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傻子”树立的丰碑——读三本《出版史》

我们现在都以有五千年文明史而自豪。但是，使我们知道这五千年文明史的，是谁之力？除了考古发掘的文物，主要是图书。而图书之得以代代流传，又是谁之力？那就是出版。试想，如果没有那些代代相传的手写的、木刻的、石印的、铅印的、胶印的各种图书，我们将何以知道诸子百家、秦皇汉武？又怎么能自诩什么古代文明、四大发明？所以，文字的发明并以出版物的形式体现，实在是至伟至巨的功劳，说出版是人类文明支撑物，似乎也不为过。

那么，是些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为了什么目的，以什么样的精神和办法在从事出版工作？对这些问题，过去我们一向不大注意：外人固然不感兴趣或无能为力；作为“个中人”的出版工作者，自己信奉“默默为人作嫁”的真理，甘当“傻子”，甘当“无名英雄”，也没有人想过要在这方面作什么建树。直至1982年，王子野同志在《韬奋与出版》一书的序中提出建立出版学的时候，才引起子人们的重视。一时间，编辑学、出版学、出版史等等书刊、文章开始纷纷涌现。仅出版史方面，就有1985年张召奎的《中国出版史概要》（30万字，山西人民），1991年宋原放、李白坚的《中国出版史》（22.5万字，中国书籍），吉少甫主编，曹予庭、杨震方、周元高、顾承甫执笔的《中国出版简史》（40万字，学林），这是令人颇感欣慰的。

三本出版史中，后两种分别只写到近代和现代，而张着字数虽不算多，却从古代一直写到80年代，应该算是“通史”了，而且，“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这一章几乎占了全书的六分之一，加上近现代部分，占了三分之二强，可称得上是“厚今薄古”。

三本书所出时间不同，取材与写法也不相同。其中，宋、李着重在“以文化发展为背景，对现有的出版史料作新的编排与考察，力图对中国出版史作宏观的描述，竭力勾勒出中国出版史的发展线索、出版事业的大致轮廓和出版事业兴衰的历史动因，而较少作具体的学术考证”（见该书《序言》）。张着则致力于“对我国古代出版事业的产生和发展，有个粗略的总结和归纳，对近、现代出版事业的兴起和改进，作一个简要的阐述，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进行扼要的介绍，并以革命的出版事业为主线，初步勾画出我国出版事业发展的梗概”