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的形与神
人物的形与神——《聊斋》人物塑造之三： 表里我国古代的画论中，有所谓“神似”、“形似”的说法。一般认为，神似贵于形似。高明的画家固然要做到形似，但更要追求神似的更高境界。别林斯基就认为，一个伟大画家所画的肖像可以比照片更像本人，因为画像能够把人心中的奥秘显现出来。
文学创作也有与它相通的地方。文学作品要写人，当然离不开人的形貌，肖像描写，包括长相如何，穿着怎样，是难免要写的。但是，如果光写外表，即使描绘得再详细，人物形象也不一定站得起来，读者也不一定记得住。只有把精神世界写活了的人物形象，才会给读者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鲁迅说过：“读者所推见的人物，却并不一定和作者所设想的相同，巴尔扎克的小胡须的清瘦老人，到了高尔基的头里，也许变了粗蛮壮大的络腮胡子。不过那性格，言动，一定有些类似，大致不差。”可见，为读者着想，作家刻画人物的着力点应该放在性格、言行即人物的内心世界方面，而不能放在人物的外貌描写上。
一般说，人物的形与神，即外貌与内心，在一个具体对象身上总是统一的。写一个人物的时候，不可能将他的外表和内心作机械的割裂；要求着重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也并非否认肖像描写的作用。正如鲁迅笔下的阿Q头上的癞疮疤和破毡帽与阿Q精神不可分割一样，好的肖像描写是有着永久的魅力的。然而，中外优秀作家的创作表明，在人物刻画方面，尽管有的人物肖像画得仔细而逼真，不惜长篇大论，有的肖像寥寥几笔，只勾勒出一个大略的轮廓，但在强调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并把肖像描写用来为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服务这一点上，则是共同的。
《聊斋》继承的是我国古代小说中“轻貌重神”的传统。蒲松龄塑造人物形象时，很少把笔墨用在细致入微的肖像描写上，诸如眼睛如何大，鼻子如何高，面孔如何漂亮，头发什么样式，衣裤鞋帽是什么料作之类，都很少描绘。他介绍一个人物，往往只用一句“美丰姿”、“容华绝代”或“娇波流慧，细柳生姿”，“画黛弯蛾，莲钩蹴凤”之类的话形容一下，至于究竟“美”在什么地方，“美”到什么程度以至于两个以上的“容华绝代”的佳人是不是自相矛盾等等，他是不大管的。像《田七郎》那样，花了上百字去描绘田七郎的肖像和穿着打扮，在《聊斋》中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但是，为什么人物形象并不因为这种笼统的外貌描写而模糊呢？主要就在于作者着重通过言语、行动等刻画出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和精神风貌，从而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譬如《婴宁》，写少女婴宁的外貌只有“容华绝代”四个字，等于没有说。而作品通过26处描绘她不同的笑貌，就把她那种梅花般纯洁、可爱、“笑容可掬”的形象以及她敢于蔑视封建社会礼法纲常的反抗性格鲜明地呈现在读者眼前了。又如《狐谐》中的狐女，除了她所爱悦的万福在他们分别的前夕见到过她“颜色颇丽”之外，其他人甚至无法“一睹芳颜”。但是，这并没有妨碍她的形象的丰满性。通过她和客人的一次次戏谑谈笑，她那聪明、机智和诙谐的个性自然地给了读者以深刻的印象。还有那个与张虚一结下深厚友谊的胡四相公（《胡四相公》），也是只有声有行而无“形”，但通过他的“言动”，如惩罚假借狐仙之名以自神的巫婆、救朋友于贫困之中等，读者并不因为他的无“形”而感到单薄。又如《红玉》中的冯翁，外表是个什么样子，作者根本就没有交代，仅仅说他“年近六旬”而已。然而，当我们看到他由于看不惯红玉与儿子的非礼结合，而毫不留情地责骂两人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他在得知“权豪势要”宋氏强行夺去他的儿媳之后便“大怒，奔出，对其家人，指天画地，诟骂万端”的时候，他那略带点道学气的“方鲠”性格便昭然若揭了，并不使人有“相逢不相识”的遗憾。
在表现人物的形与神的矛盾统一关系方面，《聊斋》没有简单化、脸谱化，而是展示了多样性和复杂性，做到了外貌描写为人物个性的刻画服务。
一种情况是表现了人物外表美与内心美的统一。陈毅同志曾经说过：“文学是美学，艺术首先给人以美的享受，在美的享受中接受教育。当然，首先是我们无产阶级灵魂的美，道德品质上的美，但形象也要美。”他说的虽然是无产阶级的文艺，但对一切进步的文艺也都是适用的。文学作品要表现矛盾，就一定要写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对立。从灵魂到外表，都赋予人们喜爱的正面形象以美的特征，使人们产生美感，受到美的教育，不仅是一般人的愿望，也体现了文艺的美育功能。蒲松龄尽管不一定懂得这理论，但是他的作品多数都赋予他心目中进步的人以美的外表和美的内心世界。如天真烂漫、艳如梅花的婴宁（《婴宁》），热情正直、光彩夺目的娇娜（《娇娜》），坚贞不屈、质若芙蓉的鸦头（《鸦头》），少年老成、机智勇敢的贾儿（《贾儿》），这些体现了进步思想的人物，被写得内外莹洁，美如珠玉，使人不仅喜爱他们漂亮的外表，更喜爱他们冰清玉洁的内心世界，从而受到美的熏陶，得到思想上的启示。
但是，蒲松龄没有把这种形象外表美与内心美的统一模式化。他说过：“心之所好，原不在妍媸也。”（《吕无病》）因此，在写人时，他主要考虑的是如何写出人物的“心”，而人物的妍媸如何，全看写“心”的需要而定。正因为如此，《聊斋》中有一些作品给我们刻画的是一些内心与外表并不一致的艺术形象。
有的是外表丑而内心美的。譬如《陆判》中那个阎王殿的陆判官，“绿面赤须，貌尤狞恶”，一般胆小文人见了他吓得“瑟缩不安于座”。但是，他的心地却十分善良。对于诚恳待人的朱尔旦报之以赤诚，不仅帮他批改文章，还给他换了一颗聪明的心，为他夫人换了一颗漂亮的头。这种人在封建社会中是不多见的。作者赞扬他是“媸皮裹妍骨”，表示十分歆羡，是很有见地的。又如《乔女》中所写的乔女，既“黑”又“丑”，“壑一鼻，跛一足”。但是，她感戴孟生的知遇之情，生时不能与孟生成为夫妇，孟生死后，她不顾背后的非议，自愿为他抚养遗孤，帮他恢复产业，教子成材，至死不渝。其内心真是璀璨夺目，令人钦敬。
有的则相反，是外表漂亮而内心丑恶的。如《姚安》写“美丰标”的姚安是一个毒如蛇蝎的家伙。为了达到娶年轻貌美的女子绿娥做妻子的目的，竟然把自己原来的妻子骗到井边推下去淹死。娶回绿娥后，又疑神疑鬼，做出十分荒唐可笑的事情，终于又一次成为杀妻的罪犯。又如《嘉平公子》写的那个纨袴子弟，外表“风仪秀美”，但却是一个绣花枕头——肚里一包草，“不知风雅”，不仅“不解”对联，而且错别字连篇。本来因为爱他的外表美而“百术驱之不能去”的鬼娼，在看穿了他“虚有其表”的本质之后，自行愤然离去了。作品写道： 一日，“公子有谕仆帖，置案上，中多错谬：‘椒’讹‘菽’，‘姜’讹‘江’，‘可恨’讹‘可浪’。女见之，书其后： 何事‘可浪’？‘花菽生江’。有婿如此，不如为娼！”对一个秀外莠中的花花公子的讽刺真是入木三分。
蒲松龄的创作实践证明： 单单外表丑，而内心不丑，人物形象并不会丑，甚至会因为有内心美的对照而显得美；如果内心是丑的，外表写得再美也不能使人漂亮起来，反而会使人感觉更丑。《丑狐》一篇就是通过外貌丑而内心美的丑狐与外表美而内心腌臜的穆生的对比，使人觉得内心美的更美，内心丑的更丑了。《嘉平公子》中的鬼娼感慨说：“以貌取人，毋乃为天下笑乎！”这不仅是她的切身体会，也可以说是作者的感叹和塑造人物形象的一个原则。
一般说，人的外貌美丑是先天造成的，虽然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少有变化，但不会有根本的改观。然而，《聊斋》运用的是浪漫主义的方法，可以不受这种约束，而出现某些超现实的奇迹，以此来更好地刻画人物、揭示主题。《瑞云》对杭州名妓瑞云的描写就是如此。她“色艺无双”，而蔑视“富商贵介”，对“才名夙着，而家仅中赀”的贺生则一见倾心。但贺生无钱为她赎身，有情人成不了眷属。这时，奇迹发生了，有个仙人和生略施小技，使她由美变丑，因此遭到妓院老板的虐待，使她“日益憔悴”，“丑状类鬼”。贺生不改初衷，独于众人的姗笑之中，“货田倾装，买之而归”，而且坚持不另娶，与她相爱，“益笃”。由于他们金子一样光彩的内心世界感动了仙人，和生施以法水，瑞云又重现芳颜，“艳丽一如当年”。小说通过瑞云由美变丑，再由丑变美的曲折过程，揭露了当时社会中“以貌取人”的富商贵介的丑恶面目，歌颂了“不以妍媸易念”的纯洁坚贞的爱情。
《罗刹海市》通过幻想的故事，进一步把外貌与内心的描写同整个社会联系起来，愤怒地控诉了黑暗社会里美丑颠倒的反常现象。“美丰姿”的马骥，“从梨园子弟以锦帕缠头，美如好女，因复有‘俊人’之号”。因为海上遇风，被刮到罗刹国，这个国家号称“所重不在文章，而在形貌”，但其区分形貌美丑的标准完全是颠倒的。“其人皆奇丑。见马至，以为妖，群哗而走。”有长得“口鼻位置”端正的，“父母皆以为不祥，往往弃置之”，而所谓“美之极者”为上卿的“相国”是这样一副尊容：“双耳皆背生，鼻三孔，睫毛覆目如帘。”如此类推，“位渐卑，丑亦渐杀”。就是说，最丑的人被认为是最美的人。因而真正漂亮的马骥以真面目出现时，被当作怪物、妖怪；当他“以煤涂面作张飞”，化装变丑之后，反被认为很“美”，居然有人惊呼：“异哉！何前媸而今妍也。”并因此得了官职封赏。这种对外貌美丑的描写，已经超出了仅仅为刻画人物内心世界服务的界限，而有其更深刻的寓意了。正如冯镇峦指出的：“颠倒妍媸，变乱黑白，丑正直邪，人情有之，亦以讽世也。”
人物外表与内心之间的这种有一致有不一致的写法，是有着充分的生活依据的。现实社会中，好人面孔并不一定都漂亮，坏人也决不都是三角眼、扫帚眉、尖嘴猴腮，这是谁都看得见的事实。作为反映生活的文学作品，即使是描写人物的外形这样的“小节”，在表达作者的理想时，也要从生活实际出发，才会有形象的多样性，而不至于陷入千人一面的脸谱化的危机。
其次，这种外表与内心之间的矛盾或统一的描写，也往往与作家的爱好、风格以及创作方法等等有关。前面说过，陈毅同志要求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内心和形象都要美，但奥斯特洛夫斯基认为：“人的美并不在于外貌、衣服和发式，而在于他的本身，在于他的心，要是人没有内心的美，我们常常会厌恶他漂亮的外表。”他强调的则是人物的内心美。他们的话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正是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对人物形象多样化的要求，反映了作家艺术趣味和风格的差异。在创作实践中，这种例子俯拾皆是。譬如《红楼梦》的作者爱把他的理想人物写得外表漂亮可爱，而雨果笔下的理想人物则常常是畸形的、丑陋的，并且通过这种人物外貌与内心美丑的强烈对比来刻画人物的性格。着名的《巴黎圣母院》写了一个外表和内心都美的吉卜赛女郎，一个外表美但内心丑的主教大人，一个外表丑而内心美的钟楼怪人，正是这种强烈的对比，常常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聊斋》由于运用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在这种美丑的对比方面有着更广泛的自由，所以，人物的刻画往往能够做到面貌多样，神采各异，令人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