳拳如恐不尽；小有冤抑，必委曲呵护之，曾不肯作威学校，以媚权要。真宣圣之护法，不止一代宗匠衡文无屈士已也。而爱才如命，尤非后世学使虚应故事者所及。”
可惜，封建社会里，像施闰章这种“爱才如命”的有权势人物太少了，致使像蒲松龄这样的青年终于升不上去，无法施展其才能，实现其抱负。在秀才考试中夺得三连冠的蒲松龄，曾经踌躇满志，自以为蟾宫折桂，指日可待。第二年，与张笃庆、李希梅、王鹿瞻等结“郢中诗社”，希望“由此学问可以相长，躁志可以潜消，于文业亦非无补”（《郢中社序》）。但此后，尽管他刻苦钻研制艺，仍是“如棘闱辄见斥”，文战屡屡不利，直到撒手人寰，仍是个白衣秀才。这是他个人的不幸。但正是这种不幸，刺激了他走上了另一条路，开始注意搜集、整理和创作他的《聊斋》，这又是文坛之大幸。
蒲松龄在秀才考试中连连夺冠之后，可能就成了父亲的“重点培养对象”，免除了他的农作任务，让他“一心只读圣贤书”。这种特殊的待遇，在兄弟之间或许不至于有所非议，但妯娌之间，未免生出许多叽叽喳喳的问题，以至于冢妇与娣姒若为党，“时以虚舟之触为姑罪，呶呶者竞长舌无已时”（《述刘氏引述》），从而导致了分家。分家之后，“薄产不足自给，故岁岁游学，无暇治举子业”（蒲箬： 《柳泉公引述》）。不久，父亲病逝，更如雪上加霜，使他的日子越发难过。
在考取秀才以后直到31岁去做宝应县令孙蕙的幕僚之前这10多年间，蒲松龄的事迹难于稽考，据蒲箬等的《祭父文》云：“若夫家计萧条，五十年以舌耕度日，……而东西师生三十年，……无过于刺史毕先生家。”蒲松龄70岁才结束西铺坐馆生涯，按“五十年以舌耕度日”的说法，那么应是从20岁左右便开始了他的“游学”生涯。这种游学，很可能是与一些富裕人家的子弟一边读书，一边做些文字工作，换取一定的报酬。据袁世硕考证，在进入毕家之前，蒲松龄可能还曾在沈燕及、李希梅、王八垓家“游学”过参见袁世硕《蒲松龄事迹着述新考》，第26—49页。，应该说是有道理的。
在家计十分艰难的情况下，蒲松龄“无暇治举子业”，也许是没参加乡试，也许是匆忙准备后去参加结果落选，而这又加剧了他的穷困。直到康熙九年（1670）他31岁那年，生活才出现了一线转机。这一年，比蒲松龄大8岁的同乡孙蕙到江南宝应县当知县，特邀他去做幕僚，专司文书笔札。这种差使较之坐馆，报酬无疑要优厚得多，名声也好听一些，但对蒲松龄来说，他一生中这唯一的一次南游和幕僚生涯，却是他深入认识社会的最好契机。
蒲松龄于康熙九年夏秋之交动身去宝应，第二年秋天辞幕回故里。虽不过一年多时间蒲松龄《伤刘孔集》诗有“千里莲花幕，连床经岁余”之句。，但对他的一生以及他的《聊斋》创作的影响却是至为重要的。
县衙门是官场的缩影。作为县令的孙蕙几乎什么都要管，而且他还兼任了漕官、驿官的差使，送往迎来，应付上面的来人，有如“声使”，“婢膝奴颜，则状同伏鼠”；同级官僚，有趁灾荒贱买小姑娘为妾的**棍，有企图私吞漕米、驿马的贪官；下面的土豪劣绅，有依仗势力鱼肉乡民并不把县令放在眼内的恶棍等等。因为孙蕙都要蒲松龄这个高级幕宾代为应对，只能把事情真相和盘托出。这就使他对吏治的黑暗，人民的疾苦有了深切的了解。《聊斋》中那些揭露官场黑暗、官吏鱼肉百姓的名篇，如《梦狼》、《席方平》、《红玉》等等，之所以写得那样生动，那样有血有肉，与作者这段经历是分不开的。
一年多的南游，蒲松龄除了在宝应外，还随孙蕙去过高邮、扬州等地；另外，还途经了不少地方，饱览了大自然的美丽风光，阅尽人间的冷暖。同五花八门的人打交道，为他写作的仓库增添了许多素材。如他南下途中经沂州时，因避雨住进一家旅店，与一个名叫刘子敬的人抵足长谈。刘向他讲了一个动人的鬼狐与人的恋爱故事，并送给他王子章撰写的万余字的《桑生传》，他便据此写成了动人的名篇《莲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